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往事①︱澜沧山区里的富商和尚

一个经商的和尚，一个征税的传教士，一个久远的弥赛亚传说，一个中缅边界的宗教政权，以及一个延续近百年、富庶强悍的土司家族，然后被一个隐姓埋名十余年的语言学天才逐一击破的故事。

和尚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云南大理，鸡足山。

一个身穿黄袍的和尚正在往南走。沿着澜沧江及其周边的银矿，他在云南和缅甸的山区传播自己“改良”过的大乘教。

鸡足山位于滇西北，因为从高空俯瞰形似鸡的一足三爪而得名。除了鸡足，这座山更有名之处在于，自南宋后它便是一座佛教名山。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此交汇，大批名僧聚集于此，信徒无数。到乾隆年间，鸡足山大乘教已经发展成为跨越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西、江苏及运河沿线的巨大网络。

鸡足山地形图

不断蔓延的鸡足山大乘教让朝廷感到了威胁。乾隆十一年（1746），云贵总督破获鸡足山大乘教案，拘捕1500名大乘教和尚，其余僧侣被迫流亡，从小在鸡足山长大的杨德渊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于传统佛教，杨德渊传播的鸡足山大乘教把儒、释、道“三教合一”，最典型的特点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并以转世佛王的方式传承统治。

依靠结交上层头人和救治底层穷人，杨德渊的传教事业在拉祜族聚集的澜沧山区飞速发展，拉祜人把他称为“阿巴姑”（神仙）。勐允土司的一位头人不仅请杨来传教，还要求村民必须皈依，否则不许在管辖地居住。由于杨德渊对澜沧人心理的巨大影响，他被尊为“改心和尚”，澜沧江西岸的大片地区以上改心、下改心命名。他招收弟子三百多人，其中最著名、被认为继承了他的衣钵的，是一个汉族移民之子、俗名张辅国的武术教练。他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

铜金。

传统上，澜沧山区是拉祜族的聚居区。拉祜族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此外还有汉族、佤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十几种民族，而绝大多数拉祜族都生活在澜沧江以西。他们的故乡在澜沧江东岸，清朝的压榨迫使他们举族西迁。

根据《拉祜族简史》，拉祜族有“重自由，轻迁徙”的民族性格：“在遭到严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往往举族大迁徙。”不同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傣族、白族，历史上，拉祜族极少建立政权，极频繁地迁徙移民。他们的民族传说《牡帕密帕》中这样唱道：

有三条狗尾巴毛那么多的拉祜从东路迁徙

有三碗苏子籽种那么多的拉祜从西路迁徙

当他们渡过纳古够河之后

河水三天三夜浑浊不清

直到18世纪，拉祜人都按原始的血缘聚居，没有官员，也没有衙门。他们宁可倒退回森林，重新过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生活，也不愿接受政府的统治。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说，拉祜人是典型的“无政权民族”。

但铜金及其传播的佛教迅速改变了这一点。1790年，杨德渊在澜沧南栅村修建中心佛寺，杨死后，铜金继承了南栅佛寺的控制权。他们请来内地能工巧匠建起了有拉祜特点的佛房，在澜沧、双江建造中心佛房50多个，村寨佛房500多个。他们把佛教和拉祜族原始信仰相结合，杨德渊被称作“佛祖帕”，与拉祜族崇拜的天神厄沙齐名。同时，把农耕文化植入佛教中，每年三次的佛教节日，佛王都会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就连教义也本土化，不再是清静无为、寄托来世，而是在佛祖的领导下抵抗清朝和土司的奴役剥削。

1796年，嘉庆登基。威远一带发生饥荒，拉祜族起义，反抗清朝暴政。起义军借助铜金的宗教影响，利用村寨佛房进行军事动员。

1799年，铜金已成为澜沧江西岸山区公认的“佛王”。年底，拉祜族再度起义，铜金举行了佛教盛典仪式，组织起了一支五万余人的起义队伍。

此时，在澜沧江边，铜金建立的坝卡堡垒控制了澜沧江渡口和周围的山谷，由三层木栅和深壕沟围护，号称统领千户居民、上万人口，坝卡堡垒内有数百间草房围绕着中心佛房，周围的五十多个村寨都能听从其指挥调动。在嘉庆五年（1800）的一次动乱中，铜金和尚从佤山调来了由头人李小老率领的约六百人的战士，他们全是铜金、铜登的信徒（马健雄，2018）。从此，澜沧和拉祜人在清朝统治者眼里成为“三反之地，九反之民”，蜂起的起义让清廷头痛不已。

1800年，因为镇压不力，清廷把原云贵总督撤职查办，任命书麟为新总督，采取堵、剿、抚并用的镇压政策。起义军首领被杀，部分队伍转入山区，铜金及其信徒投降。

澜沧江西岸山区森林茂密，夏季“瘴气”横行。据记载：瘴气乃河上的红色气体，汉人粘之即死，当地人却免疫。所以，清军获胜后也无法在当地驻军，为了继续平叛、维持稳定，在嘉庆的同意下，书麟向铜金许诺：只要他三年内清除其他起义军势力，就正式委任他为地方官。

铜金高效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先帮官府捕获了率领山民和失业矿工到盐井抢劫的头人；又解决了蛮糯的危机。身为汉人和宗教领袖，铜金对清廷堵、剿、抚并用的镇压手段非常熟悉，因此他一直请求官府允许他还俗，颁发官印、授予官职，云南地方官员也支持他的这一请求。

与此同时，铜金也未停止扩张自己的宗教势力。1810年，澜沧江西岸已经形成多个宗教中心，包括蛮糯、坝卡、南栅、邦奈、南兴、黄草岭（需要地图）等等。在拉祜、傣族等少数民族中，他享有崇高的威望。

嘉庆五年三月十九日

此等汉僧人数众多，不独勐勐为然。其附近之孟连、车里、六困、勐班等处，遍地皆是，毋论倮黑、摆夷、蒲蛮等类，无不奉为神明，牢不可破。

——总督书麟奏折，嘉庆五年

唯一的问题是，铜金统领的大片领地名义上属于清朝正式册封的孟连宣抚司，保守的嘉庆并不愿意改变既定的边疆政策。他拒绝了云南地方官员授予铜金官职的请求，铜金被“彻底招安”的希望落空，书麟利用他瓦解起义军的计划也流产，起义又一次风起云涌。

1812年，铜金被清军“凌迟枭示”。

盐商

威远江，澜沧江的一条支流，清朝时的威远州，如今是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市区内，一座远超这座城市体量的“威远江国际大酒店”在夜间灯火辉煌，如同城堡般显眼。我们抵达的这天正是大雨，一路上山体滑坡的痕迹随处可见，215国道上不断出现落石、路面破碎和警告标志。

215国道几乎是沿着威远江而建。在艰难漫长的路途上，威远江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山上赤色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入江，江水凶猛而混浊。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条江晴天清澈，雨天混浊。

穿城而过的威远江

赭红色的威远江水

但威远江重要的历史地位并非来源于激烈的江水，而是一种生存必需物资：盐。在威远江河谷中分布着九个盐井，早至唐朝就开发利用。景谷古称“勐卧”，在傣语中，勐是地方，卧则是盐井。

一路上我们路过的抱母村、按板镇、香盐村——两百多年前，这些村镇全都是盐井，名为案板井、抱母井、恩耕井、茂篾井、香盐井等等。其中，恩耕井直到1930年还能煎制上乘食盐，历时1200多年，有的盐井直到今天还在运作。

当铜金得到总督书麟许诺的三年之约后，他沿着威远江的河谷走到盐井，结识了威远的盐井税官，敏锐的他发现了自己崛起的新资本：每年700万斤的私盐生意。

对于威远的盐井，官方每年的定额只有200多万斤，而威远的产量能达到900万斤。多出的盐如何运输销售，成了一门巨大的生意，铜金很快察觉并加入这门生意，成为矿工、盐商的保护者和中间人。

更关键的是，拉祜族聚居的澜沧不产盐。因此，盐在拉祜人的生活中意义极其重大。多数盐都是商人从威远驮来卖，价格昂贵，堪比白银。在澜沧的许多地方，盐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火柴盒大小的盐，中间开一小口，用绳子一串串穿起来，如同铜板。一块盐可以换10-12把青菜，农民帮工一天的工钱最多也就买一块。普通山民要想吃盐，只能在吃饭时用舌头舔一舔，或者用线拴起盐来放在锅里快速涮一涮。除了食用，盐还是冶炼的重要材料。

解放后，澜沧第一届各族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就提出：“有的群众长年累月吃不到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要是能在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盐公司，解决群众的食盐问题就是最大的恩德了。”

威远江的盐是如此珍贵，澜沧江以西的边境山区，包括上缅甸所需食盐都来源于威远江，以至于成为澜沧江以西各土司在政治上依附明、清王朝的重要原因。缺盐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解决，对于200年前的人来说，每年多出的700万斤盐有多宝贵，可想而知。

从1800年接受招安，到1812年被凌迟示众，这12年间，铜金所主持的，便是一门牵涉到几十万人、关乎平民生存和边境归属的重大生意，它的核心是银、盐、粮。

根据学者马健雄的研究，这一交易链的运作方式复杂：1、将卤水煮干熬盐需要消耗大量柴薪，因此山民在山上砍柴，送到盐井换盐；2、山民把盐背到江外市场或者矿山盐店出售得钱；3、再拿钱去平地买稻谷。“产粮坝区、威远江流域的盐井区和深山中的矿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物资供应体系。”其中任意一个物资供应的迟滞、中断，都可能导致整个交易链断裂。铜金和尚与威远厅的盐井课长分工合作，成为私盐运销的合伙人。盐井官员向铜金供应盐，铜金再供应到各银厂和山区村寨。

然而，清缅战争的爆发和嘉庆即位打断了这一交易链。严苛的嘉庆发现云南各地因战争累积的财政亏空惊人，下令严查，清理旧账。各级官员为了交差，强迫民众多买盐，利用盐税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威远州原先多出的盐现在禁止出卖，银矿矿工和山区民众无盐可用。

明朝后期，中缅边界建立起许多银厂，数十万人在这些银矿工作、贸易，他们的生活用盐全部来源于上述几个盐井。到了嘉庆时期，银矿逐渐枯竭，嘉庆清账更是导致这数十万人生计无着，一部分失业者便逐渐聚集在铜金身边。

“三年之约”的后一年，1804年，铜金完全控制了募乃银厂，原合法的管辖者孟连土司再也收不到募乃厂的银税。铜金的统治势力还在扩张，他管辖人口多达三万，治下政权如此稳定，以至云贵总督请求嘉庆皇帝授予铜金更高级别的正式官职。支持铜金则意味着削弱孟连土司，也就是改变传统的土司制度，保守的嘉庆皇帝指示地方官员，可以给铜金颁发官服、顶戴、官印、银牌和奖金，也可以让他改名还俗，但就是不能授职。因此，铜金依然是孟连土司下的一名土官，所征税款也必须交由土司上缴。

衰弱的孟连宣抚司无力阻止铜金对土司领地的迅速蚕食，双方矛盾愈演愈烈。嘉庆八年，云南地方官员试图调解两者矛盾，商议在中立方景谷永平镇谈判。铜金看到被册封朝廷正式官员的机会，欣然应允，从澜沧江西启程，准备渡江。时值盛夏季节，澜沧江洪水爆发，铜金和随行人员艰难跋涉，离开了地势高、气候凉爽的澜沧，赶到湿热难耐的澜沧江岸。高涨的江水和瘴气使得铜金等待了近一个月，才得以渡江赶赴永平。

铜金当年过河的渡口

在永平等候多时的官员对铜金印象很好，他们记录铜金“言语动作，俱报恭顺”。铜金告诉官员，并非是他有意悖逆孟连土司，实在是土司对拉祜人压榨太甚，拉祜人主动投奔铜金，并推举他代表拉祜人和孟连交涉。

相比铜金的恭顺，刚成年的第21代孟连宣抚刀派功屡请不至，让云南地方官员大失所望。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刀派功正在奔赴缅甸，以割地为条件企图借兵镇压铜金。涉世未深的刀派功未能看出对方的诡计，夜里，“土匪”偷偷潜入刀派功的住处，杀死了他，还窃走由朝廷颁发、象征宣抚司至高权力的大印。刀派功的密谋惨淡收场，孟连宣抚司的处境更为不利。

永平的迁糯佛寺，已有300多年历史

据此，云南地方官员上奏，请求嘉庆皇帝册封铜金官职。然而，嘉庆皇帝一再否决，他坚持认为无论铜金如何竭力为朝廷办事，始终“只可加赏，不可授职，此人终不可信用，后必为蛇足之患”。在上谕中，他说：“孟连与铜金势不两立，将来必有事故。”他天然地站到了孟连的一边。

感到不被信任的铜金，继续蚕食孟连土司的地盘，至嘉庆十年（1805）前后，澜沧江以西的山区已是铜金南栅佛房的控制范围，他建立了一套由他本人即南栅佛王——区域性的五佛爷和佛房——村寨佛房组成的三级佛王体制，被称为“五佛五经”体系。这一“佛王”政教体系被他的后代继承并稳定下来，持续到光绪十四年（1888）。

铜金死后，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熄灭，他的儿子和同门继承了他的统治权威，抵抗坚持了五代人之久。其中，占据西盟阿佤山的三佛祖，是新的拉祜“佛王”，他是铜金的同门师侄。三佛祖的影响极其深远，他的举措之一是把犁、锄、刀、斧和牛耕稻作的生产技术引入，同时种植鸦片，极大提升了阿佤山的生产力。

1888年，三佛祖逝世。死前，他留下遗言，指示拉祜人：“燃烧蜂蜡蜡烛和香棒，这样有一天拉祜人可能很快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

在拉祜族的传说中，古代拉祜的先民分为兄妹两系，因分配猎物发生误会而分离。妹妹支系往南方走，哥哥支系在后追赶，追到勐缅时妹妹捎来口信：“我们是比底衣梭雅（同胞骨肉），虽然暂时分离了，但将来我们要骑着白马，驮着经书回来看你们。”

后来外国传教士搜集的版本更富深意：

[W]hen the time is fulfilled, God will search for us and will enter our homes.

时机成熟，神就会寻找我们，进入我们的家。

There is a sign and when it appears, we will know that God is coming.

有一个征兆，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要来了：

The sign is that white people on white horses will bring us the Scripture of God.

骑在白马上的白人给我们带来神的圣经

在镇压铜金及其追随者的战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被分封土司，其中拉祜族石姓家族功劳尤高。石家三兄弟都被授予职位，成为拉祜族第一代土司，直接行政管理澜沧。拉祜时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