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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的文化史：“人类之祖”、道教神器和中国版“诺亚方舟”

苏生文赵爽

2020-09-16 14:45

葫芦，葫芦科葫芦属，广泛分布于全球从热带到温带的广大地区。

葫芦是中国人最早栽培的植物之一，中国古籍中称为“瓠”“匏”“壶”等。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葫芦皮，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葫芦及种子。进入文明社会后，文献中有关葫芦的记载不绝于书。据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统计，提到葫芦的古书有近百部（篇）。在中国文化中，葫芦与神话传说、宗教、文学、艺术、民俗乃至政治等都关系密切，正如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所说，“葫芦是人文瓜果”。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苦瓠（葫芦）

一、葫芦是人类之祖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层中，发掘出了很多摹拟葫芦造型的陶器，腹部圆大臃肿，酷似孕妇。显而易见，它们不是实用的器物，而是被作为孕妇偶像来塑造和供奉的。

人类对“我从哪里来”有着天然的好奇。在进化论知识尚未普及之前，人类把自己的起源归功于某种神力，西方人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东方人则倾向于在周遭可见的自然物中追根溯源。葫芦，因为在先民的生活环境中很是常见，更因为一些生物学性状，比如藤蔓生长迅速、结果很多，果实形似孕妇、母体又多子等，都能和诞生、繁衍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成为众多造人神话的主角或者主要道具之一。

新石器时期的葫芦形彩陶

秘鲁古印加人的烙画葫芦

在汉族和其他许多民族的远古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或者伏羲、女娲结婚造人，是最普遍的两种“版本”。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伏羲考》认为，伏羲、女娲就是葫芦的化身，而中国至少有20个民族的49则故事，都说最早的人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这些神话主要有六种故事模式：一、男女从葫芦中生出；二、男女坐瓜（指葫芦）花中，结实后，二人包在瓜中；三、造就人种，放在瓜内；四、瓜子变男，瓜瓤变女；五、切瓜成片，瓜片变人；六、播种瓜子，瓜子变人。

后来的民俗学者，在闻一多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共发现“葫芦生人”神话119则，涉及汉、彝、怒、白、佤、苗、瑶、畲、黎、水、侗、壮、哈尼、纳西、拉祜、基诺、土家、布依、布朗、仡佬、崩龙（即德昂族）等民族。

流传于云南省思茅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长篇创世神话《牡帕密帕》中说，人类的第一代扎笛（男）和娜笛（女）是天神厄莎用葫芦孕育出来的。扎笛长大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砍来最好的泡竹，找来最好的葫芦，找到蜂蜡和树槽，做出了第一只葫芦笙。”而娜笛则“砍来最好的金竹做响篾（口弦）。”后来，厄莎在葫芦笙和响篾里悄悄地放上了相思药，扎笛吹葫芦笙时就想起了娜笛，娜笛弹起响篾时就想起了扎笛，两人结为夫妻。经过十月怀胎，娜笛生下了13对孩子。孩子长大后，又各自结婚生子，人类便繁衍了起来。

布朗族的神话说，在开天辟地的时候，地上已有了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只是没有人。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个空旷的山谷里，长了一只大葫芦，里面孕育了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他们像娘胎里的胎儿一样没法自己出来。后来，从遥远地方飞来一只大天鹅，大天鹅用凿子似的尖嘴把葫芦啄了个大洞，里面的人才相继从葫芦里出来。这些人就是布朗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

尽管这些传说的内容不尽相同，却不约而同地说最早的人来自葫芦。正如《诗经·大雅》中所说的，“绵绵瓜瓞（瓜瓞可能指的就是葫芦或类似的蔓藤瓜果），民之初生。”葫芦这一神奇的瓜果，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中，竟如此巧合地成为各民族的共同祖源。

“葫芦生人”这一古老观念，在悠久的历史衍变、积淀中，逐渐衍生出了祭祖敬老（祖灵崇拜）、“合卺而酳（yìn）”、送瓜（葫芦）求子等民俗，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葫芦文化。

唐代《伏羲女娲图》，1928年新疆吐鲁番采集，现藏国家博物馆

在彝语词汇中，葫芦和先祖这两个词完全相同，都叫作“阿普”，可见彝族同胞是把葫芦当作祖先来崇拜的。人们认为，人死后，其魂灵可能回归到葫芦里或通过葫芦这座“桥梁”返归祖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摩哈直村的彝族人家里，在壁龛或供桌上，常供置一两个葫芦，一个葫芦代表一代祖先（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举行大典时，要吹葫芦笙为巫师伴奏。彝巫认为，从葫芦笙里发出的乐声，是祖先伏羲、女娲的声音。此外巫师还要表演采摘葫芦的舞蹈。仡佬族也把葫芦作为始祖的象征，置于神龛供奉。家里的老人死后，要把手指甲和脚趾甲剪下来放在葫芦里，置于屋后神堂秘存。在他们的眼里，被放入葫芦的死者指（趾）甲，具有死者不朽的象征含义。

葫芦既能生人，自然会和爱情婚姻有关。汉族古籍《礼记·昏义》中有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的礼仪。“卺”就是把一个葫芦分成两个瓢，以彩线相连，“合卺而酳”就是夫妻二人用两瓢饮酒，以象征夫妻“合体”，并期待如葫芦一样多子多产。“合卺”是中式传统婚礼中最重要的环节，后来这个词用来代指婚礼。在唐宋时期，“合卺礼”还衍生出了“交杯”的细节，比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看来，到北宋时，合卺就不一定用葫芦了，不过盛酒的“盏”应该是耐摔之物，否则触地即碎，如何判断“仰”还是“合”，意头也不吉利。“交杯酒”的风俗一直保留至今，在喜宴上经常能见到，当然，使用的是普通酒杯，而不是葫芦。

葫芦在少数民族婚俗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云南新平的彝族同胞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古老婚俗：成亲之日，当新郎娶回新娘，步入厅堂之前，主持婚礼的人要将一个盛满灶灰的葫芦，掷破于新人面前，然后新郎新娘在烟雾弥漫中登堂入室。此俗称为“破壶成亲”。当地人认为，葫芦象征着孕育胎儿的母腹，掷破葫芦灶灰四散，象征着将来产妇能够顺利分娩。

二、中国版“诺亚方舟”

大约在旧石器和新石器交替时期（距今一万年前后），正逢一个冰河期结束，坚冰融化，全球普遍有大洪水发生。人类的祖先对这次大洪水所造成的灾难印象极为深刻，恐慌的情绪以口头形式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在文字发明后，又记成文字流传下来，并演变为某种固定模式的神话——大洪水过后，人类几乎灭绝，只有一男一女或少数几对男女因得到某种神力的帮助而幸免于难，从而再造众生。西方有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幸存者躲在事先造好的“方舟”里，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幸存者是躲在葫芦里。

闻一多曾对中国各民族的49个洪水故事进行分析比较，统计出当时的救生工具主要有葫芦、瓜、鼓、臼、木桶、床、舟等7种，总数为35件。而在这35件救生工具中，葫芦占了17件，居各类救生工具之首。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学者们又发现了更多的与葫芦有关的洪水神话。试举几例：

黎族《葫芦瓜》：远古时期，黎族的先民遇到了洪水暴发，天下的人几乎灭绝，幸存一男一女和一些动植物藏在葫芦瓜里。后来，他们结婚了，繁衍了人类。葫芦瓜给他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保住了黎族祖先的生命。因此，葫芦瓜便成为黎族图腾崇拜的对象，也成为后代船形屋的雏形。

神农架《黑暗传》：神的时代，由于诸神纷争，终于导致了一场大洪水，把神们都淹死了。这时，从洪水中飘来了一只大葫芦，玄黄老祖把葫芦捞起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对少男少女。于是，他把兄妹命名“龙氏”。龙族（汉族）便由此兴旺起来，人类也由此兴旺起来。

傈僳族《创世纪》：远古时候，天地相连，混混沌沌。人们都要弯着腰走路，要不然，头就会碰着天。有一个人骂道：该死的老天，你不能高一点吗？这咒骂触怒了老天，突然天降倾盆大雨，九天九夜不停，世间一片汪洋。有对兄妹俩人躲藏在一个大葫芦里，随着洪水漂流。洪水退落后，葫芦搁浅在泥滩上，兄妹俩人从葫芦里走出来，发觉天地分开了。天是那么高，地也不再那么混浊，出现高山、平原、河流、森林，但世上的人都被淹死了。这对兄妹结为夫妻，生了五个孩子。

勒墨人（白族的一支）神话：不知多少万年前，天神阿白偷偷地告诉人们说：“地上要发洪水啦，你们赶快搬到大葫芦跟前去住吧！”大家不相信，只有阿布帖兄妹照天神的话做了。不几天，地上果真发了空前洪水，一连九十九天不退，人们都被淹死，只有躲在葫芦里的阿布贴兄妹幸免于难。后来，他们生育了五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熊、虎、蛇、鼠和毛虫，重新繁衍了人类。

苦聪人（拉祜族的一支）《创世纪》：古时有一寡妇，种一棵大树，遮住了太阳，人们用弩射，用刀砍，又用火烧，仅剩下树根，又让蚂蚁吃，于是从树根处冒出水来，倾盆大雨不停，洪水滔夭，仅剩下兄妹两人。他俩带着针和黄蜡钻到葫芦里，以针探知水情，有孔则以黄蜡补住，于是幸存下来，繁衍了后代……

类似的故事在布依族、壮族、水族、彝族、哈尼族、高山族、毛南族、仡佬族、侗族、傣族、苗族、瑶族、畲族、佤族等许多民族中都有广泛的流传。在这些故事中，葫芦的作用和“诺亚方舟”一样，给避难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也安全的空间，为洪水过后人类重生保留了“人种”。只不过，诺亚方舟是诺亚遵照上帝的旨意所造，而葫芦则天然具有“避水”的功能。

在木船尚未发明的远古时代，具有漂浮功能的葫芦可能是先民最重要的浮水、渡水工具之一。人们在过河涉水或是进行捕捞作业的时候，要在腰上系上几个葫芦，叫作“腰舟”，犹如今天穿上救生衣一样。古语里有“中流失舟，一壶千金”的说法，说的就是万一船沉了，廉价的不起眼的葫芦就成了最宝贵的救生工具。《西游记》中“流沙河”一段，观音的徒弟慧岸帮唐僧收服了沙和尚之后，就拿观音给他的红葫芦和沙和尚项下的九个人头骨组成一只法船，载着唐僧师徒渡过了“鹅毛漂不起，芦花定底沉”的流沙河。

至于故事情节如何由“载人”演变成“藏人”，一方面，不排除真的有那么大的葫芦，比如唐朝樊绰记载南召（今云南）风土人情的《蛮书》就记载“瓠长丈余……皆三尺围”；另一方面，“葫芦藏人”可能是受了“葫芦生人”故事的影响。其实，“生人”和“藏人救人”有时是不可分离的，交织在一起，无非是保证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并使种族繁衍。可见，葫芦这种“人文瓜果”，寄托了我们先祖多么强烈的对生命的渴望。也就是说，中国神话的一大特色，就是葫芦不仅可以“生人”，而且可以“救人”。

三、道教法器

葫芦的功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又被进一步扩展，衍生出道家思想。

在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著作中，多次出现了“瓠”“壶”二字。比如《逍遥游》中记载了庄子与他的好友、论辩对手惠子的一段讨论。惠子说，他种了一种能结实五石（约300千克）的“大瓠”，用它盛水会裂开，剖开做成瓢，又不知道拿它装什么好，最后只好砸了。惠子其实是在用这种“大瓠”来讽刺庄子的理论大而无当，庄子反击说，“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你真的不会用大东西呀）。庄子认为，事物“所用之异”（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你有五石的瓠，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做成腰舟浮游于江湖呢，却忧虑它无处可以容纳，可见你的心过于浅陋狭窄了。）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葫芦还被诸子当作“器用之辩”的道具，进入秦汉时期，葫芦的自然属性则逐渐被“仙性”所取代，成了仙境的代名词。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死药，派齐人徐市（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中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求仙。到了东晋时期，王嘉在《拾遗记》中，把这三座神山改名为“蓬壶”“方壶”和“瀛壶”，还说三神山“形如壶（葫芦）器”，使葫芦有了“仙气”，象征着神仙栖息之地。此后，许多有关“葫芦仙”的神话传说都从这里衍生出来，如关于西王母从东海蓬莱道士那里得到灵瓜的传说等。

道观里的葫芦形装饰，赵爽摄于北京白云观

一般认为，道教创立于东汉时期。《后汉书·方术列传》里记载了一位道教人物费长房的故事，标志着葫芦正式成为道教法器：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县（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

费长房后来被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列入了《神仙传》，并添加了费长房随那位老翁进入葫芦后的所见所闻：“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壶公）左右侍者数十人。”

“一瓢藏造化，天地一壶中。”小小葫芦，犹如洞天，别有天地，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力。《神仙传》描写的那个壶中小宇宙，即是道教人物津津乐道的“壶中日月”和“壶天仙境”。此后，在道教典籍里，类似的与葫芦有关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大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中有一则记载：“（施存）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壶公’。”与道教有关的人和物，很多都与葫芦（壶）有关。据说道教的创始人老子的老师就叫“壶子”。道教的另一重要人物列子也曾问学于“壶丘子林”。唐代有本书叫《酉阳杂俎》，其中有一章专讲道家黄老学问的，就被命名为《壶史》，可见葫芦（壶）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

道家的许多用器都与葫芦有关：太上老君在葫芦形的火炉里炼出神丹，然后再用葫芦来装这些神丹；“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铁拐李，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宝葫芦；民间传说中的“宝葫芦的秘密”，那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灵物”宝葫芦，可能也是从道教借用、衍生过来的——或许反过来，道教借用了这个民间故事也未可知。

景泰蓝葫芦瓶

青花八仙葫芦瓶

釉里红八宝纹葫芦瓶

葫芦不仅是仙境的代名词，甚至葫芦本身也有了“仙气”，能完成很多特殊的“任务”，比如，盛一些其他器物不能盛的“水”。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叶则不漏。”南朝刘敬叙《异苑》云：“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银及手承之，即便对过（漏），唯瓠芦盛之则得，饮之令人身香泽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民间故事《春旺和九仙姑》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九仙姑下凡与春旺结为夫妻，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一天，九仙姑在天井种下一棵葫芦，葫芦转眼间就长到了天顶。九仙姑便攀着这葫芦藤上天去给父亲做寿去了……在这里，葫芦藤变成了可登天的天梯。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与道教有关的器具，如瓷器、景泰蓝、家具、雕刻器等，都做成了葫芦形状；道教建筑的屋脊或顶上，往往镶嵌着瓷质或陶制的葫芦；医生“悬壶济世”（古代常常医、道不分），也表示他的葫芦里装的是能够救死扶伤的灵丹妙药；有些地区的民俗，则把葫芦挂在门首、或将绘有葫芦图案的帖子贴在堂上以驱邪祛病……

葫芦在道家的学说里，是涵藏太虚自然之气的太极，而在俗世的文人学士眼里，则成了精神寄托之物。唐宋不少诗人留下了吟诵“壶中”的诗句，如李白“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下途归石门旧居》）、白居易“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酬吴七见寄》）、李中“壶中日月存心近，岛外烟霞入梦清”（《赠重安寂道者》）、钱起“海上春应尽，壶中日未斜”（《送柳道士》）、戴叔伦“东城南陌频相见，应是壶中别有家”（《赠韩道士》）、陆游“乃知壶中天，端胜缩地脉”（《壶天阁》）、王炎“岂但壶中堪避世，也胜图上可游仙”（《到胡道士草庵》）等。人们羡慕或幻想着躲进那个拥有独立空间、浑成而自足的世界。那些仕途不得志或科场失意的人，往往也带着一个葫芦，寄迹于山水之间，来显示自己的清高孤芳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