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官场近四十年，张集馨为何做不到封疆大吏？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记录清代官场百态且颇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其对贿赂公行、文恬武嬉的政治腐败做了很精准和生动的描述，记事写人往往寥寥数笔，十分传神。

这部书是张集馨晚年所撰的自述年谱，后来被编辑改成“道咸宦海见闻录”这么个吸引眼球的书名。当然，一个人晚年述及往事，难免因个人的得失与好恶，评论人与事会带有成见。张集馨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他沉浮官场近四十年，一直没有做到巡抚或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因此文中对世道和同时代的大人物牢骚颇多，愤懑怨怼之情跃然纸上。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县人，嘉庆五年（1800）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光绪四年（1878）卒，活了七十九岁。张集馨早期的科第和仕途是相当顺遂的，仕途起点很高。他二十三岁中举，道光九年（1829）虚岁三十时殿试二甲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并在翰林院时两次作为副主考典试湖北、河南。道光十六年1836）三十七岁时，由道光帝特旨简放为山西朔平府知府。出京前陛见道光帝时，宣宗特别对张集馨说：“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并勖勉他：“汝操守学问，朕早知之，而吏治如何，必须见诸政事。”两年后，即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才会试登第。在曾的面前，张集馨是不折不扣的老前辈。

张集馨宦游一生，由外放知府开始，做过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先后两任）、河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并署理陕西巡抚。虽然寿命这么长，做过这么多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可他最终未能实授巡抚，而且被参劾去官回京，从此悠游林下，教书育人，写文章吐槽。他每次在离巡抚只有半步之遥的关键时刻，便被人弹劾卷铺盖回家，然后过几年东山再起。他在书中说他自己本应该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或道光三十年（1850）时就做巡抚了，可终身偃蹇，不能奋飞。

张集馨归咎于天道不公，自己的运气太背，也归咎于总是碰到小人捣鬼。当然，多数人写回忆录或自订年谱谈及人与事时，总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能反躬自省的很少。读郭嵩焘的《玉池老人自叙》，我亦有这样的感觉。张集馨这人才华应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施政能力，可称得上一员能吏，特别是他察人析事很精细，长于刑名，因此在任四川按察使时深得四川总督琦善欣赏。但从他的这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可看出，此人过于心高气傲、目中无人，评点人物总是见人短处而不见人之长处。他除了钦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琦善之外，别的上司和同僚都不放在他的眼里。这些官员在张集馨眼里，要么是德行不堪，要么是能力不够，见识与干才不如自己。对与人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他总会洋洋洒洒说出对方的不是，对方亏欠自己，自己占理，不仅对官场人如此，对家族的人亦是这般。他记述早年家变，他的大伯父和几位堂兄弟为与他家争产是何等的贪婪阴毒；他如何培植自己的一位堂侄张云藻成为进士，后官至广西布政使，而这位侄儿却不知道回报；他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后，其岳父（指他第一个岳父）黄某如何千方百计向他打秋风，掩饰不住的鄙夷之情。

这样的人，即便有才干，在任何时代的官场可能开始会不错，但船行半程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

张集馨在第一次任甘肃布政使时和由川督调任的陕甘总督琦善关系密切，青海办事大臣参劾琦善滥杀藏民，他受了牵连，被遣戍军台。咸丰三年（1853）任直隶布政使时，正值太平军挥师北伐，他奉命督办军务，得罪了直隶总督、恭亲王奕䜣的岳父桂良被其参劾，再次以不听调度免职。接着，他先后在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帐下听候差遣。咸丰十一年（1861）任江西布政使时，因筹饷不力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免职。最后一次是同治四年（1865）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被陕西巡抚刘蓉参劾，奉旨革职，永不叙用。

由于张集馨这部《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在彻底告别官场后写就的，其对参劾他的人肯定是笔下不客气，但为文者评价一个人——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仇人——也应有起码的公道。不过，张集馨不然，在他笔下，曾国藩、左宗棠这种湘军大佬、中兴大臣不过是世无英雄而夤缘成名的竖子。

咸丰十年（1860）六月，张集馨到南昌就任江西布政使。其时，江南大营已被太平军踏破，东南糜烂，清廷不得不仰仗唯一还可以作战的湘军，故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因江西当时已基本肃清太平军的势力，遂成为曾国藩规复东南的粮饷基地。

为战争筹集钱粮，当然是一件不好办的差使，而这个差使主要由布政使来担当。曾国藩何尝不知道赣省在大战之后百姓疲苦之极，但在“剿贼”这样的大局下，向江西伸手也是没办法的事。咸丰十年八月和九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身份，两次向下属张集馨写信，并以晚辈自居，态度很是谦恭，无非希望他能努力工作，配合大局。曾国藩对其称呼是“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落款是“馆侍曾国藩”，说：“老前辈智珠在握，尚望惠赐南针，俾不至大迷涂辙，贻误珂乡全局。”

张集馨却一再强调客观困难，认为在江西筹那么多钱粮不可行，并且判断：“曾涤生（曾国藩字涤生）不筹全局，决裂无疑。”并嘲笑曾国藩重用不会打仗的李元度。曾国藩对张集馨等人只说困难的请示，自然不客气地批复，一一驳斥。——大敌当前，上司所需要的是下属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而非推诿。为此，张集馨在书中如此评价：

据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   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这就等于控诉曾国藩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假道学，而他自己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慈不掌兵，当时情形下，作为东南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非如此不可。但身为受道光、咸丰两代皇帝厚恩的张集馨，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进行冷嘲热讽。

对左宗棠，张集馨同样是看不上。他于书中言：

（左宗棠）向在骆籲门（骆秉章字籲门）中丞处为幕友，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

这段描述大体不差，但可看出张集馨的刻薄。骆秉章任由左宗棠去做正是他的高明，而张集馨则嘲讽骆“短于才”。左宗棠当时刚从“樊燮京控案”解脱，以四品京堂衔带兵到江西打仗，写信给张集馨要粮饷也是毫不客气。张集馨形容左宗棠的语气，“满纸语句，摸之有棱”，然后又摆老资格，“余自道光十六年即为外吏，今将三十年……受后生小子之欺凌也”。

张集馨这种过于自尊导致的敏感，处处可见。咸丰九年（1859）张集馨被任命为署福建布政使时，向咸丰帝辞行后去见军机大臣文祥。文祥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之鸾凤”，才干和操守得到士林公认。张集馨向文祥行礼，文祥没有回礼，然后闲聊起来，文问及科第出身，得知其比自己早十六年中进士，便呼其为“前辈”。可张集馨那颗小心脏受不了，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这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一个副省长向一个副总理行礼，副总理不回礼岂非正常乎？何况文祥得知对方的资历后马上改口称“前辈”了。

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同治三年（1864），天京城被张集馨瞧不起的曾氏兄弟和湘军攻陷。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集馨发了一段酸葡萄似的议论。他在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曾国藩）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一门鼎盛，何德以堪，从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

这番话还是不服气，并加上了类似“看你家现在兴旺，日后有倒霉的时候”之心理期望。“月满则亏”的道理，曾国藩比张集馨看得更透彻；如何防范“功高盖主”引来家族祸患，曾国藩的作为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功臣。终清一代，乃至今日，曾家的子孙状况，大约让张集馨失望了。

张集馨不是满蒙亲贵，其性格、心态以及格局若此，怎么能做到封疆大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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