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往事③︱丛林里的语言学家

一个经商的和尚，一个征税的传教士，一个久远的弥赛亚传说，一个中缅边界的宗教政权，以及一个延续近百年、富庶强悍的土司家族，然后被一个隐姓埋名十余年的语言学天才逐一击破的故事。

流亡者

1930年代初，永家事业逐渐走上顶峰，一个中心位于澜沧南部的宗教政权露出雏形，而占据了澜沧北部的石氏土司也凭借鸦片生意成为滇南土司首富。两大力量不可避免地相冲突时，同样在澜沧县，一个青年开始了他近20年改名换姓的逃亡生涯。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名叫李晓村，他将给永、石两家带来致命一击。

1909年，李晓村出生于宁洱县勐先乡，这里四面环山，土地贫瘠，最适合的种植物就是烟，晒烟房和烟草地随处可见。父亲李锦秀是一个工匠，但交游广泛，任侠尚义，在勐先做过乡约（类似于村长），还是当地帮派组织“哥老会“的三哥。李晓村从小成绩优异，15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当时算是为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一次家庭剧变让他走向激进与革命的道路。

今天的勐先小学，李晓村老家就在对面小街子上

李晓村16岁时，父亲李锦秀向地主借了130元，还了100元后得到一张收条，但李母文盲把收条作鞋样用了。这事被地主知道后便抵赖说没还钱，霸占了李家赖以生存的田地，李母气得呕血而死。恰在此时，李的叔叔因为欠债被逼死，债主逼李锦秀还，最后把他毒打一顿关了起来。

这时五卅运动刚爆发，李晓村正在学校组织读书会，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极为愤怒却无力复仇，只能咬破手指在衣襟内和门上用血写下“报仇雪耻”四字。之后，要想生存就得推翻旧社会的念头便扎根心底。

1927年，国民党“清党”，屠杀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李晓村在普洱县城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1930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编入龙云军士教导队。

讲武学堂黄色的建筑遗址，保留至今成为重要文物。

这座位于云南市中心、翠湖边上的学堂，是云南历史最悠久、成就最卓著的军官学校，朱德、叶剑英等开国功勋出身于此。

从1909到1945年，讲武学堂一共为国共双方培养了军官、军士约9000人，包括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数百名将军，其中还有韩国的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越南的临时政府主席等等。

可惜，李晓村不在其列。1930年12月，因有“赤化嫌疑”，成绩全队第二的李晓村被龙云开除学籍，驱逐出校。在白色恐怖时期，和“赤化”挂上钩，哪怕仅仅是“嫌疑”二字就足以人头落地。这一年，云南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省委领导人被枪毙，党组织决定放手一搏，发动暴动。暴动当天，同学告诉李晓村：满街都站着宪兵，许多同志被杀害，“凡穿了学校学生服，一律抓到孔庙去杀头”。李躲过盘查逃回家乡，在家里，他被自己的亲表哥兼乡团保局中队长认出并诱捕，立刻被五花大绑押送上路。表哥得到的命令是，“押至坡头树密处，借口犯人逃跑就地正法砍头报功”。

决心大义灭亲的表哥不会想到，大义灭亲可以是一种家族品质。在押解李晓村的途中，他被自己的亲舅舅李锦秀追上。

李锦秀指着儿子问：“他是哪样事情？”

表哥回答说：“我也是有命在身，我不抓他我就得死，没办法的事。”说话间把命令递给李锦秀看，上面写着：“着该中队长即便着拿，若有疏逸，唯该中队长是问。”还递了水烟筒让他吸，李锦秀吸了三筒黄烟，礼貌地把烟筒递还给表哥。

就在表哥接烟筒时，李锦秀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头，猛地砍到他头部，当场劈死。目睹一切的李晓村和其他押送者惊呆在原地，李锦秀踹了李晓村一脚，让他赶紧逃。父子俩跑出一段路后，这时李晓村脚上还拴着铁链，在田间他们遇到农民，农民帮忙砍断铁链，还给了他们一顶笠帽。从此，父子俩开始了中缅老边境线上、数千里的逃亡生涯。

父子俩的拦截和逃亡得到了李锦秀帮派朋友的协助。上路前，帮派朋友对李晓村说：“孩子，以前你像颗绣花针，别在哪儿没人知道。如今你像头大象，什么人见了都想打一枪。”

父子逃亡的第一站是江城县李的姑妈家，也是他到昆明上学的资助人。但通缉令已经下达到各县，姑妈给了父子一点钱，让他们逃到老挝的勐乌山区避风头。在老挝深山里，李晓村患上疟疾，无奈，李父只得买了头牛又把他驮回国内治病。治病期间，李晓村依然躲在一片大山里，每天锻炼，背着枪从地脚跑到地头，吃些老农民的草药。

1932年，父子俩在中缅边境辗转来回，勐海、景栋、孟连、澜沧，几乎正是30年前永家的传教路线。一路上，李晓村靠教书养活自己和父亲。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傣族村寨。当李晓村从缅甸回到中国边境的孟连后，在某个村寨寻找食宿时，当地傣族头人问他：“你是哪里人？”李晓村说自己是勐海人。

“你懂傣话吗？”

“不懂。”

“家住勐海却不会傣话，不是好人，是汉人贼。”头人说，“不准你们住村子，去大路边萨喇房（行人煮饭吃的房子）歇。”

无论李晓村说多少好话，头人都不信，他只好乖乖买了一筒米和菜去萨喇房煮，房子紧挨着傣族人埋死人的黑森林。趁天未黑，李晓村找了一大堆柴，整夜烧大火以防野兽来犯，同时翻出在勐海记录的傣话，通宵死记硬背。

第二天上路，他边走边背，见人就用傣话打招呼：“大哥，苏由的赖（你家在哪里）？嘎的耐（去哪里）？六的耐马（从何处来）但上马（挑着什么）？”像疯人似地不停地用傣语和傣族人对话。

等到第四天到达勐片想找地方歇，又一个头人盘问他：“你是哪里人？去哪里？”这时，李晓村已经可以用傣话对答如流了。

李晓村1930年在云南讲武学堂

就这样，这个从小成绩优异、文武双全的准军官，发现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天赋：语言。生存不一定是比兴趣更好的老师，但一定是最高效的。之后，出于隐蔽和求生的需要，李晓村又学会哈尼语、拉祜语、佤语甚至还有英语。这些语言的共通之处很少。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的天赋一经展露，便技惊四座：1950年国庆节云南边境少数民族进京观礼，他说服民族代表进京，并担任多语翻译；中央访问团到边境宣传，他同时用三种语言讲解；澜沧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他把中央政策现场翻译成四种语言，举座皆惊。

1932年5月，父子抵达位于中缅边境的澜沧。解放前，澜沧只有山间小道，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骡马和牛，山路崎岖难行，一遇雨季，牛马也不能通行。自从铜金和尚身亡后，澜沧便成了土司的天下，冒险家的乐园。

澜沧县教育局长傅晓楼是李的远房亲戚。一见到李，傅晓楼就急了，说：“通缉你父子的悬赏令去年就发到县里来了！你是要害我还是要整我？”他赶紧让李晓村改名换姓，暂且去阿佤山调查户口、李晓村冒着被猎头的风险查完了户口，还结交了不少佤族朋友。但澜沧县城始终是离普洱太近，来往官商很多，不能久留。一年后，傅晓楼又想出一计。

“我给你安排到糯福，你一步就可以跨到对面。要是有人来逮你，我就通知你跑，要不然你就呆着那儿。“傅晓楼想了想，说，“糯福那有教堂，里面有个教会学校。”

潜伏

为了保命，李晓村加入过国民党，搞过游击队，给恶霸当过军师，甚至在教堂受洗过。他的伪装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建国后关于他究竟是“被迫脱党”，还是压根他就不是共产党员的争论持续了30多年。

糯福教会学校的学生全是拉祜族，一句汉语都不会讲，而李晓村对拉祜语一窍不通。前三周，他要靠一个名叫彭光荣的撒拉（老师）帮助翻译。三周后，他别出心裁地想到了双向语言学习法。他把学生分为两类：学过拉祜文字的，没学过拉祜文字的。他教前者学汉字，让学生们用拉祜文给汉字注音，然后他用汉语讲课文的意思，让彭光荣翻译为拉祜语；之后他再教后者汉语。这样，他在教汉语的同时学习了拉祜语，两个月后，他已经可以像个拉祜人一样讲话了。再后来，他又从永家那儿学会了英语。

从此，这个早已失去党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如同一颗钉子，插在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宗教政权的心脏边，隐而不发。

但对永家来说，自从“李老师”来后，他们的“国中国”莫名地动荡起来。

在李晓村来糯福的前一年，因为浸信会每7年一次的轮休，加上永亨乐霸占、强奸妇女的诉讼，永伟里被浸信会退休，澜沧县也请他早日奉调回国。1932年，被退休的永伟里回到了祖国。

回家的感觉并不美好，在东南亚待了40年后，永伟里对美国的一切都已经不习惯，况且云南还有他热爱的事业，在美国小住后，“思乡”心切的永伟里再次经缅甸“偷渡”到糯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他彻底驱逐出这片土地。

与热心传教的父亲、弟弟不同，永亨乐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传教士，他在政治和军事上有自己的追求，后来他做过英国在缅甸的地方行政长官、CIA的特工，永远在山沟里给山民传教不能满足他的野心。随着缅英当局向云南扩张，永亨乐自然而然地和英国殖民者勾结起来。

1933年，中缅边境的阿佤山有数个储量丰富的大银矿，以前一向是孟连土司的重大财源。觊觎这几座银矿的英缅当局让永亨乐去探明银矿的储量，永亨乐出高价派人到西盟银矿，背了两背篓的银矿石到仰光化验。当英国人发现含银量很高时，起了占有之心。

李晓村从撒拉彭光荣处打听到这件事，他说服彭一起上报给澜沧县政府和傅晓楼。照会美方后，永伟里、永亨乐二人被永久驱逐出境，只有二儿子永文生被允许留在中国境内继续主持教务。不久，李晓村、彭光荣得知英军将入侵班洪，又向政府报告。

由于李晓村两次报告传教士的非法活动，1936年，傅晓楼向县长建议把李调到县城乡村师范学校当教导主任。9月，李晓村被教育局任命为督学，在十多年时间里他走遍了澜沧县100多个学校，和佤族十几个王子打交道，为他们写小传。

就在这一年，为上帝服务了大半辈子的永伟里终于到了该见上帝的时候了。他的身体情况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到美国休养。1936年，永伟里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和自己的兄弟埋在了一起。这个麦田里长大的农民儿子，去世时已变成了一只危险、狡诈、实用主义的老狐狸。

刚到缅甸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家人被绑匪劫持，自己只能任人宰割；当他离开时，他已经成了这个边境宗教政权的缔造者和统治者。永伟里每次出巡，都是由小撒拉们骑马护卫，声势浩大。他的权力之大超出想象，每次全教大会，只要他一纸令下，成千上万的教徒便应声而至。在澜沧县长在给永家的信中这样道：“贵牧师每出外传教，事先不知会敝县，带领随从数十人马，持枪荷刀，声势汹汹有若出征。”

永家之前的传教极其成功，或者说过分成功了，蜂拥而至的山民迫使他们扩建在双江的勐勐教堂。但接替父亲职务的永文生没有想到，当初以压制和赖皮方式取得土地的父亲，也给他留下了隐患。

永伟里在1925年修建勐勐教堂，土地获得方式和糯福教堂如出一辙，都是向当地傣族土司租得。和孟连土司不同的是，1925年勐勐土司已经被废，法理上说无权出让土地，而后永家更是长期没有缴纳“地租“。所以，此时的勐勐教堂已经属于非法占地的违章建筑。

1930年，也就是永伟里第一次被赶出糯福那一年，勐勐教堂拓建，新的教堂结实坚固、宽敞明亮，更引发了双江士绅的不满。传言中，永家还参与了中缅勘界，以至于有人惊呼：中国土地不失于英国的洋枪大炮，而失于永家教会。

这座永家成功的标志还将不断给永家带来新的麻烦。父亲和哥哥被永久驱逐后，永文生在糯福独支大梁，和双江县的交涉工作由最先投靠永家的李老二代理，但没有地契，哪怕是请求美国领事馆施加压力也是枉然。分身乏术的永文生长期未到双江，双江的教务衰颓，扩建的房屋短短几年内就由于疏于维护屡次梁倾栋折。

1936年，忍无可忍的双江士绅发起了收回勐勐教堂运动，几个月间把这块地的来龙去脉、交易情况、存档文件、历年变化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很清晰，永家占用土地本就不合法理，又长期欠租，竟然还非法扩建，美国领事馆对永家也爱莫能助。教堂土地被收回改作师范学校用地。

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澜沧县的地方官员在禁种鸦片时和山民发生矛盾，一行十多人都被山民杀死。由于当事山民信教，永文生被怀疑是幕后黑手，不得不去缅甸暂避风头。

此时，澜沧最大势力当属石氏土司，他们是当年镇压铜金和尚军功最高、出力最大的家族，因此有三人被封为土司，统治澜沧。从清至民国，石家也一直是政府维护边境稳定的有力武器，澜沧叛乱频仍，1920年以前几乎天天打仗，石家则参与始终。1918年，拉祜族包围县政府，石家成功平叛。有民谣唱：“风一层层雨一层，边民造反谦糯城。石家土司来解救，打死多少造反人。”

到第三代时，石家由武功转文治，统治逐渐稳定。石玉清青少年时到昆明师范专科接受现代教育，娶了富商萧百万之女萧二娣为妻，石家走上兴盛。著名学者方国瑜在《倮黑山旅行记》中写道：石玉清是忠厚长者，深受爱戴，每户仅收门户钱5角，禁止高利贷和土地兼并。1934年中英勘界，石玉清担任中方顾问。他召集村民，对勘界中立委员施加影响，在国境线确立时争取了国家利益，被誉为“边防三老”之一（还有一位就是把永伟里赶出双江的彭锟）。

他的妻子萧二娣善于理财，她来到石家时，土司衙门还只是一个土阶茅屋，连一块水田都没。萧二娣大力招募汉族农民到澜沧，教拉祜族开垦水田。尽管清朝后期银矿枯竭，但矿区里仍有数百万吨的矿渣，含有铅、锌，挖掘、贩卖可带来数万银元的收入。

不过石家暴富最重要的产物是“烟土”，即鸦片。澜沧县境内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有150座，平地面积不到2%，不适合种粮食，却天然适合种植罂粟，且倚靠佤族聚集的阿佤山，有特许种植鸦片之权，全县的拉祜族几乎没有不种植罂粟的。石家大办烟会，每年鸦片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商人云集澜沧买卖鸦片，为期一个月。石家主持售货，也因此成为滇南土司的首富。

萧二娣为石玉清生下五男五女，体会到现代教育优势的石玉清给下一代男丁的安排堪比“肯尼迪家族”，五子都到内地求学，专业各不相同：老大石炳钧到复旦大学读政治系，回来继承土司职位；老二石炳麟到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好勇善战，之后掌握石家武装；老三石炳鑫到重庆陆军军官学校学情报，加入军统；老四读书时染病身亡；老五石炳铭在云南大学读文史系，师从方国瑜。

在上海复旦，石炳钧过着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奢侈生活。他出手阔绰，皮肤微黑，被同乡称作“老石头“，也吸引了杭州美术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杨艺。两人结婚，准备去日本留学，但卢沟桥事变打破了这一计划。石玉清去世后，石炳钧回家继承土司职位，把未婚妻也骗了回去。后来成为著名散文家的马子华和石交好，做同学时，马才华横溢，挥霍无度，经常找石借钱，石有求必应，慷慨解囊。40年代，马子华作为云南禁烟督察去澜沧拜访了他，此时的石土司和他在上海的同学“老石头”俨然不同了。马子华这样形容自己的老同学：“他是承袭着土宣慰使的爵位，领土方圆百余里，人民总数约四万五千人。他是皇帝，他是至高的主宰，他是一切……”

刚启程去澜沧时，出身大家闺秀的上海人杨艺还抱着“度蜜月”的心态，她的行李箱中有旗袍、高跟鞋等等时髦装饰。她把去边疆视作采风画画的好机会，石炳钧还买了电影放映机等想在乡亲们面前展示。他们乘海轮离开上海到河内，再坐滇越铁路到昆明。出了昆明城，夫妻俩就遇到从澜沧来接他们的马帮，马帮一天只能走60里，怀孕了的杨艺在马背上颠簸了30天，到了石家看到的是澜沧募乃的小村寨土司衙门，这和她想象中的异域风情完全不同。更绝望的是，到了石家她才发现石炳钧早有夫人，她心如死灰，茶饭不思，每日以泪洗面。后来，石炳钧开办学校，自己担任校长，让杨艺教美术。

石炳钧不仅是土司继承人，还当了区长、县参议员，凭着姻亲关系和军事经济实力，石家几乎把半个澜沧都划入势力范围。他们坚决抵制永家来自己的地盘传教，永文生曾到募乃建立教堂，石玉清得知后，马上将其驱赶并拆毁教堂。

石家也注意到了李晓村，石炳麟认为李是个危险人物，几次要动手杀害，但都被李晓村的结拜大哥张石庵劝阻。

失去党组织联系的李晓村两手空空，但他不是一无所有。依靠人格魅力、勇气和语言天赋，他迅速结交了大批朋友。在澜沧，他与西盟区长张石庵、东朗区长龚国清、同事教员尹溯涛等五人结拜，他排行第五；去少数民族头人家作客，他第二天就能和头人喝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在澜沧乡村师范任教员时，他经常邀请要好的同事和家庭贫苦、学习上进的同学散步闲谈，讲社会发展史、红军长征和个人遭遇，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加入了革命武装；率领游击队时，因为他去拜会各族的朋友，好几次部队都耽误了出发时间，但他也会策马奔驰到下游，把行军途中不慎落水的战士从洪水中救回。

值得一提的是，在阿佤山组织抗日游击队时，李晓村在小学里接触到一个名叫李光华的拉祜青年，并用自己的革命思想逐渐感染了他。

而李光华，正是三佛祖的第五代继承人。1947年哥哥病故，16岁的李光华继任土司兼保长，接过了象征权力的铸铜大印和世代传袭的红鞘银把指挥刀。有了这两样东西，整个阿佤山的人都得听他的指挥调遣。后来李光华在解放澜沧和平叛斗争中都做出贡献，成为民族团结的模范代表，担任澜沧县长长达34年。

三佛祖的家谱

在边境，除了日寇，李晓村几乎和任何人交好。他甚至给当地恶霸做过军师，他自称一来可以争取对方抗日，“二是至少可以控制刘少杀害几个人”。

在糯福，他与永家关系和睦。他和妻子都在糯福受洗，俨然是“忠实信徒”、“友爱教胞”。永文生比李晓村大6岁，他把李当弟弟一样对待。当李晓村在缅甸被困，危及性命时，永文生前往景栋解救并接回了他。李晓村的妻子生下大儿子后重病不愈，永从国外找医生药物救活。尽管李晓村时不时消失，也不透露行踪，永家也从没怀疑过他。

但绝大多数时候，李晓村隐藏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有一次，一位朋友看他全套军装，一副国民党军官打扮，便问他：“哪个时候升的官？”

李回答说：“不这样做就难得保命。”

1942年，与党组织接上联系的机会短暂地出现了。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江枕石来澜沧，考察佤山作为抗日根据地。但是，江枕石口音可疑，寄出的信件被邮政代办所所长杨永清拆阅检查，并向公安局长谭家齐告发。1943年的正月十五，江枕石被杀害，时年34岁。在狱中，他给李晓村写信说：“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给敌人当作练功的靶子……相信胜利必定属于人民。”由于“勾结奸匪，密谋作乱，破坏国防”，李晓村被县长悬赏五百银元通缉捉缉拿。这是李晓村第五次被通缉，他依然成功逃脱，但是，回归党组织的希望再次破灭。“我痛苦极了。”李晓村自述说。

1947年，国共内战愈演愈烈，战争波及到澜沧只是时间问题。有一次，作为督学视察学校时，李晓村对同样订阅《新华日报》的小学校长说：“十几年来所挂的职务都是幌子，是为了生存。”然后他告诉校长，自己要组建武装了。

收官

1948年秋，共产党组织终于来到澜沧，“归国党组”成员王松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李晓村家拜访的情景：“空敞的家中，除了一条长桌外，只有地上摆了三个草垫，连一条凳都没有”。当时由于澜沧没有党组织，所以共产党把泰国等地的共产党员，以教师的名义派到澜沧，组织革命活动。

“你是怎么过日子的呀？”王松问。

“穷惯了，不谈这些吧。”李晓村说。事实上，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他来说已经算好的了。刚到教会时，他和妻儿就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草棚子里，泥巴糊的墙，天黑前必须进屋，不然就会被老虎等野兽吃掉。李晓村把话题一转，说：“我等你们多少年，终于等到了。”

归国党组很快把石家定为主要敌人，傅晓楼是要争取的对象。可石家拥有私人武装近千人，配有美造新式步枪600多支，机枪30挺，马克沁轮盘式重机枪3挺，六零炮2门，其配备的精良和人员的配套赶得上国民党一个团，而澜沧党组织没枪没部队。这时，李晓村承诺，他能在一个星期里搞到两个大队、千余人的武装。

临走时，李晓村给了王松一把美造老式冲锋枪和一发子弹，说：“枪不好，已经过时了，有，总比没有好。”边境地区，社会动荡，澜沧全县汉族的武装枪支约四五千条，仅1949年大小械斗发生131次。地主、富农、商人几乎无一家没有枪，较大的地主有几十支手枪、步枪和几挺轻机枪。李晓村也随身带着两支手枪，左轮上全装达姆弹头。他心想：“谁要我的命，就要用鲜血来拼，打死一个是本，打死两个就有一个利息了。横竖下了一条死的决心，我思想上就舒坦多了。”

李晓村和归国党组一边举办干部培训班，培养革命力量；一边动员各地农民反抗地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强迫地主富农借出枪支弹药，部分地主还被公审枪毙。同时策动农民把田卖给地主，去阿佤山换枪支武器。1948年春的烟会，李晓村本人赊购了一挺重机枪，几支步枪。

1948年12月，李晓村、傅晓楼和王松等人在电台里听到了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他们认定，在澜沧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

精于情报工作的石家也洞察到来者不善。石炳钧首先请求澜沧县长阎旭把“归国党组”都送出国或者交给石家处理。县长阎旭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问世事，成天闭门礼佛，对政务毫无兴趣。他把眷属和财物潜送回昆明，权力则全部交给“心腹”傅晓楼，后者此时已经是澜沧县参议会副议长、澜沧民众自卫大队大队长，掌握了大部分武装。阎旭压根不相信有人敢造反，还责备石炳钧危言耸听，严禁石家先发制人。

迷信军事的石炳麟则构筑防御工事，扬言进攻，还写亲笔信派人暗杀傅晓楼，傅在当地人望极高，这封信被转交到了他的手上。农民起义，杀死地主，全县形势紧张，惊惶不安的阎旭多次写信给傅晓楼要求处理，但傅每次都把信向党组公开。

相比于王松第一次见到的李晓村勇猛、直率，在旧政权内如鱼得水的傅晓楼性格则大相径庭。归国后王松在谦糯傅晓楼家中住过三天，他形容傅晓楼是个子矮小、文质彬彬的书生。“那时他的烟瘾还没有戒，所以，几乎日夜都在他的烟床度过。因此，他的身体不好，眼睛还常常流泪。开始时，我几乎日夜都跟老傅‘泡’在他的烟床上，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在烟床上决定的。”当时吸鸦片的嗜好在云南极其普遍，烟约等于一种硬通货。部队没有薪饷，每个干部战士会吸烟的每月发三两黄烟，不会吸烟的发五角银元。

傅晓楼为人圆滑，深藏不露，对国民党和石炳钧不理不睬，国民党委任他做谦糯、孟连乡乡长，推荐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国大会，都被他拒绝。他从不到县政府办公，官员们，包括县长有事，都要去谦糯找他。相反，同样毕业于师范学校的他非常看重李晓村等人，形影不离。他辛苦办学十多年，却发现入学的只是少数土司头人的子弟，劳苦大众的子女被拒之门外，优秀教师如李晓村、尹溯涛被视为赤色分子加以迫害。1939年有段时间，他曾辞去一切政府职务，前往缅甸、泰国经商，并在当地书店博览马列、毛泽东著作，思想震动极大。

早在1948年年初，云南省政府下令各县成立民众自卫队，县长兼总队长阎旭聘请傅晓楼为副总队长，傅晓楼借此安插了一批亲信担任中队长，从而掌握了县武装。此时，全澜沧除了石家以外的武装力量都被傅、李控制在手了。

阎旭的倚仗是，在思普专区有二千多人的正规军保安团，团长是他侄子，以1949年澜沧县全部大烟课为酬劳，驰援镇压易如反掌。然而，他写给保安团的信被截获，各乡武装也被傅掌握，不愿执行他的命令。当时的澜沧县参议会议长是黄道能，名义上他拥有调动全县武装的权力。他原本是石家的姻亲，但两家正在闹矛盾，十分激烈。萧二娣预见了局势的严重性，她和石炳钧、石炳麟去劝说黄：“亲家爹，我们是侄亲（黄的儿媳是石的二妹），即使有点滴小意见也可说明，所谓话明气散，万万不能同室操戈，给共产党利用，共产党来了不整我们这些人还去整谁呀？你是聪明绝顶的人，千万不能给人家当作炮筒来放呀！”

但家小业小的黄道能审时度势，他相信，跟着老谋深算的傅晓楼干，打倒首富亲家，未来澜沧政权肯定有他的位置。一时间，石家暗杀黄道能的消息风声鹤唳，李晓村顺势让自己的一位校长在一个天阴下雨的黄昏时分，悄悄走到黄的后门，推了几下，又敲了几下。马上，村中就传出了石炳麟派人暗杀黄道能的谣言，之后，黄更加坚决地投靠革命。

经过讲武堂的洗礼和抗战游击队的磨炼，李晓村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事将领。1949年1月24日，李晓村带着两个分队、200多人向澜沧县城进发。 黄道能以国民政府县议会的名义，发出“剿匪令”，调集全县所有武装进攻石家。就在李到达前一天，傅晓楼派了一个中队强行运走了县政府的2万发子弹。26日清晨，李晓村出其不意地包围澜沧县城，县政府投降，澜沧解放。

28日，李晓村北上石家老巢募乃。李临时组建起来的部队还保留着打洋财、抢夺战利品的习惯，他们焚毁石家土司衙门，掘地三尺，搜寻财富。衙门被夷为平地，石家人四散逃命。被俘的萧二娣先是被“软禁”看守，后来被拉祜勇士解救，带领旧部继续叛乱。

阎旭和石炳钧去昆明搬救兵，就在半路上，上级官员拦截住阎旭并当面训斥，出示了省主席卢汉的军令：弃城潜逃者，按军法处置，命令他一个月内平息起义。阎旭无力也无意愿承担责任，当晚服毒自杀。石炳麟逃往缅甸，筹划反攻。石炳钧继续前往昆明求援，正当他购买武器，准备打回澜沧，和李晓村决一死战时，1949年12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石炳钧成为云南省军政委员会第一个在昆明被统战的边疆土司。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永家和当初敌对的石家走到了一起。永文生很清楚，共产党不可能允许他这样一个拥有私人武装的传教士存在。

他所能依靠的仍然是信教的山民。永文生在教会学校的教科书里写例句：“汉人来了，我怕！”但是他的教堂护卫队不可能是革命军的对手，他和石炳麟等人组织了“澜沧剿共军”，里应外合，发动大规模的叛乱，企图反扑澜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永文生同意，李晓村率领部队在糯福教堂召开了庆祝大会和联欢晚会。

11月，澜沧境内叛乱四起。石炳麟率兵反攻澜沧，与母亲会合，石家两股势力合计有了三四千人的兵力。永文生看到了一线希望，急忙和石炳麟联系，赠与他3000缅甸卢比、机枪和手榴弹，同时让自己潜伏在革命军队中的教徒伺机而动。

除了经商务农上的天赋，萧二娣在政治上也长袖善舞，极为精明。1950年2月中旬，石炳麟第三次进犯澜沧，杀回募乃老巢，人数多达3000多。萧二娣再度召唤中课头人，她用800元半开，并剽了两头水牛为约，拉拢了中课佤族大头人岩顶、岩腔，承诺打下田坝、东主后，任其抢掠财物和猎取人头。这时，澜沧北有李希哲，东有宁江周，南有石炳麟，西有萧二娣，形势险恶，而革命军只有六七百人。但石家不会想到，这次他们将输得血本无归。

李晓村边打边谈，团结一切力量孤立石家，石家在澜沧势力根深蒂固，关系盘根错节，利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李晓村近20年建立的关系网开始收拢、合围。

石炳麟的“剿共指挥部”副总指挥吴应祥是龚国清的侄女婿，龚国清、张石庵都是李晓村的结拜大哥。开战前，李晓村让龚说服吴起义，吴带着170多人枪，冲出了石炳麟的封锁圈，加入李晓村，双方力量此消彼长。

接着，他劝降投靠石家的少数民族头人。头人回话：“老爷（石土司）有大炮，你们炮都没有，不投降。”李晓村就用枪榴弹连发七八发，头人以为是炮弹，这才同意投降。按民族风俗习惯，李晓村和头人喝了咒水（鸡血酒），然后继续进剿石部。

喝咒水

3月3日晚，石炳麟在迫击炮、重机枪的掩护下进攻李晓村部队的阵地，此时，卢汉起义部队、一年前被石家视作救命稻草的保安九团赶来增援，带来重型迫击炮。李晓村用八二炮轰击石的指挥部，当石炳麟有生之年第一次听到重型迫击炮的轰炸声时，他知道，传说中的横扫数百万中央军的“解放大军”真的来了，他连夜逃入中课大寨。

在追击石家、陈兵中课大寨前，指挥部开了个会，李晓村认为中课易守难攻，强攻代价极高。中课佤人历来剽悍，能征善战，1915年，唐继尧派一个日式装备的步兵营到澜沧讨伐佤族，结果六七千人被中课、班箐部落全歼，营长、指挥官战死。1917年，沈兆肖司令率兵查铲罂粟苗，遭中课反抗，沈前往镇压，结果伤官兵数十人，沈死于战乱。直到1955年底，中课大寨都不同意解放军进驻，连测绘队都进不去。修建从澜沧到西盟的公路，也因为头人反对，被迫改道。

恰在此时，岩顶、岩腔主动派使者给李晓村送来鸡毛木刻信和一颗步枪子弹，木刻上绑着一片甘蔗和一个芭蕉。鸡毛木刻信表示紧急，甘蔗和芭蕉表示友好，佤族要求发给子弹，以消灭石炳麟的队伍。

傅晓楼等人认为佤族反复无常，难以信任，但李晓村想起多年前的两件事，说服了众人。1939年烟会，岩顶、岩腔在集市上偷走了数十头骡马，负责维持烟会秩序的石炳麟率数人直闯中课大本营，一番屠杀后，缺乏现代军火装备的佤族答应归还牲畜；1945年，石炳麟当阿佤山垦殖团团长，又因为争夺银矿，两次武力攻打中课，仇恨未消。

李晓村分析，虽然岩顶、岩腔目前与石家母子合作，但他们是认不清形势，主要目的是抢掠财物。此外，石家母子带着九百多人进去，仅粮食就无法解决，到处抢吃，势必冲突，完全可以分化、利用。

经傅等人同意，李晓村取了1000发步枪子弹，并用木刻信包上甘蔗、盐巴，请使者带回，约定我军在南本烟山堵截石家，佤族在中课反戈一击。

血色筵席

1950年3月初，当石炳钧正在昆明接受统战时，他的一家老小，都随着一千多号人的队伍，住进了中课大寨，其中包括他的儿子石安达。

3月5日，石家残部逃入中课，第一天还能买米煮饭，第二天就无米可买，人心骚动。石炳麟对岩顶、岩腔说：你们守住中课这道大门，顶住民主（指我军），我去占领阿佤山，等我弟弟石炳鑫带兵回来，共同反攻澜沧。岩顶知道他要转嫁战祸，马上叫其他佤族部落沿路伏击，并私下派人联系了李晓村，准备第二天就倒戈。

当晚，佤族举行了盛大的剽牛仪式欢迎石炳麟，晚会上唱歌跳舞，好不热闹。年幼的石安达看到，中课大寨的四周挖有深沟，沟边插着尖木椿，寨子中心还立着几棵高耸的木头，上面装着人头，茅屋前则堆着许多水牛头，头人搭的牛骨架高耸入云。

中课、班菁佤族大寨入口两旁的数百个水牛头。图源：《云南文献》第46期，石安达摄

7日一早，石家开始往阿佤山方向逃跑。冬春季节的阿佤山气候干燥，路边枯黄的茅草比人还高，石家队伍走到一个青松毛扎的牌坊下，突然间，枪声大作。

岩顶、岩腔出现，向石炳麟发出最后通牒：放下武器，全军投降。石坚决反对，他深知佤族性格反复，缴械必死无疑。但他的两个手下动摇了，带领300多人缴械，石炳麟则率领剩下的500人立即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当成堆的枪弹刚被搬走，佤族就挥着刀冲上前来大肆屠杀，收割人头，血流成河。石炳麟率领剩下的人拼命抵抗，保护家眷。昼夜激战，九百多人的队伍只剩几十个，弹尽粮绝，依然没能冲出佤族的重围。

枪声一响，石安达的坐骑受惊，逸道狂奔，不知跑了多久他跌落马下，晕倒过去。幸好一个卫兵救了他，把他带到高处。清醒过来的石安达看到山下成千上万的佤族勇士，扎了红包头，挥着长刀，正在举着火把放火烧山，让石家残部在密林中无路可逃。佤族依然热衷于猎头，到处可见石炳麟的士兵被剥光了衣服，无头的尸体枕藉，嘶喊声、惨叫声、木鼓声不绝于耳。“枪声、野火焚山的霹雳声响彻山野，刀山、火海，大地已成炼狱。”正在云南大学读大一的石家老五石炳铭，后来在回忆录《云起云落》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石炳麟的宠妾背着孩子骑在大骡子上，她看见另一个孩子被佤族一枪打伤，大声叫唤时，自己也被枪打中从骡背上滚下来，转眼间被佤族拖在大木头上，用刀砍了首级。除了死人被割头，还有许多人是活活地被捆去砍了脑袋，石家不少妇女、女孩都被抓去做老婆。石炳麟的儿子被俘虏，1951年才由澜沧县人民政府用两头大水牛赎回来，交还给石家。

据战士说，那些四散逃逸、饿了几天的残匪，见到佤族就把枪举起来交出，枪口对着自己，只是请求给一碗饭吃，佤族也没有再砍他们的头——因为这一次砍的人头实在太多，不需要了。

萧二娣和石炳麟侥幸逃脱，走到一片无人的草地，这里是原先石家烟会的据点之一。在这儿，萧二娣决定，石炳麟和队长们分头突围，自己率残部，步行前往五、六公里外的共产党军队阵地投降。

8日晚上6点，萧二娣领着三四百人来缴枪投降。她带着保姆7-8个月的孩子，左手按着肚子，右手拉着李晓村的手哀求说：“老师，可怜一些。”萧二娣并没有被为难，相反，解放军把骡马让给她骑，她安全抵达昆明，成为统战对象，住在国民政府原空军上校的别墅内，生活上享受团级待遇。

至此，历时五个多月的剿匪平叛斗争取得全胜，澜沧革命政权成功保卫。

对文永生而言，回糯福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他在1949年的平安夜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和父辈的发迹处——缅甸景栋。

在景栋，永文生发现浸信会又派了刘易斯夫妇来传教。刘易斯夫妇毕业于神学院，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对永家那一套因地制宜的土法传教鄙夷不已，甚至觉得永家设计的拉祜文和佤文不科学，要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双方完全无法合作。不久，刘易斯夫妇搬离景栋城，在城外另设教堂，和永文生夫妇唱对台戏。暗地里，刘易斯夫妇一直在和浸信会通信，举报永文生的种种不当行为。尤其敏感的是，当时身为英缅官员的哥哥永亨乐不时造访景栋，与弟弟密谈。

此时永文生已经十四年没有回过美国，早已超过浸信会传教士的服役期限。浸信会通知永文生夫妇回国休息并接受培训，永文生不疑有他，按期回国。然而他的休假却迟迟不结束，直到浸信会告诉他，他为上帝的服务到头了。浸信会认为在二战中当过军官，又和永亨乐有兄弟关系的永文生已经不适合充当上帝在海外传教的忠仆。永文生怒不可遏却无计可施，他申请改去泰国也被拒绝。显然，浸信会已经抛弃了永家。最终，永文生只得留在美国，依靠浸信会发放的退休金生活，碌碌无为地度过了后半生。他嘱咐儿子学医，要以医生的身份重返东南亚传教。

他依然没有放弃永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景栋时，他不断给澜沧送药、捎话，说美国人和国民党会从缅甸打回澜沧，届时自己也会归来，请大家不要忘了永牧师。永文生原本在拉祜教徒中地位极高，刚出逃时怀念他的人也很多，但是时间一久，这样的联系终究不足。当他寄出一封信给撒拉彭光荣，请求他好好保管多年来糯福教堂费尽千辛万苦收藏的一千多本书时，彭光荣把信扔到一边置之不理。旁人说彭撒拉不信教了，彭光荣非常郑重地回答：

“我不是不信教，我是不信永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