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纠结于服药与否的曾国藩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其语源于《汉书·艺文志》的“经方”序：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大意是说适宜的方剂虽能恢复机体的平衡和健康，但误用经方则会伤及人体内的精气；鉴于病象复杂，良医难求，庸医遍地，误用经方的概率很高，因此有了疾病不去治疗，依靠自身机能恢复，其实是符合医理的，至少相当于得到了中等水平的医治。这无疑是从防愚医之弊的角度所发，不过在社会上也有相当普遍的接受基础，以至变成了一则民谚。

曾国藩（1811—1872）的祖父曾玉屏（号星冈），就留下过“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的家训。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致乃弟曾国潢的信中云：“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

曾国藩

其实数日前，曾国藩已在日记中记述此事，并痛悔自己不能继志，表示今后要与诸弟一起恢复家风：

默念吾祖父星冈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确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家风。（《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果然，此后数月，他不再服食补药：“前此二月，不服鹿茸丸，反得安睡。”（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记）不过，曾国藩的勿药之梦并没有贯彻如一，对于服药不服药，他其实有过反复，当疾病的痛苦使其无法忍耐时，为了减轻痛苦，他什么法子都愿意尝试，医药当然也属于重要的备选项之一。

咸丰十一年，他的癣疮之症大发，全身奇痒无比，爬搔至皮肤糜烂，生趣萧然，其日记载：“疮痒异常，意趣萧索，盖体气衰颓，日少欢悰也。”（四月廿日）“遍身疮痒，寂然寡欢。”（四月廿三日）“余以遍体疮痒，两手作疼，不能作一事，终日愁闷而已。”（四月廿五日）“余遍身疮痒，坐卧不安。”（四月廿七日）“日内疮痒异常，几与道光二十六年癣盛时同一苦况，治官事深以为苦。”（五月初五）“疮痒，爬搔不能少停。……是夜，通夕不成眠，疮痒，迥异寻常。”（五月初九）“余向来怕热，近年尤甚，今年遍身生疮癣热毒，本日酷热，几若无以自存活者。”（五月十七日）“遍身痛痒，几无完肤，意思萧瑟，若有不自得者，彻夜不能成寐。”（五月廿一日）“手不停爬，两手两臀皆烂而痛。”（五月卅日）“臀痛不能坐，手痒不能动，故诸事废阁。”（六月初二日）“癣痒异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烂，皮热作疼……近日，疮微痊而癣又作，悉身无完肤，意绪凋疏。”（六月廿二日）实是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坚持到十月，曾国藩终于开始服药，并对其效验表示有所相信：“连日疮痒，如有芒刺者。本日，开方服归芍地黄汤，而参以吉林参一钱。”（十月十八日）“睡后，颇能成寐，或服地黄之故耶。”（十月十九日）“睡颇成寐，四更未醒。身上虽痒，而不似前此之若有芒刺者，殆服药有验耳。”（十月廿日）“睡不成寐，连日服药，身上奇痒略愈，而不能安寝如故。”（十月廿三日）“二更三点睡，略能成寐，或二日服生地之效。”（十月廿七日）“坐次确睡，即有成寐之意，或日内服生地之功耶。”（十月廿八日）“三点睡，颇能成寐。或是弢甫（周腾虎）开方，服生地之效。”（十一月初二日）“弢甫为余看脉，言癣疾多年，其故在血热，其风邪入气化之中，不宜服温补之品，宜服滋阴凉血之剂，参茸俱不宜服，惟珍珠当有效验云云。”（十一月初五日）“三点后睡，不甚成寐，而遍身之痒略愈，盖本日服弢甫之方药，皆生地、连翘、防风等苦凉之品，或足以医血热之症也。”（十一月初九日）

但病魔的反扑很快击溃了他对于医药本来就不牢固的信心：

睡不甚成寐。遍身奇痒，深以为苦，较之道光二十五六年初起癣疾之时，其苦似倍。弢甫为余制丸药，方有珍珠、麝香等物，本夜服十丸。（十一月十二日）

疮癣奇痒，不可耐，几于身无完肤，良以为苦。（十一月十七日）

三更睡，癣痒殊甚，爬落白皮极多。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皇无已。（十二月初六日）

癣痒殊甚，彻夜不甚成寐，深以为苦。（十二月廿九日）

药方无效，使他一度不得不从数理天命、阴阳变化的角度去寻找自己得病之因。延至同治元年二月，他的癣疮忽然不药而愈：

近日疮癣少愈，不甚痛痒，不知何故，岂湿气已尽除耶？（二月十五日）

不甚痛痒（《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

此前，他为了治疗自己的睡眠不良，只服过两帖归脾汤，但这个药方明显不是治疗癣疮的，因此曾国藩才会书以“不知何故”四字。从此之后，曾氏日记里确实罕见有癣疮的记载，可见此病确实算是好了。从本年开始，睡眠一向欠佳的曾国藩忽然常能酣眠：

四点睡，又得酣寝。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连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岂俗所谓时好运好，百病皆除耶？抑忧勤变为逸豫，清明变为昏浊，为衰耗之征耶？（二月廿五日）

余近日渴睡甚多，不似往年之竟夕不寐。每逢节气，辄服归脾汤三帖。本日值立夏节，渴睡尤甚。接澄弟信，谓脾胃甚好之故，岂果服药之功耶？抑昏倦颓放，暮景不能自振耶？（四月初八日）

昨数日疲倦殊甚，昨夜服归脾汤一帖，本日神气较王，然则药物不可尽信，亦不可尽不信也。（四月十八日）

不可尽不信（《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他一会怀疑是服药的疗效，一会怀疑是身体机能迈入暮年的征兆，甚至说出“药物不可尽信，亦不可尽不信”这样辩证的话来。但是这种对于药物疗效半信半疑的态度很快又转变了，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他在致曾国荃和曾国葆的信中仍坚持了有病勿药的信念：

余阅历已久，觉有病时，断不可吃药；无病时，可偶服补剂调理，亦不可多。吴彤云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药而愈。邓寅皆终身多病，未尝服药一次。季弟病时好服药，且好易方，沅弟服补剂，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记之。……吾辈仰法家训，惟早起、务农、疏医、远巫四者，尤为切要。

在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的上半年，他除了偶尔服食人参、鹿茸等补药外，其日记中似未见到因病服药的记录。即使是出现了呕吐等症，他也只是节制饮食以应之：

早饭后，忽作呕吐。余向有此病，每数月或半年辄发一次，大约浮热滞于上焦，饮食尚未消化，而后之饮食继至，故烦满而作呕。每次禁腥荤，节饮食，即可痊愈。（同治二年五月廿七日）

同治五年七月，一场疾病猛然扑至，曾国藩“筋骨酸疼，畏寒头疼”（廿二日），病倒在床，碍不过亲友的苦劝，他服了两剂桂枝汤，稍好即又“坚持不服药之说”，后来病势加重，只好再服桂枝汤，然痊愈后复自责未守勿药之戒：

筋骨酸疼，畏寒如故，又加腹痛作胀，大溲又不爽快，常在床上歪睡……酉正张敬堂来，劝服药一二帖，因举方桂枝汤，渠亲自拣药煎药。至二更三点，守候余服药后乃去。（廿三日）

服桂支汤第二帖，服后觉发热腹疼，甚有瞑眩之象，至申刻乃稍平靖。傍夕，疲困之至。昌期、敬堂诸人均来候视。病有增加之势。夜二更三点后睡，幸能成寐，至五更乃醒，则病减矣。乃知药之对病者亦须阅八九个时辰，或酣睡一觉，乃能奏效也。（廿四日）

早起，觉病大减，诊脉亦平和……傍夕，昌期、敬堂诸人来视，余坚持不服药之说。（廿五日）

早起，诊脉者皆言有湿滞，余但请人诊视，而坚不吃药。（廿六日）

早起，诊脉如故。……自觉太劳，登时发热，病加重。张敬堂来诊，脉象不好。昌期、叶亭及从人等均有忧色，劝余服药。因又定服桂支汤，直至三更四点始煎好服之。（廿七日）

早起，昌期、敬堂等来见，诊脉。……又张敬堂等来诊病，久坐时许。余以外病已去，仅有腹疼，寒在下焦，因议定服姜附，二更服之。（廿八日）

夜睡至三更四点，汗透衣襟，有似医家之所谓自汗者，盖三帖共服桂支一两八钱，为分太重之咎。乃知凡药皆可伤人，悔不坚守弗药之戒。（卅日）

这几天的日记生动反映出曾国藩对医药半信半疑、既有所依赖又深怀畏惧的矛盾心态。值得一提的是，从同治二年开始，其日记不断出现“眼红且蒙”“眼红而疼”“眼蒙殊甚”甚至“不能治事”的记录，但并没有引起曾国藩足够的重视。

同治六年的上半年，曾国藩除了“眼蒙”“牙疼”外，还得过一次风寒感冒，友人虽然诊脉开方，他却坚持没有服用，硬抗了过去：

是日本有小疾，勉强治事甚多，支撑过去。（六月初九日）

二更后病困弥甚，刘开生等诊脉，甚虚，举方黄芪、熟地等味，煎好而不敢吃，恐有湿热风寒外症也。（六月十三日）

疲病殊甚，不能治事……旋与惠甫一谈，请其诊脉，虚弱中微有外感，头热肩疼亦似外感……三更后成寐，上身出汗，盖午刻吃葱姜煮面，至是始验病可解矣。（六月十四日）

但是下半年九月来势更为凶猛的伤风，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咳嗽，却使曾国藩无法支撑，不得不在半推半就中服用了药物：

鼻塞，腹上发热，又时咳嗽，盖伤风也。（十七日）

请惠甫看脉举方，傍夕服药，二更后稍觉轻减，出汗少许，发热头疼等症均愈，惟咳嗽未愈。（十九日）

夜再看脉，二更后服药。竟夕不能成寐，咳亦竟夕不止。四更时，上身出汗颇多，然未能解散表邪，但觉病势已增，深以为苦。（二十日）

请刘竹汀来看病，即上半年为纪鸿儿看出痘症者也。主方服附子、干姜之属。服药后，屡次睡卧。……病似少减。（二十一日）

午刻服药一次。……两日来服附片、干姜等药，微嫌其燥，咳嗽屡作不止。（二十二日）

因嫌刘竹汀用药偏燥，故又请吴竹如来诊，然曾国藩虽然认为吴所开之方甚好，但仍想坚持不服药自疗，没想到这次竟然无法抵挡病势，只好收起祖训，服药始愈：

午刻，请竹如来诊，开方甚好，余畏服药，遂不服之。（二十三日）

三点睡，竟夕不能成寐。咳嗽不止，三更二点，即穿衣起坐。嗣后屡坐屡睡，展转不安。咳嗽太多，舌枯异常，起吃开水者二次。昨日、今日坚不服药，意病势或可渐减，不谓今夜狼狈若此，殊深焦灼。（二十四日）

惠甫诊脉，言外感而肺家受有风邪，固咳嗽之所由来，阴虚而用心太过，心火上烁，肺金受克，亦病源也。二者必须兼治，固须服疏散之剂以袪寒邪，亦不可用燥上之品使阴分益亏。余深以其言为然。盖余自中秋前后久觉心火上炎，肝脾俱若受伤，此次风寒虽发于肺家，而自觉脾家亦已有病，故饮食俱不知味。……旋服惠甫药。竟日咳嗽，至酉刻稍减。（二十五日）

是夕竟不甚咳嗽，病将愈矣。（二十六日）

余畏服药（《曾国藩日记》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同治七年岁末，慈禧太后召见曾国藩时，还曾问及他所患之病及服药否，而曾国藩也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曾经服药：

问：“你的病好了？”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问：“你吃药不？”对：“也曾吃药。”（《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步入暮年的曾国藩身体明显转差，同治七年、八年的日记里大量出现了“不能治事”“不能成寐”“疲惫极矣”“倦甚”之类的字眼；“眼蒙殊甚”一词，出现次数尤其频繁；以同治八年十二月中旬为例，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日均有言“眼蒙殊甚”。

延至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让儿子曾纪泽探视自己的眼睛，才发现右眼已经失明：“眼蒙殊甚。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矣。纪泽言瞳人尚好，可望复明，恐未必然，因闭目不敢治事。”不仅如此，左目视力亦很微弱：“右目既废，左目亦昏，岌岌乎可虑已。”（三月初七日）这让曾国藩十分苦闷和焦灼：

旋请黎竹舲诊脉，又请一眼科赵姓诊视，言左目亦将坏，焦灼之至，绕室旁皇。（三月初十日）

近以目病，寝食之外，便不治一事，且愧且叹。（三月十八日）

日来自右目病后，终日倦睡，不治一事，且忧且愧，而心境不安，目病愈甚。即使左目幸得保全，而不能用心，亦与死人无异，焦灼殊甚。（三月廿一日）

他似乎从此不再坚持勿药的观念，有病则主动延医，并商议药方，甚至乞灵于咒语与气功。

午刻，黎竹舲送《光明经咒》，云持诵万遍，眼可复明。邵棠浦来一坐，力劝余服补阳之药。……旋诵熟《光明经咒》凡百有四字，盖道家之言也。诵数十遍。（三月廿六日）

黄静轩来久谈，为余治目处方。（四月初九日）

写信与作梅商药方。（四月初十日）

寅正起，头或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请竹舲一诊，服滋阴之剂。（四月十六日）

申刻及夜间，两次请医诊视，服龙胆草等药，以泻肝火。（四月二十日）

请医诊脉，仍服昨方。（四月二十一日）

申刻服药后，静坐良久。（四月二十二日）

请周抚文诊脉……酉刻及亥正，服周抚文方。（四月廿四日）

不过也许是儒家士大夫意识使然，曾国藩仅在三月廿六日当天诵过《光明经咒》，之后即予放弃。对于静坐，由于是儒道皆有之传统，曾国藩倒是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还向黄静轩学习内视之术，并感叹自己无法达到要求：

黄静轩来久谈，劝我静坐凝神，以目光内视丹田，因举四语……闭目静坐，学内视之法。（五月初四日）

夜阅黄静轩所著《福寿金鉴》，因求摄生之方。（五月初八日）

午正,数息静坐，仿东坡《养生颂》之法。而心粗气浮，不特不能摄习，并摄身不少动摇而不能。……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静坐半时许。（五月初九日）

旋静坐，数息三百六十。……酉刻服药后，行小周天法。（五月初十日）

黄静轩来久谈，与论静坐数息之法，亦自恨衰老，不能有济。……午正，默坐数息。（五月十三日）

至五月底，因为天津教案十分棘手之故，曾国藩暂停了气功修炼，改为饭后散步。但他对静坐之术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本年十二月二十日，他还写道：“本日闻翰仙言，何镜海得静坐之法……目已瞽而复明，余亦思一试也。”

同治十年的曾国藩老境更显颓衰，目疾未见轻减，二月十七日又得了疝气：“右肾浮肿，大如鸡卵。”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他自嘲：“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全心，竟成一废人矣。”后来疝气虽然渐愈，但目力变得更差：

眼奇蒙，几不能辨一字，因不复执笔，而温《项羽本纪》一过，眼在半开半闭之间，略见字影，略似默诵而已。（三月二十五日）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名修炼道家气功的守备马昌明，自称能为曾国藩治好目疾，于是从该年七月初九日至八月初二日，马昌明先后二十一次来为曾国藩诊治，可惜并无效验：

归署，有一守备马昌明，善于道家内功，云能为余治目疾，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于吾身五脏云云。因与之对坐三刻许。（七月初九日）

马昌明来，与余对坐三刻许。至是坐十一日，而目光毫无效验。（七月二十日）

马昌明来，对坐三刻许。自是坐二十一日之期已满，而目光毫无效验。（八月初二日）

曾国藩雕塑

至此，曾国藩大概明白了事不可为，之后他虽仍有静坐调息之举，不过抱着聊胜于无，姑且一试的态度：“夜，再静坐数息。因日来眼蒙益甚，或谓调息养神尚可补救，因试为之。捧土而塞孟津，深恐其无当也。”（十一月初四日）对于疾病，他似乎也像常人一样有病则医，不再强抗：

请医诊脉二次。……是日服药二煎，时时防将眩晕者。（同治十一年正月廿七日）

早诊脉二次，开方良久。……是日，肝风之病已全退，仍服药一帖。（同治十一年正月廿九日）

遗憾的是，即使是及时服药，也无法挽留住这位可敬的老人的生命，心血耗尽、饱受疾病折磨的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戌时溘然长逝。勿药也罢，服药也好，乃至去修炼道家长生之术，都无法逃脱死亡这一必然的归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都获得了一种公平。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张剑 著，中华书局，2020年7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