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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博览 | 论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外部性”

2020-09-14 17: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在2019年，学院成功申请入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区域国别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希望推动全国高校土耳其研究和教学，为土耳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中心编辑的《土耳其博览》不定期提供土耳其相关的动态、资讯及研究结果，从人文、历史、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视角全方位介绍土耳其。

原文信息：

本文转自：《学术界》2020年第8期

作者简介：周丽娅，博士，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讲师;

周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首席研究员。

引言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受到诸种外部主体(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周边国家、美国、欧盟、散居在欧洲(西欧)各国的库尔德人、非国家主体如“伊斯兰国”，以及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等。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和复杂性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些外部因素或主体的存在及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极大地影响着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相关各方的价值和行为选择，也直接考验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包容力乃至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现代国际体系协调和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的有效性。

“民族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一般来说，“民族问题”往往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相伴而生，没有民族国家的“以族划界”的建国行为，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主要场域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问题的承载者。就近现代的土耳其来说，没有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构建行为，就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

与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相比，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发展、变化受其主权意志外因素影响明显，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建国历程以及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等因素，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外部主体。这些外部主体，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和纷争的驱动，成为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最终解决的难以控制的变量。换言之，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形成、缓和、恶化或者外溢，并不完全决定于土耳其民族国家自身的意志。

限于篇幅，文章将对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诸种外部主体(因素)，如历史和现实问题交织的近邻(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谋求中东乃至全球霸权的美国、具有相当世界影响力的欧盟、“伊斯兰国”等暴力恐怖型非国家主体，以及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等展开详细分析，以期揭示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复杂的“外部性”。

一、周边国家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深受其周边国家的影响。数十年来，围绕库尔德人问题，土耳其与其三个近邻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展开了或明或暗、时而激烈时而相对平和的斗争。尽管作为后发的新兴民族国家，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四个库尔德人跨界的国家都不愿看到库尔德人在任何一国做大做强，更无法接受一个库尔德国家的出现，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如资源、领土、教派、地缘竞争等的影响，土耳其的三个邻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不时地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策略，再加上三个邻国自身出现的政治动荡和变迁以及库尔德人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做的种种斗争和权衡，极大地增加了土耳其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的不确定性。

(一)伊拉克及其库尔德人群体对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伊拉克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是伊拉克的库尔德政策;第二个是伊拉克政府主动挑起或被迫参与的战争所导致的库尔德难民问题;第三个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博弈，其中第三个因素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系统。

1.伊拉克的库尔德政策。伊拉克是一个后发的新兴民族国家，其形成和独立的历史进程与库尔德问题密切关联。库尔德人是伊拉克最大的少数族群，它的人口大约占到伊拉克总人口的19%，主要分布在杜胡克、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三省以及大片的“有争议领土”———这些地区族裔混杂，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都主张管辖权。目前库区控制着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基尔库克省在内的有争议领土的大部分地区。自《洛桑条约》将库尔德南部划归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伊拉克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便与英国殖民者及后来的伊拉克政府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和对抗。总的来看，由于人口结构及种种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伊拉克政府对其库尔德少数群体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到了萨达姆政权时期，这种高压政策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和清洗。伊拉克政府的库尔德政策一方面呼应了同样严苛的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客观上有利于土耳其应对其国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在一种程度上造成土耳其国内民族问题的紧张和复杂，这在伊拉克政局不稳或失控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2．伊拉克政府挑起或被迫参与的战争所导致的库尔德难民问题。伊拉克政府主动挑起或被迫参与的战争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产生的大量库尔德难民，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了明显影响。两伊战争产生的大量库尔德难民涌入土耳其，并在土耳其媒体上亮相，使当时正在致力于否认甚至消灭“库尔德族”的土耳其政府陷入尴尬和被动。海湾战争及随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长期遭受萨达姆政府迫害的库尔德人得以逃往土耳其避难，数十万库尔德难民的涌入，放大了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存在，使得本已白热化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难以应对。为了缓解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接受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可以稳定和“回笼”库尔德人的“半自治的”库尔德区的建议，而伊拉克北部库区自治政府的建立，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了系统而深远的影响。

3．伊拉克北部库区政府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博弈。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KDP)的巴尔扎尼保持了密切关系，目的是对抗伊拉克库工党在土耳其境内的渗透，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自由战士”甚至一度从土耳其军队领取兵饷。伊拉克战争以来，经过慎重的考量，土耳其实际上开始默许一个渐进的库尔德自治实体的出现，这一立场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土耳其库尔德政治精英逐步放弃追求自治的传统诉求，开始积极融入土耳其政治及社会，土耳其国内族际政治的这种变化，使得土耳其政府不再担心一个独立的伊拉克库尔德政权会对国内的库尔德人起到分离主义的样板作用。其次，土耳其在库区的投资与贸易也给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撑。再次，伊拉克北部库区库尔德独立运动及周边库尔德人对它的态度，表明传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已经摆脱了《色佛尔条约》中的那种整体民族主义的藩篱，开始追求局部的库尔德群体利益，这种“发散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大大减轻了库尔德人口最多的国家土耳其的疑虑。复次，在解决库工党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希望库区的库尔德人能够影响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从而使他们不要在追求自治的过程中与库工党结盟，更不要为库工党提供发动武装暴力活动的基地。最后，伊拉克和叙利亚日益增长的政治不确定性是土耳其将目光彻底转向伊拉克北部库区的重要原因。在土耳其看来，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将会在安全上为土耳其提供一种缓冲，也有可能为邻国提供更多的安全和稳定。

对土耳其来说，库区的独立应该以一种缓慢、渐进和稳健可靠的方式进行，而突然走向独立，将会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特别是当这种独立对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时候。而选择渐进的独立路线图，则不仅土耳其从中受益，而且新生的库尔德实体将会在土耳其的政治、贸易、投资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支持下，很快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并成为土耳其稳定其国内库尔德问题的一个天然调节器。但如果库区的独立伴随着泛库尔德民族主义甚至出现领导这类民族主义的有组织的力量，那么土耳其很可能联合伊朗、伊拉克等国，共同应对这一极有可能外溢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

总体上来看，伊拉克及其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上扮演了颇为冲突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伊拉克政府的虚弱及北部库区的做大，使得土耳其在库尔德民族问题上有一种濒临“火药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起到了“减压阀”和“蓄水池”的作用。

（二）伊朗及其库尔德人群体

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伊朗大约有500～600万库尔德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与伊拉克和土耳其相邻的西北部地区。在种族和语言方面，库尔德人与伊朗人比较接近，所以伊朗库尔德人对主体民族的排斥感要比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弱得多。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教成为伊朗的国教，宗教治国使得波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距离明显缩小，加之伊朗政府的库尔德人政策相对比较温和，库尔德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等原因，总体上伊朗的库尔德问题并不突出。

在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上，伊朗及其库尔德群体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由于伊朗强大的中央政府及相对包容的库尔德政策，总体上没有能够直接产生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溢出效应;第二，伊朗及其库尔德群体是否或者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影响，取决于两国基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两国关系紧张时，伊朗就会支持库工党并允许其在伊朗境内活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双方在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上共识增多，伊朗就会选择打击库工党并抑制本土的库尔德分离组织。

“阿拉伯之春”以来，两国围绕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问题等产生严重分歧，伊朗利用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进行报复的可能性大大上升。2017年伊拉克北部库区独立公投事件再一次给双方关系缓和提供了契机，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担忧，伊朗和土耳其一致强烈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在随后的埃尔多安访伊期间，双方再次就反恐反分离主义等问题达成共识。总之，伊朗是继伊拉克之后又一个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国家，与伊拉克的双主体变量相比，伊朗的变量主体主要是伊朗政府。

（三）叙利亚及其库尔德人群体

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叙利亚大约有175万(另一数字220万)库尔德人，占到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0%(也有人认为是15%)。长期以来，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没有像其他三国那样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叙利亚内战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横空出世，为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库尔德人乘机占领了叙利亚北方大片领土，并于2016年成立了三个省级的地方自治政府。2017年9月，库尔德人在这三个地区进行地方选举，试图在这些地区实行“完全自治”，并进而在叙利亚实行联邦制。库尔德人声称，他们的目标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以阿萨德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地区自治政府”，对库尔德人所谓的“地方选举”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作为邻国，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企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土耳其认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政党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组织与库工党关系密切。从1998年因叙利亚庇护库工党组织及领导人土叙关系急剧恶化之后，土耳其和叙利亚因对伊拉克北部库区独立采取比较一致的立场而关系日趋改善。伊拉克战争后，两国关系改善迅速。“阿拉伯之春”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以来，跨界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出现了明显的联动迹象，这系统性地加剧了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解决的难度。如何协调四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直接影响到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对土耳其来说，其他三个库尔德人跨界的国家在国家安全及反恐方面的配合对其国内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土耳其的三个邻国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及其相关(外交)政策的影响。总的看来，由于三个库尔德人跨居的近邻与土耳其之间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三个邻国之间及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地缘、教派和族群关系，土耳其在应对本土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上，面对着根本无法预测和掌控的外部不确定性。

二、大国、区域性组织及非国家主体等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一)美国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库尔德问题”有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安全影响，但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的多数决策者都没有把库尔德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优先地位。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时任总统厄扎尔坚定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受到反对派的掣肘之后，只得以提供军事基地和允许其进入土耳其领土来表达对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支持。作为对土耳其支持的回报，美国默许土耳其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作为自己的“后花园”。与此同时，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对库尔德人的保护以及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支持，等等，引起土耳其统治精英的严重关切。海湾战争之后，在美国系列中东政策的影响下，库尔德问题(包括土耳其本土的库尔德问题)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益变成一个国际问题。

对于土耳其来说，尽管美国在反对库工党和协助抓捕其首领厄贾兰问题上给予土耳其支持和帮助，但由于“色佛尔综合症(Sèvres Syndrome)”等历史因素，特别是出于对在伊拉克库区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的担心，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虽然土耳其依旧支持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但此时的土耳其政治精英尤其是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拒绝了美英入侵伊拉克时使用土耳其土地。

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众议院对土耳其“践踏人权”和“民主化进程失败”的尖锐批评，美国开始因库尔德问题实施禁运，土美关系因此变得紧张，美国甚至因此被指责支持库工党。这一时期，美国被认为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对土耳其政府有着重要影响，然而美国并没有就库尔德问题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土耳其公众对此深表不满。当然，由于时任总统厄扎尔与美国保持的密切关系，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对库工党展开军事行动仍然是可能的(尽管存在着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力量)。当时美国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庇护库尔德人，二是阻止他们因此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美国的这种双重作用显然影响到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政策，为应对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给土耳其带来的威胁，厄扎尔总统试图改革传统的库尔德政策，移除对库尔德语言使用的限制，并着手修改相关法律，允许国家电视台播出库尔德语节目。然后，由于统治集团多数精英的坚决反对，随着1993年厄扎尔的去世，库尔德政策的改革彻底流产。

进入21世纪后，土美关系受库尔德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对土耳其政局影响深远的正发党以明显优势赢得大选，成为土耳其建国以来第一个占据议会多数议席并单独组阁的政党。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像海湾战争时期一样，向土耳其提出了使用其军事基地(领土)的要求，这项要求最终被土耳其议会否决。此举，使土美两国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为了修复土美关系，同时陈兵于伊拉克北部库区，土耳其政府准备以支持美军打击伊拉克为名目派兵伊拉克北部，但是这一意图遭到库尔德团体的反对。后者及时向美国提出不满和抗议，而此时的美国也因土耳其议会拒绝允许其使用军事基地的行为感到不满，它随即向土耳其表示“如果有需要，再向他们求助”。至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随意出入伊拉克北部库区的局面宣告结束。至此，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反击库工党的行动，完全受制于美国对土耳其的政策。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了形势之后，向美国政府提出“既然你们不希望我们进入伊拉克北部，而更愿意只身前往，那么正如我们之前沟通的那样，向库工党施压的责任，只好落在你们身上了”。在随后同美国的交涉中，土耳其表达了强硬立场，强调为恐怖组织库工党创造有利条件以及在穆苏尔-克尔库克地区增加库尔德人定居点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如果美国不能践行其在伊拉克北部事务上的承诺，土耳其将重新考虑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埃尔多安在同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的会晤中表示，如果库工党对美国的威胁以及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加，土耳其将考虑直接进入伊拉克北部。

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获得“盟友”土耳其的支持，美国政府在处理库工党和伊拉克库区问题上全面让步，2003年9月，土耳其和美国的安全官员召开会议，达成了一致消灭库工党的协议。双方同意就库工党的行动动向交换情报，在反对库工党的斗争中，要充分考虑到土耳其的关切。

总的来看，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得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获得空前的历史机遇，他们借机摆脱了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和军事弹压，从而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具有准国家性质的高度自治，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库尔德人明确提出在松散的伊拉克联邦内实行“完全的自治”。

美军在战争中对库尔德人的利用和援助，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库尔德人的地位:大量的军事物资和经费的援助，直接强化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武装;战争促进了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联系。同时，战争导致伊拉克政府失去原有的控制能力，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领土”扩张能力和野心，他们在控制基尔库克等地后，公然宣称“基尔库克是库尔德人的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伊拉克战争使得库尔德人在其北部的传统自治升级为“完全的自治”。不仅如此，战争引起的土耳其对其与伊拉克北部边境控制能力减弱，导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国内暴恐袭击和武装冲突加剧。

面对伊拉克战争后的严峻形势，土耳其民众的反美情绪进一步升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支持和纵容库尔德人的政策将会进一步恶化土耳其传统的库尔德问题，甚至最终导致土耳其的分裂。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伊拉克战争”“美国支持库尔德人”以及“没有帮助清剿库工党”分别列为土耳其民众反美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位原因，其中位于第一位原因的“伊拉克战争”包含了很强的库尔德因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丹尼尔·弗里德(Ambassador Daniel Fried)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土耳其的反美主义是广泛的，但在我们看来根基是不深的”，他断言如果库工党的情势发生变化，这种反美主义将很快逆转。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库区的政治地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2004年初，鲍威尔明确表示不支持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方案，但赞成某种形式的自治;在随后通过的美国操纵的伊拉克临时宪法中，伊拉克北部库区被定位为“伊拉克统一国家下的正式地方政府”。对美国来说，如果库区自治甚至独立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或者理想一点，通过双方(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共同协商的方式实现，那么对该地区的影响将会降到最低限度。

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以来，中东的形势急转直下，为了在复杂的地区形势中继续保持美国在中东的影响，美国政府在中东的策略开始向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冒险主义并用转变。不论是突然从叙利亚撤兵，还是暗杀伊朗圣城旅司令的鲁莽行为都表明，至少在近期内，美国对中东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庇佑作用和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也将随之减弱。

(二)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土耳其一直很努力，并在欧盟要求改善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加入欧盟对土耳其来说，一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土耳其难圆“欧盟梦”的原因很多，长期以来政治形势的多变，政治体制的不稳定，从欧盟一方来看，它自身存在的价值观排斥以及地缘政治安全等都是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直未能加入欧盟，但欧盟对土耳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库尔德人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它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立场、政策和实际做法对土耳其有着立竿见影般的影响，这在土耳其“向东看”之前是非常明显的。

总的来看，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理解。

1．欧盟制定的一些区域性政治标准、形成的评估性报告等，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起到直接督促和监督的作用。在欧盟有关土耳其入盟的具体条件和标准方面，库尔德问题占有很重要的权重。事实上，就库尔德问题所关涉的内容来说，几乎涉及到土耳其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方方面面:人权、民主和保护少数群体，这些内容既是土耳其的内政，也关系到欧盟国家的集体安全和价值观准则。因此，自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明晰以来，欧盟始终把库尔德问题作为考核或与土耳其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3年欧盟制定了成为其正式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哥本哈根标准包括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对土耳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治标准，该标准要求申请国必须拥有“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制度”，其中欧盟坚持的人权及保护少数民族的价值理念和制度保障成为悬在土耳其头上的两把利剑。

哥本哈根标准制定后，土耳其官方的库尔德政策，不论是在欧盟官方眼里，还是在普通民众眼中，都显得严重不合时宜。土耳其不承认库尔德人“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其在相关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持续存在的问题，导致欧盟官方和民间一片不满。

2005年欧盟正式开启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双方围绕库尔德问题等进行了交锋，谈判多次被迫中断。2006年欧盟驻土耳其官员向土耳其当局呼吁，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并且提出这种承认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公民身份并不冲突。2006年欧盟提出的报告认为，土耳其在保护少数民族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基本上没有取得多少进展。2008年欧盟将土耳其确立为优先入盟的发展对象，土耳其随后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来回应和呼应欧盟投出的为数不多的橄榄枝，尽管这些回应，在欧盟看来远远不够。

2．欧盟对土耳其的接纳性政策，一般总是能够引起土耳其的积极回应。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上，土耳其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身份，欧盟同时许诺，如果土耳其符合“哥本哈根标准”，并妥善处理与希腊的关系问题，土耳其将获得正式成员国身份。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希望因此变得日益豁亮，为了扫清入盟路上的重要障碍———库尔德问题，从当年的梅苏特·耶尔马兹总理开始，承认并解决库尔德问题逐渐成为土耳其顶层政治日程的一部分。从2000年开始，当局允许库尔德人用库尔德语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2002年开展库尔德人重返家园活动，库尔德人的一些文化权利得以实现。

2005年，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首先，他承认土耳其存在着库尔德问题(而不再是“山地土耳其人”问题);其次，承认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犯有错误;再次，承诺将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随后几年，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地区的基础建设、民生项目等领域加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2009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再次重申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不管是将其称作“库尔德问题”，还是“东南安拉托利亚问题”，抑或是“恐怖主义问题”，解决库尔德问题刻不容缓。埃尔多安说:“如果土耳其没有将其能源、预算、和平和年轻人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如果土耳其在过去25年中，没有在冲突中度过，那么今天的土耳其会是什么样?”随后，土耳其政府公布“库尔德开放倡议”(又称“民主开放倡议”)，该倡议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利等作出某些保障性规定。为解决数十年的军事冲突和恐怖主义暴力问题，土耳其政府与库工党高层在奥斯陆进行了谈判。

2011年底，埃尔多安总理在库尔德问题上迈出了重大一步，他公开承认并为土耳其政府20世纪30年代所杀害的近万名库尔德人道歉，认为这是土耳其近代史上“最沉痛和最悲惨的”事件之一。2012年11月，土耳其政府重启与库工党的谈判，次年厄贾兰在库尔德新年致辞中，表达了对停止武装冲突，在一个和平的政治框架下解决库尔德问题的信心。厄贾兰在讲话中呼吁库工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双方随后签订了和平协议，结束了30多年的军事对抗。应该说，这一停战或和平协议的取得，固然与土耳其内部的政治过程和逻辑不无关系，但与欧盟持续的压力和以入盟为条件的动力系统的运作更是密不可分。

3．欧盟围绕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批评和谴责，往往能够导致土耳其在相关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的整个进程中，欧盟对土耳其的人权标准、政权的民主合法性尤其是其库尔德少数群体保护的状况一直保持着批评甚至强烈谴责的话语高压之势，这些批评和谴责一般都会促使土耳其在某个特定领域或问题上进行改革，并进而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1997年12月，欧盟因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存在“大规模侵犯人权”现象而拒绝土耳其的入盟申请;1998年欧盟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土耳其停止对库尔德平民的军事行动，欧盟甚至因此将被土耳其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库工党称赞为“为库尔德人民的自由而战”的“正义之师”。在欧盟发表的有关评估报告中，呼吁土耳其用政治的而非军事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报告还呼吁给予库尔德人更多的包容，赋予他们应得的文化认同权利;等等。

1998年欧盟委员会在其有关土耳其入盟资格的报告中指出，土耳其宪法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政府对主张或宣扬库尔德民族认同动辄进行迫害或追诉。“报告”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土耳其政府曾以不人道的方式大规模地驱逐库尔德人，毁坏他们的村庄。在1999年和2000年的报告中，欧盟委员会对厄贾兰的死刑判决、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等相关问题提出尖锐批评。作为回应，土耳其在2002年的宪法改革中，有限度地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文化权利，并在废除死刑的改革中将厄贾兰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从而化解了厄案带来的政治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随着中东局势的巨大变化，入盟问题久拖不决的土耳其对欧盟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体上来讲，就是批评和谴责所产生的边际效用越来越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到与批评者的愿望正好相反的作用。

4．欧洲人权法院的涉库尔德人判例，也对土耳其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直接的政治、经济压力外，欧盟的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的一系列有关库尔德人的裁决，也对土耳其产生了重要影响。1999年的“埃尔多度和英杰”(1999)一案涉及对《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刊物编审的刑事起诉，起因是该杂志刊登了土耳其社会学家对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关系的采访报道。欧洲人权法院判定“申诉人的定罪和量刑与所追求的目标不成比例，因而‘这样的裁决在民主社会中并非必要’”。法院认为，这是因为尽管媒体专业人士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的“义务和责任”在冲突和紧张局势中具有特殊意义，特别是作为组织(机构)代表发表被认为可能引发暴力行为的观点时需要特别谨慎，以防止公共媒体成为传播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的工具……但是，如果发表的言论不能引发上述的仇恨暴力时，缔约国(盟国)就不能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或“预防犯罪和秩序混乱”为由，通过让公众知晓在媒体上发言可能招致刑事责任，而达到限制公众言论自由权的目的。

同年，类似的判例还有苏莱克、约孜代米尔案(Sürek andzdemir)和阿斯兰案(Arslan)。同样，在阿斯兰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土耳其法院对一位撰写关于库尔德问题的书籍的人量刑过度。欧洲人权法院指出，申诉人只是个体，他是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通过大众媒体公开他的观点，这对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领土完整”等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虽然他的书中的确有些段落对土耳其裔的人口起源问题进行了较为尖刻的描述，勾勒了一幅消极的图谱，字里行间也带着对土耳其裔人(Turkish origin)的敌对的语调，但是这并不构成煽动暴力、武装抵抗或暴动的罪行。人权法院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否引起煽动暴力、武装抵抗或暴动等是量刑定罪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事实上，(仇恨)言论的强度以及能够引发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是定罪量刑的决定性标准，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此类案件上的摇摆态度表明，法院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

1999年6月，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叛国罪、从事分裂活动以及谋杀罪，判处厄贾兰死刑。但是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下，土耳其当局不得不暂停执行对厄贾兰的死刑判决，进而借司法改革的契机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

进入21世纪后，围绕包括库尔德问题在内的各类人权问题，土耳其继续成为欧洲人权法院的被诉大户，以至于欧洲委员会东扩执委奥利·雷恩(Olli Rehn)在不得不接受恢复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决定时，摆出了“火车不停但会减速”的消极态度，让土耳其的入盟“永远在路上”。

总之，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区域性组织，对土耳其的内政———库尔德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没有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一背景，没有欧盟围绕库尔德问题敲打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可能更加不可收拾。但是，也要看到，正是库尔德问题的日益“欧洲化”，也使得土耳其越来越难以加入欧盟和融入欧洲。库尔德问题及其相伴的暴力问题的外溢欧洲，导致欧盟或欧洲各国政要及民众越发担心，一个不稳定的土耳其不仅将会“株连”或殃及他们自身的安全，而且也危及到欧盟所确立的基本价值原则，而且就库尔德问题本身来说，欧盟的加入及欧洲各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库尔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它不仅涉及到库尔德少数群体与土耳其国家的关系，更涉及到欧盟与土耳其之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

实际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不仅大大突破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边界，而且其整个外交已然被库尔德问题绑架。库尔德问题，不仅成为欧盟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层层加码于土耳其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内政(人权、少数民族政策乃至民主化进程)和外交(与希腊解决爱琴海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以及与欧洲诸国的交往和关系等等)问题的重要工具，而且成为西方集团钳制土耳其发展，左右土耳其战略发展趋向的一种用之不竭的资源。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一方面，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东向”的土耳其不忘随时回头凝望欧盟;另一方面，基于自身安全和价值观考虑，不断令土耳其失望的欧盟又在入盟尤其是有关难民的具体政策上对土耳其亮出接纳的胸怀和“付出”之心。2015年12月欧盟五年来首次开启土耳其入盟谈判的新章节。2016年欧土达成难民协议，协议规定欧盟向土耳其提供60亿欧元补贴，向土耳其提供免签旅游签证待遇，并承诺重启入盟谈判，作为交换，土耳其帮助欧盟封堵非法移民向欧盟流动的通道。在免签旅游签证待遇问题上，欧盟提出了72个条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涉及修改土耳其的“反恐法”。2016年7月未遂政变发生后，埃尔多安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法律措施包括大规模抓捕异见人士、强化舆论监管以及试图恢复死刑等，尤其是扩大“反恐法”的适用导致土欧关系“一夜生变”，欧盟对土耳其发生的“民主倒退”以及“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做法”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或谴责。所有这些变故都将直接影响到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土耳其将由一个在对待包括库尔德问题在内的民主人权方面“受表扬的孩子”，变成一个“失去了外部奖励诱惑的任性孩子”。欧盟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对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欧洲(西欧)各国的散居库尔德人

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据估计，目前欧盟国家大约有130万库尔德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自土耳其。他们通过直接参加选举、游说德国有关部门、舆论宣传、筹集资金等多种方式影响土耳其本土的库尔德民族问题。

反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人尤其是库工党把欧盟各国当作理想的动员基地、组织基地和操练场，他们不仅在这些国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政客、招募人员、筹措资金，而且公开游行示威，甚至针对土耳其在欧盟各国的使馆及土耳其在这些国家的移民进行暴力活动。

1993年库工党及其支持者冲击土耳其在德国、瑞士和法国的领事馆，劫持人质，造成很大的影响。1999年厄贾兰被捕后，法国、德国、丹麦、意大利、英国、瑞典、瑞士、希腊等国家均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游行示威、抗议乃至暴力活动。在法国巴黎，抗议者袭击了肯尼亚大使馆，劫持人质，示威者还占领了希腊驻斯特拉斯堡和马赛的领事馆。在德国，200多名库尔德人手持铁棍袭击了以色列驻柏林领事馆，因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被怀疑协助土耳其抓捕了厄贾兰;在汉堡，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一名成员被库工党的支持者扣押;在法兰克福，抗议者掀翻车辆，与警察对峙，有50多人占领了希腊领馆;在杜塞尔多夫，300多名抗议者占领希腊领事馆;在斯图加特，警察强行攻进希腊大使馆，逮捕27名抗议者。此外，肯尼亚驻波恩大使馆也遭到抗议者袭击。在意大利，20多名抗议者占领了米兰的希腊领事馆，将领事扣为人质。

在英国，3000多名抗议者围攻希腊大使馆，50多名库尔德抗议者占领希腊大使馆长达三天。在瑞士，库尔德抗议者冲击联合国难民署总部，20多名库尔德抗议者冲进位于日内瓦中心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导致该办事处大量工作人员撤离，如此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库工党在内的反政府库尔德人及其支持者不时地在欧盟成员国的一些中心城市，掀起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抗议、游行示威活动，在一些情况下往往发展成袭击土耳其人在这些城市开的店铺，焚烧他们的车辆等暴力活动。事实上，只要发生了与土耳其库尔德人相关的不利事件，欧盟的一些大城市就会出现库尔德人的抗议甚至暴力活动。德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将库工党列为恐怖组织后，库工党及其支持者与欧盟诸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2007年，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和斯洛伐克五国共抓获近40名库工党嫌疑成员，同年，德国还向土耳其引渡了两名库尔德武装分子。2008年4月，欧盟执法机关———“欧洲刑警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库工党认领了2007年15起恐怖袭击中的14起。2008年6月，德国禁止一家库尔德电视台，德国内政部长称该电视台长期充当库尔德武装分子的喉舌，7月，库尔德武装分子在土耳其绑架3名德国人质，绑架者提出“除非德国政府改变对库工党的敌对态度，否则不会释放德国人质”。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数名库工党的支持者冲进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他们声称“在为被捕的库工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的自由而示威”，要求土耳其领导人明确告知厄贾兰的状况，因为他们担心厄贾兰已经遇害。

在库尔德人武装分子把欧盟诸国作为争取独立运动或所谓“更大权利”的重要基地的同时，土耳其当局或与当局有染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同样把欧州诸国当作宰制库尔德武装分子和库尔德民权运动人士的重要场地。2016年未遂政变后，成千上万的记者、学者包括一些散居在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库尔德人，以及同情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左翼人士受到土耳其本土势力的迫害，甚至遭到有计划的暗杀。

散居在欧盟诸国的库尔德人尤其是库工党的同情者将欧洲作为反抗土耳其当局的“第二战场”，土耳其政府或民族主义者在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反制行为，给欧盟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带来一定冲击或不利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欧盟国家一方面谴责库工党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对土耳其的少数民族政策、人权乃至政治体制的“非民主化”进行尖锐的批评。为应对欧盟的这一反应，土耳其政府一面加紧对库工党武装力量的清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革库尔德政策，改善库尔德人的整体生存状态。在入盟希望很大的某些时间节点如21世纪初，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政策的批评或政策建议往往产生很积极的反响。

(四)非国家主体如“伊斯兰国(IS)”

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除了美国、欧盟及散居欧洲库尔德人对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外部性”外，非国家主体如“伊斯兰国(IS)”对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IS的崛起，使中东的政治生态剧然发生变化，库尔德人成为抗击IS的最得力的力量，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信任，而土耳其出于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多次不顾国际或地区的反恐大局，而对库尔德人痛下狠手，引起美土关系紧张。

2015年7月，土耳其军队轰炸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的据点，7月20日，土耳其南部城镇苏鲁奇遭到“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造成34人死亡，死亡的大部分都是库尔德年轻人，因此，库尔德人怀疑恐怖袭击得到土耳其政府的秘密支持，相互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库工党随后单方面宣布停火协议无效，并在土耳其境内的警察局发动连续袭击。

对于土耳其来说，地区性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使其对外政策(包括对其他三国库尔德人政策)产生了很大变数。起初，土耳其政府甚至将IS视为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可利用力量，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IS力量的急剧发展，企图利用IS的土耳其反被IS所伤。

总的来看，IS的崛起客观上将土耳其置于严重不利之地。与IS的斗争不仅有效地提升了中东库尔德人的国际声誉，历练了他们的实力，甚至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跨国联合。所有这些对土耳其解决内部的库尔德民族问题造成巨大压力。2015年6月后，土耳其的库尔德政策骤然收紧，许多已经出台的权利保护政策和立法或被废止，或被闲置。

如今，尽管IS实体已经被消灭，但是在中东“失败国家”或治理低效国家之间及内部仍然存在着大量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将继续成为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主体)。

(五)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

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影响

除了上述四类主体外，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也是影响土耳其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土耳其民族问题深受宗教问题的影响。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伴随着中东局势的日益恶化，该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开始崛起。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负效应的影响下，欧美国家的宗教保守主义和极右翼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泛滥。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欧美国家的宗教保守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互相激荡、相互激发，对经历了近百年世俗主义洗礼和民族主义熏陶的土耳其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久经压抑的宗教保守力量开始出现大规模复兴的苗头，保守的宗教民众(包括库尔德人)“纷纷要求恢复伊斯兰教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要求给予伊斯兰教更大的尊重和空间”;另一方面，不论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还是库尔德精英，都受到全球范围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福音民族主义43和极右翼民族主义的激励，变得更加激进。显然，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的输入，使土耳其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处于一种两难状态:“当政府选择一种低烈度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时，民族问题尤其是库尔德问题总体上便处于一种较为缓和状态，但是主体民族的宗教情绪便趋于增强，世俗主义受到威胁;当政府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取向强烈时，主流社会的宗教气氛趋于弱化，世俗主义得到加强，但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便趋于恶化。”

三、结语

以上笔者以较大的篇幅述及土耳其周边国家、美国、欧盟及散居于其内的库尔德人、“伊斯兰国”以及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周边国家的情况来看，库尔德问题既是他们各自国家主权安全的严重威胁因素，也是它们之间相互争斗和利用的主要筹码之一。相邻国家库尔德人状况对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影响，产生直接后果: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不论是建立自治还是图谋分离，都会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近年来随着土耳其“战略纵深”思想的出台，以及所伴随的日益“向东看”，美国需要寻找一个制衡土耳其的新力量，显然库尔德人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对象。库尔德人力量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抗击“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实体的恐怖组织，而且成为美国在中东可以信赖的盟友(美国称库尔德人为“天生的战士”);另一方面，库尔德人的发展壮大甚至独立建国，则会使中东地区本已混乱不堪的政治局势雪上加霜。

从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库尔德人作为中东四国的少数族裔群体，在一些地区如叙利亚北部成功建立了跨越族群和教派的军队和社会秩序，遵从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如民主、平等、世俗主义以及男女平等，这些现象不仅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也吸引了美国内外众多人权组织的关注，这是美国深度干预中东库尔德问题的重要“道义”动机。总之，不论是从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出发，还是从西方国家秉承的人权价值理念，抑或是从土美关系博弈的角度来看，美国都是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解决的重要外部变量之一。

从欧盟的情况来看，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与否，既关涉到其基本价值观是否得到土耳其的尊重，也关系到欧盟国家的集体安全。同时，由于欧盟的“东方问题”视野，库尔德问题也是欧盟牵制“伊斯兰土耳其”的一个重要筹码。由于在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政府多次触碰到欧盟的底线，引起欧盟的激烈批评，不仅其实现入盟的目标遥无希望，而且引起整个西方世界对土耳其的孤立和反对，土耳其也因此日益疏离西方国家。库尔德民族问题不仅影响土耳其内政，而且日益成为影响土耳其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

散居在欧盟国家的众多库尔德人也是影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些被称为“离散人群”的库尔德裔人，利用欧盟国家民主体制所提供的种种权利和自由，以公开集会、抗议、示威游行以及国会游说等多种方式，向所在国家公开表达干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愿望和心声，使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时时处于被“紧盯”的压力之下。

“伊斯兰国”同样是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重要外部主体，它的出现使库尔德人迎来命运的某种转机。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中东尤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人力量迅速得以增强，从而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均衡状态。打击“伊斯兰国”，以及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及中东的渗透和影响等利益目标，将库尔德人与美国等西方盟友紧紧捆绑在一起。在“伊斯兰国”实体被消灭后，中东存在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将继续成为影响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主体)。

外来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是影响土耳其民族问题的又一个重要变量，它使得土耳其在应对民族和宗教问题上陷入了一种“跷跷板”式的不平衡状态。

总的来看，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和复杂性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些外部因素中，不仅有复杂难控的库尔德跨国民族所造就的三个恩怨难解的近邻、谋求中东乃至全球霸权的美国、具有强大影响力和“重塑力”的欧盟，以及“伊斯兰国”等暴力恐怖的非国家主体，而且还有外来的宗教、民族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外部主体或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影响着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相关各方的价值和行为选择，也直接考验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包容力乃至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现代国际体系协调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