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时代启幕：日本外交会“安规菅随”吗？

9月16日，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在国会进行的首相指名投票中当选为日本第99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属于议会内阁制国家，首相按例由执政党首脑或执政联盟推举的领导人出任，因此当菅义伟于9月14日“碾压”般地大败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政调会长岸田文雄，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之际，就等于开启了菅义伟时代的序幕。

平心而论，直到8月28日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健康为由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时，各界揣测的热门继任人选中，菅义伟的排名并不靠前，最受瞩目的还是石破与岸田二人。但当菅义伟于9月2日正式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时，局势就已十分明朗。个中缘由虽然各有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前日本的权力交替急需稳定，菅义伟从幕后走向台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各项政策措施的平稳过渡。

安倍留下的外交悬案

菅义伟从政经验丰富，尤其是自2012年底以来，一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早已在内政、安保、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与安倍的政策高度融合，可谓是安倍政策的最深理解者和最佳继承者。内政如此，外交更不例外。他曾坦言，“安倍的外交领导力极具魅力，这一点我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因此他表示“我相信会有我本人风格的外交政策，当然我也需要外务省的帮助，同时我也将与安倍本人协商”。概言之，“向安倍看齐”应是菅义伟主政时期日本外交的基调。这一点从菅内阁中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留任，安倍胞弟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即可见一斑。

梳理安倍近八年的外交成绩，他可谓是战后对外交着力最多的日本首相，不但外访80多次，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等多国领导人私交甚笃。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倍的努力推动下，日本签署了多项多边区域经贸协定，如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日欧EPA（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对日本在亚太区域一体化中占据先机、掌握经贸相关规制的主导权大有裨益，也有助于提高日本在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安倍也遗留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日俄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归属、朝鲜绑架日本人、日韩关系持续恶化等。不可否认，凡此种种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问题，复杂性与敏感性相互交织，还牵动着彼此国家的国民情感和神经末梢，因此尽管菅义伟主观上希望这些难题能够在他任内有所突破，但客观的结构复杂性导致他实际上很难有什么发挥空间。

新内阁对华政策展望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是日美同盟，这一结构决定了菅内阁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如何强化日美同盟。而在大国战略性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在其间保持微妙平衡则是日本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菅过往言论来看，体现了较强的务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如他在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期，每一次涉及中国问题的发言，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使用的词语都比较中性、温和，在反映日本政府既定立场的同时，又注意避免刺激中国。

9月12日，菅义伟利用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公开辩论会，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华外交的基本立场。首先，他强调了与中国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反对石破提出的关于在亚洲构建类似于北约这样的军事合作机制的主张，认为这不利于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其次，他主张对于横亘在两国间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对话，尤其是利用高层对话的机会，来寻求相互理解；最后，他认为应妥善落实业已延期高层交往事宜。其基本思路是待疫情平息之后的合适时期重新协商相关细节。

由此可见，从菅义伟本人的主观意愿出发，他还是倾向促进、发展、推动对华关系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日本国内氛围和日美同盟关系走向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鉴于美日同盟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菅内阁的外交政策也将坚持以美国的地区及全球战略为基准，在服务好日美同盟，且大方向上不违背美国战略意志的前提下，在经贸等非安保领域扩大中日合作的范围。

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但两国在安全保障以外领域的合作空间依旧广阔。16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日互为友好近邻，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方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巩固政治互信，持续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日本是中国外交值得积极争取的一张牌，而这一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宜对日本积极加以引导的。

（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