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暴之眼，致敬平凡英雄

在9月8日的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你也许会看到这样一个身影，虽步履略显蹒跚，但依然坚定有力。他就是前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同时他也是一名渐冻症患者。

张定宇 前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

自疫情发生以来，像张定宇医生这样的医护工作者们用生命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为许许多多患者守住了生命的红线。

今天，我们摘录了张定宇医生的口述实录，回顾平凡英雄在困难时刻迸发的巨大能量。我们铭记，并感激着！

口述者简介：

张定宇，男，56 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任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这家医院在疫情暴发最初的一个月里曾因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最早、最多、最重，成为“风暴之眼”。张定宇身患渐冻症，妻子也曾被确诊感染，他却始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口述时间 2020年3月12日

采访者导读

我是记者郭静。如果说武汉是最早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城市，是全国抗击疫情的中心，那么金银潭医院就是中心的中心。作为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这里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疫之战的地方。

在与死神较量的正面搏击中，身为一院之长的张定宇，拖着患渐冻症的病体，还要默默承受妻子也感染新冠肺炎的巨大打击。可以想见，那段日子他有多忙、多累。来武汉许多天，我一直在想，一定要采访张定宇。

采访约在了疫情稍微平稳一些的时候。原定的采访本是前一天，距离采访前一小时，他突然出现了房颤，我听后非常担心。他真的是太累了。没想到，他很快又把采访改约到第二天下午，而且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他记忆力超好。他对事件的还原，足以记入这段历史。

■张定宇说，我们的准备总是快半拍，不能让医院堵成“堰塞湖”。（金银潭医院宣传科提供）

“风暴之眼”

元旦过后：金银潭成了“风暴之眼”。

接下来病人逐渐增多，2020年1月2日、3日不停地有病人来。境外的媒体也在关注。有同事发图片说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并且把我们医院的照片作为背景放在报道里。媒体的关注也让我提高了警觉。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在“风暴之眼”，这是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方。

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到，这件事情还可能会比较重大。病人增加的速度比较快，到了2日、3日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十个病人。病人越来越多，政府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每天都要汇报、报告。也有很多专家过来，包括疾控方面的专家、病毒研究所的专家，还有医疗专家，比如李兴旺教授和曹彬教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希望可以集中力量打好这个歼灭战。

30、50，然后80、90、100……病人逐渐就涨到这个数字了。当时就听到专家们说，外面哪个医院哪个医院现在也有很多病人。实际上当时我们在医院里消息还是很闭塞的，因为大量的精力都投入了医疗救治中，忙不过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医院里面清楚的是什么？是我这里病人很多，病人病得很重，我们要不停地准备，把病人接纳进来，让病人能够得到安置。每次我们的动作可能都比事件发展稍微快了半拍，一拍都不到，只能快半拍。

怎么快半拍的？病人突然要增加的时候，我们已经清空了一个楼层，准备接病人来了。楼层不是清完了就可以住病人的，清完了以后还要做彻底的消杀，地面、物表、墙面、空气，统统要做消杀。消杀完以后，要把所有的单元、床、床头柜、凳子等准备好。

反正先准备吧！因为已经感觉到外面病人在增加。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哗”一下，这个楼层又满了。还没住满的时候我们就又马上准备下一个楼层，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展开。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开的ICU，是普通的隔离病房，包括我们6楼、5楼、4楼，当时都是普通隔离病房。后来大概是1月十几日以后，重症病人增加得非常快，而且省卫健委组织了同济、协和、省人民医院的ICU团队来支援我们，要求他们一人对应一个楼层的ICU病房。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南6楼、南5楼改造成了ICU病房。

大概也就是1月3日到5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体外除颤设备，以及心肺复苏设备等。每个楼面大致按照25台呼吸机、25个输液泵的标准来准备。

其实准备好以后也还是有点顾虑的：是不是口开得太大了？准备这么多，万一没用呢？万一买多了平时又用不了，这50台呼吸机怎么办呢？实际上到了 1 月十几日以后，所有的呼吸机都用上去了，该上 ECMO（体 外膜肺氧合，俗称“人工肺”）的也上了。

当时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当时我也跟我们的同事反复强调：要保卫我们这座城市，保卫武汉人民，我们不希望把武汉人民困在这里，如果我们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大家春节该干啥就干啥。

因为思想动员做得比较充分，所以每个楼面的工作开展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有抵触情绪，经常是晚上突然通知他们楼层要清空、要转运其他的病人，他们就得把在院的病人转到另一个楼层，然后把楼层清空做消杀、做处理，第二天早晨再收其他的病人。这套流程我们做了很多次，虽然很忙，但还是比较有序。

当时病人每天在逐渐增加，我们共有三幢楼，南楼、北楼包括综合楼已 经全部清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个 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它占了一层楼。本来我们过完年后还有临床试验要进行的，到了腊月二十七（2020年1月21日）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要关闭了。GCP是我最后关的一块，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同事全身心地投入医疗工作中。

所以为什么我说每次都要快半拍，是因为我首先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同事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而不是等到局势逼我，要我们做这个决断。

“封城”具体是哪天，说实在的没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觉得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有大量病人要收进来，每天有那么多重症病人要抢救，要气管插管， 有的病人要上ECMO，还有一些病人在死亡……

因为不停地有病人进来，就必须有病人出去才行。有的病人一待 20 多天， 怎么得了？那医院就堵成“堰塞湖”了。当时的出院标准一是持续10天不发烧；二是症状消失，症状改善；三是肺部的影像吸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检测方法。1月1日到31日，我们有将近 300 多个病人出院。

这样，医生临床的工作量就会非常大。我们的医务人员有限，而且他们又是在穿防护服的状态下来做这些工作，所以做起来就非常吃力。到了春节前夕，确实有点吃不消了。

当时已经有媒体过来了，我们也没太关注，完全没有心思跟媒体打招呼。一直到大年三十 (1月24日）的时候，有人说央视春晚上面有你们医院的镜头，我当时也觉得很意外。

坦然接受了渐冻症的事实

渐冻症这个名字翻译得真是好，就真的像冻住了一样，让你走不开。当你走开了以后反而稍微好一点；你没走开的时候，就只能一点一点地磨叽。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晚上我想去病房，又不愿意同事看到我这种惨状，我就趁没人的时候，自己慢慢地过去，看一看。

其实2017年7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要么膝关节要么髋关节有什么问题，走路有些紧绷。最后确诊，应该是在2018年10 月。颈段、胸段、腰段、骶尾段，四个节段全部有问题。我没告诉同事，而是跟我们的党委书记王书记说了。因为身体疾病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个人情况，你需要跟党委报备一下。作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基本素质还是应该有的。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生病了，然后“卖惨”。这次这个事情是我主动说的。一是因为来了这么多媒体，基本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你不能光让人家走， 你在这里坐着。但起身对我来说，这个动作启动比较困难，我真走开了以后没什么事，就是启动比较困难。二是送专家，你总是比别人晚一点，别人会说你：“这是哪里来的一个院长，这么大架子？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吗？”

别人不会怪你，但是你自己觉得还是过意不去。而且来的很多都是我很敬仰的一些专家或者领导，这基本的礼貌要有。所以后来我想，这个事情还是我主动说了好，说了以后别人也不会怪我。

幸运的是，我的身体情况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同事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现在我下楼的时候他们只要看见了，都会过来给我搭把手，稍微扶我一下。所以也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这个病有一个症状是晚上会抽筋，突然来一下。这段时间，晚上抽筋的次数又有增加，特别是大腿肌肉抽搐，要站起来才可能把它压制住。几乎每个晚上都要抽筋，一个晚上抽几次，非常痛苦。

倒不是这个病走路跛行让我痛苦，是晚上睡觉睡不了，抽筋可以把你抽醒。比如这只手的指头这么抽筋，上肢有时候也会，我就悄悄地赶快立一下。也可能是跟这段时间劳累有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房颤，昨天搞了一天的房颤，好难受。我爱人都说晚上你说什么梦话，下回你再说梦话给你录下来。我昨天就感觉自己说梦话会把自己“说”醒。关键是心里总有事情。这段时间我就赶快吃抗房颤的药，今天就好一些。昨天为什么后来我不能接待你，跟这有关系。昨天下午完全不行，完全不行，今天还挺好的，今天心里就不一样，“嘣，嘣……”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昨天搞了一天了，难受，我晚上睡一觉，就好起来了，这挺好的。

对我来说，患渐冻症这个事情已成现实，我也就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觉得有多恐惧。以前我还每天骑自行车，后来专家就建议，不要骑自行车了，容易摔跤，要是摔骨折，那就完了！因为患渐冻症以后肌肉容易萎缩，如果你再骨折了，病情加重了怎么行？反正你就不要骑自行车了。

我最长的骑行距离是 70 公里，在武汉环一整圈，我蛮喜欢一个人背着水骑行，感觉很青春！有时候上班也骑自行车过来，就蛮舒服的，一路上有很多风景。我还徒步走到过医院，从家过来医院有 15 公里，3 个小时，包括生病确诊渐冻症以后也走过。

武汉确实很美的，特别是现在做了绿化步道，很漂亮，看着蛮舒服。我现在也还能走，但是上台阶、下台阶感到害怕，我就像老头儿老太太那样拄个拐杖上下。登山杖我已经用了很多根了，最近他们说国家博物馆要征集文物，我还开玩笑说，干脆就把我的旧登山杖给他们算了。

采访：郭 静 凌 姝

文字整理：章成霞

本文节选自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编著的《武汉！武汉！：2020战“疫”口述史》。

本作品由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栏目组派出的一线记者团队创作，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云听”二维码，通过扫码，读者可以听到每个人物的亲口讲述。

全书辑录了在武汉战“疫”前线18人的个人自述，如原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顺丰员工汪勇、开餐馆的邱贝文等等。通过身份、年龄、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的自述，在相对个体的回忆中，从不同侧面，关注大疫情中的普通人。

他们或伟大或平凡，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