欧商在中国｜魏博：一体化不是要做一样的事，而是各施其长

澎湃新闻 王基炜 制图

我叫魏博（Bernhard Weber），来自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下简称巴符州）。1982年，我在德国读本科时获得了一次到山东大学修读东亚研究专业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留学时光。本科毕业后我进入西门子工作，三年后被公司调往美国任职。1994年，因为西门子开始重视中国市场，得益于那段在山东大学留学的经历，我被调往中国，在南京开始工作。

2003年，我加入博世和西门子在中国合资的博西家用电器，在此后十几年时间内先后担任这家企业在中国地区的首席财务官以及大中华区的首席行政官，并于2018年夏天从博西家电退休，因为小儿子还未完成学业，我选择留在中国，并接受了现在的这份职位——巴符州首席驻华代表，为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及在中国有业务需求的巴符州企业提供支持。

说实话，在中国这么多年，我虽然因为公司业务到访过很多城市，但只在南京和无锡长期居住和生活过。我认为南京的独特之处在于较慢的生活节奏，城市的慢生活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毕竟与上海的快节奏相比，南京的早晚高峰情况不会太糟糕。南京的“慢”还体现在它的经济发展上，但这种“慢”也给了它很多学习机会。

南京以及整个江苏省保留了很强的制造业基础，这非常难得。美国当年就因为一些原因将制造业全部移出国门，现在特朗普政府想让制造业重新回来非常困难，因为这个国家不再具备相关领域的人才。

南京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2015年，《中国制造2025南京市实施方案（2015-2017）》公布之后，所有人都在讨论剥离制造业、引进高科技产业。但幸好几年后政府出现了明显的态度转向，重新认识到江苏制造业基础的巨大价值。

我认为，江苏政府开始为制造业能力感到自豪是一件好事，因为产业升级的衡量标准绝不仅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智能制造的比例也不可忽视。

现在的中国正在走向智能制造，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德国提出的工业4.0水平，大多数中国公司依然处于2.0阶段，正在逐渐从非常传统的制造业转型成为应用低程度自动化技术的制造业。在这方面，欧洲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就非常有意义，他们在高度自动化生产方面的经验可以帮助更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人才储备是向工业4.0迈进的前提

作为外资企业，我们一直期待中国制造业能够从质量、效率上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工业2.0模式早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紧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江苏，制造业人才短缺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一直是个大问题，不止是外资企业，中国公司想要找到合适的人选都十分困难。首先是工厂的蓝领工人群体，许多工厂每年的蓝领人事变更率超过50%。我的老东家在长三角有两家工厂，分别在江苏和安徽，江苏的工厂明显有更高的工人置换率。虽然你可以说还有近半数的人留下来，但事实却是，即使变更率在20%，新员工的培训时间也会严重影响生产成本。

不过，高级人才的缺口更让人担忧，虽然外企和本土企业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但外企的难题更为严峻，因为我们对高级人才的语言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不然他们可能很难真正融入公司业务。外企招聘高级人才相当于在一个本身已经非常有限的人才池子里附加了更多的限定条件，在这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和南京政府协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政策才能吸引外语能力强的高级工程人才来到南京。

而对于经理级别的人才，如何留住他们是个大问题。我在上一份工作中接触到的许多经理级别的管理人才都住在上海，以后也根本不会考虑来南京定居，因为他们的孩子和配偶都在上海上学、上班，毕竟在南京要找到与上海级别相同的教育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很难的。这一群体只会时刻关注上海企业的招聘信息，把南京的这份工作当作下一份好工作的垫脚石。

江苏政府在人才吸引方面做过一些尝试，比如为一些公司提供员工子女在南京优质学校的就读名额，但这种举措只能激励到较小范围的人群。

有人说江苏省的高校为这里的制造业储备了人才，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毕业生中的大多数并不会留在南京发展，其次，愿意留在省内工作的毕业生与离开的毕业生一样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有个工科学位是很不错，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在工业生产环境中实操，文凭就变成了一张纸。

企业把一个从零开始的毕业生培养成合格的制造业工程师至少需要5年，研发部门的人员培养可能耗时少一些。如果将中国大学工科专业的授课方式与欧洲作比较，中国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尚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在德国，工科专业实行的是双轨制教育，学生必须在相应的企业完成实践课程才能毕业。企业在招聘时遇到这样的人才，可以通过他的过往经历清楚地了解他的能力，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生直接在曾经实习的企业转正。

不得不承认的是，双轨制教学在中国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因为，在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意识到他们需要为员工的能力培训付出成本，而双轨制的实现必须有更多中国企业加入，与教育系统一起培养人才。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与人才稀缺的问题同样重要，均会影响企业把研发中心迁来中国的意愿。我必须承认，如果外资想在中国市场做生意，将研发中心也一并设立在中国是应该的，但是我认为，政府还没有理解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一些地方政府会为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提供补贴，但是一直以来这项政策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投资者选择中国首先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而不是想要通过在这里开展研发业务获得中国政府的补贴。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没有市场和人才做支撑，补贴并不能起到激励作用，而且，它对市场发展并不是好事。

一个国际企业如果想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就必须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调整产品设计。因此，为中国市场制造产品的外资很需要了解中国市场需求的人才，因为企业不可能要求远在海外的工程师去研究中国家庭需要什么样的电器，这甚至也会直接影响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转型。

外资期待看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潜力

长三角一体化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从宣传文件中听闻了这个战略，但对于具体的政策，我们期待更多细节出台。

目前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政策有很多发挥空间。例如，之前安徽滁州的政府人员与我们接洽，希望建设一所国际学校为外籍人才服务，但是开办国际学校至少需要150个学生，滁州本身没有足够的生源。最后我们一致同意，滁州对外籍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与其办国际学校，不如建一条快速铁路与南京的地铁相接。我后来得知，这条地铁线路已经在建设当中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体化的良好体现，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看到的改变。

另外，长三角地区在法律法规方面尚未统一。比如，一家企业的工厂在浙江，它的母公司在江苏，这就会让公司的税务缴纳变得非常复杂。作为外资，我们甚至很难找到懂得如何协调各地不同规定的员工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地方的法律法规。

有些地方政府把税收看作是一种收入和盈利，我并不认同这种观念，税收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为了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就对企业多次征税是不合理的。我觉得如果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能做到统一区域内的税务系统，会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另外，一体化也可以缓和上海在区域发展中面临的两难处境。上海人多地少，经营成本过高使得许多制造业不得不离开，但对制造业来说，长三角区域的优势还在，统一规划在此时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既能保持区域内高端产业发展，也能留住制造业这样的基础产业。

一体化政策不只是创造了一个集金融、制造、服务、高科技于一体的区域，它还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现在整个区域中的分工还比较混乱，各省市的定位不够清晰，似乎所有城市都在着急往一个方向努力。我们说上海是金融中心，南京也想建金融中心，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金融中心。

我们的办公室几乎每隔半个月就会接到某个经济开发区的电话，表示他们那里有很好的支持政策，邀请我们的企业入驻。每个联系我们的园区基本上都包含5-10个“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内容，但对我们来说，好像所有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没有看出很明显的差异。

我想表达的是，想要建起一个产业，需要上下游产业和价值链的配合。也许在一体化的规划下，各地应该关注和把握住自己的强项产业，确定强项产业需要的上下游产业链，并把强项做到更强以将目标上下游产业链吸引到自己的省市。我想，如果每个城市都能有所取舍地做到上述内容，那么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会更顺利。

对于江苏来说，制造业是它的脊梁，绝对不该被放弃。江苏完成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需要耐心和稳定的政策环境，从人才、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进行培育。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产业发展更能为制造业变强助力。在欧洲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德国政府通过引导投资等方式在一些城市周边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制造业生产基地，爱尔兰在欧盟的协助下加强建设其制造业基础，也成为了欧盟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我并不信奉完全自由的市场理论，政府力量的介入有时是件好事。能源、供水这样的核心产业，区域的聚合发展，确实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但在其他方面，我认为政府可以尽量让市场规律发生作用。

欧洲国家已经从历史经验中学到，虽然政府可以在管理中较为强势，但市场的发展依然需要依靠市场规律带动，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创造出一个安全、公平和透明的交易框架，并督促这一框架的执行。如果这些政策能为市场整体的公平、开放、透明带来帮助，外资一定愿意大力支持区域的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