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伟评《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丨蒙元史与清史的三个跨越

《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蒙古时代以降的内亚与中国》，蔡伟杰著，八旗文化2020年9月出版，332页，新台币450.00

近年西方制作有关中国古代话题的通俗作品中，往往将以柔然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想象为与中原政权对立并觊觎所谓“丝绸之路”财富的阴险反派。有些影视及卡通作品的设定建构了“中原／内亚”、“定居／游牧”的二元对立叙事，从角色性格、拍摄背景乃至于服装颜色，有意无意间将中原的定居文明诠释为忠诚、富饶与多彩。与之相对，内亚的游牧文明在剧中则被描述为善变、贫乏与阴暗。这种将中原与内亚（Inner Asia）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固非西方世界的原创，却借由好莱坞文化资本主义的价值输出，广泛地在当代世界传播。事实上这类“中原／内亚”二元对立叙事在近代的系统化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史学建构。即便近代中国数遭巨变，这类民族主义话语的幽魂却未彻底从历史舞台上退场；反而从邹容、汪精卫等人的时代开始，便在中文世界中徘徊不前，迄今未能消散。“中原／内亚”的二元对立叙事，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响，更直接导致了东西方学术话语间的误读与隔阂，如近年“新清史”争议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笔者亦曾对东西方学术话语的落差进行相关反思（《如何看待美国学者笔下的中国边疆史？》，观察者网，2019年11月28日）。

关于上述中原与内亚的史学叙事框架，近年逐渐成为中文世界众所关注的议题，并具体反映在蒙元史与大清史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比较与延伸探讨，笔者对此也曾进行过相关讨论（《清朝的AB面：草原帝国还是中原王朝》，澎湃新闻，2016年7月25日）。虽然蒙元史与大清史间的延续与流变，并非一个全新话题，如日本学者冈田英弘对此早有深刻的观察（《王岐山说的冈田英弘是谁？》，澎湃新闻，2015年5月18日）；然而随着当代史学思潮的推进，近年中文学界的元史以及清史学者间逐渐出现一股新兴的讨论风潮，其中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沈卫荣的《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以及蔡伟杰的《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蒙古时代以降的内亚与中国》等新作。因前者已有相关书评多篇，为避免重复，本文以下主要评介蔡著，后将其与沈著可供相互发明之处进行比较参照。

蔡伟杰《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一书，主要收录了作者近年关于内亚史的二十篇书评。全书主要根据评介著作的主题与时代分为三个部分，年代跨度从匈奴、蒙元到清朝。由于作者的治学兴趣，篇幅主要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内亚史的部分尤其丰富。整体而言，作者的评述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对国际学术前沿成果掌握相对全面，视野独到。对于中文世界的内亚史读者而言，本书为颇具启发意义的评述性作品。其中部分内容虽曾在学术刊物与报章杂志上发表，但本书内容亦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增补，尤其是对多篇原见于报纸的书评增补了注释，有利于读者进行进一步的资料查找。

作者虽自承本书的定位为评述性的轻学术读物，而非原创性的研究专著，然而全书的结构安排与章节行文之间，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的学术关怀。本书主标题《从马可波罗到马戛尔尼》，一方面点出作者从世界史关照元、清中国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横跨蒙元史与大清史的学术兴趣。就世界史的欧亚格局以及元清比较视野而言，本书与沈著《大元史与新清史》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沈著第一章，亦从“约翰长老”等十三世纪欧洲的蒙古想象为出发讨论当代蒙元史叙事，由此而言，蒙元史并不只属于中国史的一部分，而同样属于欧洲史乃至于世界史的研究范畴。

就研究关怀整体而言，上述两本著作虽有相通之处，然而就写作体裁与学术观点而言则不尽相同，这也反映出二者在学术背景、研究方法乃至与问题意识上的差异。相对于沈著以元明西藏为出发，蔡著则以清代蒙古为学术基础，而二者学术立场主要的异同，也反映在其对“新清史”的评述上。如蔡著第三部分最后一章《美国“新清史”的背景、争议与新近发展》，以及沈著第五章《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这两篇长篇评论，应属目前中文学界针对“新清史”争议所作较具代表性的评述性文字。前者的亮点主要是将新清史近期发展放在美国历史学界思潮下来理解，后者则强调从东西方学术话语之争的角度来理解“新清史”争议的症结。对于想了解近年“新清史”发展与学界观点的中文读者而言，这两篇评论值得比较参照。

通过比较沈、蔡二人对“新清史”评价的异同，可以总结出一个较大的历史关怀，即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三点看来，元、明、清三代政权是否具有延续性抑或是变革性？沈著根据其对元、明、清三代宫廷与藏传佛教的观察，主要认为藏传佛教所代表的“内亚性”并非清朝所特有的，而基本是继承元、明两代的遗产。另一方面，沈著对于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主张清朝为“佛教政府”的观点亦持保留态度，同时认为统治者个人的宗教认同固然重要，然而并未凌驾于清朝整体的国家认同之上。至于通观蔡著所收录的评论，则多见族群认同、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三者间的关系，例如其中《清代八旗制度与满洲身份认同——评介〈满洲之道〉》一文便是一个例子。相对于沈著，蔡著虽也强调清朝对蒙元遗产的继承与延续，却亦同时强调族群与身份认同的特殊性对于建构清代国家认同的关键作用。二者在学术观点上的侧重不同，一方面除反映其治学关怀的差异，另一方面或许也体现出语文学与历史人类学思潮对于元、清史学者所产生的不同启发。

通观上述两本著作，笔者认为将来中文学界的研究者无论对于“内亚性”“新清史”或者“多语种史料”等议题抱持着什么立场观点，关键仍在于维持学术讨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而非强调立场过硬地武断站队，这也是上述两本著作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正如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所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学术观点讨论本无分东西新旧，如果必须片面强调特定立场的独尊地位，反而失去了学术的开放性而容易导致思维固化，进而落入所谓信息茧房的误区。

根据以上的观察，笔者认为蒙元史与大清史的比较讨论与学术对话的基础，可以总结为“三个跨越”，即跨地域、跨断代、跨文明，而这也正是笔者过去在评价中国史、内亚史、欧亚史乃至于世界史著作的一贯立场（孔令伟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中央欧亚”的流动，2019年1月29日，澎湃新闻）。所谓跨地域的格局，即是将元、清中原与内亚地区的交流，不仅视为中国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关于跨断代的视野，则是反思过去以“中原正朔”为核心的一元化断代史书写，同时关注内亚多元社群文化的内在延续性。至于跨文明的关怀，则是将不同文明在历史舞台上的多元角色等量齐观，而非片面强调单一文明或者单一语文对于重构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的优越性，避免陷入本文开头所谓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叙事谬误。如何通过实践“三个跨越”，进而维系蒙元史以及大清史叙事的开放性，将是中文学界与读者们需要一同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