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们的摄影观点精选：探索影像在地域文化构建的作用

早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遥远神秘的远东文化中心上海就吸引了一大批西方的摄影师前来，为她留下彼时的独特而充满风情的城市景观。9月19日，上海相机摄影博物馆浦东新址，一场名为“摄影180年在中国——上海（1850-1949）历史影像收藏展”正式拉开帷幕，50多张反映上海历史景观的摄影艺术作品中不乏中外摄影历史名家名作，如李格朗（Louis Legrand）、汤姆逊(John Thomas)、桑德斯（Williams Saunders）、布莱克（John Black）、坎米奇(Henry Cammidge)、公泰、耀华、丽华照相馆的原作。

《上海理发店》威廉·桑德斯：“上海理发店”是著名和流传很广的19世纪上海影像之一。这张英国《哈泼斯》周报（Happer’s Weekly)1876 年12 月16 日全版刊登的以著名沪上摄影家桑德斯“上海理发店”的影像照片创作的摄影版画，反映了1870 年代上海社会的状况。

《上海外滩源英租界》 亨利·坎米奇。采用照片的《中国杂志》上，当属较早记录下该地区的影像之一。《中国杂志》1868 年由英国人查尔斯·兰德勒·戴维斯（Charles Landler Davis）在上海创办。坎米奇，英国职业摄影师，自1866 至1874 年在上海开设照相馆，拍摄的不少照片刊载于《中国杂志》和《远东》（The Far East）中，是早期中国摄影史一位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遗失”摄影家。

清末上海商业街区/上海丽华照相馆/1890年代。照片罕见地记录下晚清上海街景的同时，也承载了清末中国照相馆的业态和摄影技术技法。至19世纪末，中国人开设的照片馆已成为了上海照相业的主体，遍布全市的主要商业区。

9月20日下午2点，为了让公众进一步了解影像记录和传播地域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浦东图书馆一号报告厅举办了由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摄影史论与评论家顾铮主持的“《历史影像—上海》探索影像在地域文化构建的作用”学术论坛。论坛邀请影像和史学专家围绕“影像、城市、历史”三大主题发表各自的见解。

论坛现场的各位学者专家——左起：顾铮/承载/钟建明/陈静/林路 本文图片特约摄影 季成（除历史照片外）

专家、学者们带着对城市记忆留存、身份认同的焦虑而来，也带来了各自领域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主持人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史论与评论家】

身份认同的焦虑需要每个人参与记录其中

上海的发展之快、变化之大，让顾铮对于当下的上海人/在上海的人建立对城市的认同感、建构起自我身份认同有着严重的焦虑，在他看来，如果城市的或者生长之地的地标被拆迁，那童年的记忆、对城市/区域/地段的印象将无可附着。“记忆，除了有实体中介之外，还能建立在什么之上呢？”他举例说到，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U2侦察机曾盘旋在中国多地上空（包括上海），进行了大量详实的航拍，他曾请自己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朋友在其中寻找到他幼时居住的区域——影像精度之高甚至能够直接打印出来，由此，童年记忆似乎可以触摸，而让人觉得倍加可信、可靠。

也因此，从未来（补救）的角度来看，“好在，好在还有照片可以作为记忆的凭据，身份认同的凭据。”通过影像来辨认已然消失的过去，对于当下来讲就是赶紧记录下来，现实中的“再难看”却可以是照片中的“好看”，摄影某种力量来自对比，尤其当他们能够置身在历史环境中再次被观看时。

以旧巴黎影像百科的编纂者——欧仁·阿杰 （Eugene Ateget）为例，虽然他本人一直以摄影谋生，但当19世纪末巴黎城市格局改造发生，他以简陋的直视相机、单纯朴素的手法，将巴黎街头的房屋建筑包括细节、市井商店、贩夫走卒以至于一草一木一一记录下来，在30多年里累积一万多张底片，而成为不朽的人文和艺术作品，最终被法国国立图书馆典藏，也得到了法国人的敬仰。

对于城市身份的认同，在顾铮看来，“即使刚刚被唤醒一种记录的自觉也是有价值的”，不必宏大叙事，每个人的视角带着社会、历史的背景和他们的认知，也许“主人翁”的提法有些老掉牙，但确是实实在在地在建构对城市的认同、对自我存在其中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接地气、有温度的画面不会让历史空洞而抽象，可知可感对于上海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而浦东正好有着这样的空间和能量，如果说19世纪50年代的城市景观多由外国人记录下来，那当下的浦东历史可以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论坛现场听众。

【承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原社长、总编、新版《上海通史》副主编】

地域文化是研究上海史的切口

在被主持人点到的5个头衔中，承载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作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史研究室普通研究员的身份，他曾经历过三部“上海史”，后由于体量增加，改称为“上海通史”的编纂工作。研究越深入，承载越能感觉到对梳理上海历史的难度之大，他说，“你了解南京东路，未必能了解淮海路，了解淮海路，未必了解四川北路，虽然这三条都曾是上海的商业大马路；同时，你又未必能了解南市，未必了解飞虹路、虹镇老街，甚至是肇嘉浜路以南的生活”，鳞次栉比的高楼与拥挤狭窄的弄堂交织着，五方杂处、八方来客的形态，才是上海复杂、多元、真实的样貌。所以对于上海史的研究，惟有通过地域文化来打通。

承载先生在进行《老上海百业指南》选编前，参考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上海市行号路图录》——1937年开始，一家名唤上海福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看到了商机，便另起炉灶先后编辑并出版了这套《图录》。上海老城区以内所有的机构、住宅、道路，小到公厕，细到门牌号在《图录》上都有一目了然的标注，其精细程度毫不逊于谷歌地图。　由于极大的历史参考价值，《图录》也成了学者了解老上海的重要文献资料。因此，经过多年努力，《老上海百业指南》的地图册面世。这套《指南》汇集了前后数版《图录》的精华部分，还对一些重点路段、著名建筑的图片从200余张老照片逐渐增加到600余张。《指南》再详细，毕竟只是地图，地图后面的故事，合起来就是一部老上海生活史。

无论是报刊记者的专题拍摄，私人随机但却缺少时间、地点的抓拍，或是机构讲究、板正的构图，对于城市实地景象的留存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历史图像永远是面向未来，我们在其中看到城市功能、密度和演变随着时间不断更改、叠加，作为上海史研究的纵横深度也愈加明晰。

如果说浦西代表着上海的过去和当下，那么作为上海未来的浦东，影像及早记录、归整正逢其时。

【林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摄影史学与评论家】

历史影像亦是观看方式

林路的话题接着顾铮提到的欧仁·阿杰 （Eugene Ateget）讲起，对于阿杰的追随者来看，可以明确地分为几类：1，纯粹关注挽救城市历史的人；2，关注大量建筑细节、工艺留存的人；3，沉醉巴黎“超现实”画面“城市幻影”的人，三类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读解。所以一方面图像体现摄影者观看角度、文化心态，同时也有观看者在时代下如何认识社会和生存的态度。

上世纪40年代，台湾摄影师张才在上海暂居，他用胶片记录了当时的上海景观和市民生活。跑马厅、百货公司、大世界万国建筑群、犹太人聚集区、红灯区，他无所顾忌、不带目的记录下当时上海社会的贫富差距，有人看到了其中他对弱者的同情，在林路看来，张才的镜头里也有他对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羡慕和向往。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张才亲属的认同。

2004年到2005年，林路曾对上海老摄影师拍摄的老工业主题进行过梳理和采访，在五十、六十年代的“高大上、伟光正”的氛围里，人物只是按要求被塑造，没有可信的日常场景，直到七十、八十年代，人出现在生活中，这其中的裂隙就是时代变更难以抹去的痕迹。由此可见，照片没有绝对的真实，拍摄者与观看者不同的方式、角度、需求，让研究者们也得以在此之间找到时空的联结，觅得地域文化的影踪。

《上海街景》 H. C. 怀特
四张约1900年代前后的由美国完美立体照片公司怀特（H.C.White）拍摄的上海原版照片。该公司在1899 年开始代理、组织拍摄立体照片，于1907 年又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立体照片生产线。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上海以其“东方巴黎”而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怀特在华的活动是中国早期摄影史“遗失”的一页。

《豫园九曲桥和茶楼》 威廉·桑德斯
豫园九曲桥、荷花池和茶楼，由潘允端始建于1559年，后多次重修建。这张拍摄于1872的原版照片，为这最具上海味道的地标建筑留下了晚清倩影。

【曾璜，摄影史学者】

在世界摄影史上，不是中国摄影不行，是中国摄影史研究不行

曾璜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了本次论坛，他着重从摄影史的研究角度对论坛主题进行了解读。他以一张被认定为“沈葆桢”的照片为例，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为中国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家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而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2008年9月举办的大型展览“1860-1930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中，注明该照片为“HU-jun-chin，Tsang-chiang, a Chinese Colonel of Artillery, c. 1870”， 中译为“胡志军(音)，曾强，一个中国炮兵管带，约1870”，并指出该影像来自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编号为“P.P.3803.bha”的原版老照片。这引发了文史界的轩然大波，引出了关于这张老照片的笔墨官司。华辰影像的《远东》杂志(FAR EAST Magazine)又表明，该照片1876年发表时，下方有中英文并列的图片说明“徐润之参将”。

沈葆桢？胡志军？曾强？徐润之？ 照片中的人物究竟何许人也？有没有可能是当时刊载的《远东》杂志或摄影师弄错了？照片的作用从来都是复杂的，尤其是再次置身于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

摄影史关注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谁在拍，这也是关乎视觉文化发展历史和中外传播史的重要部分。综合19世纪末的摄影来看，上海当时吸引了不少摄影师前来记录，并已有了《远东》杂志这样刊登了大量中国实地拍摄的照片，成为研究早期亚洲摄影史最为重要的刊物之一，这些实证都指向上海早已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摄影史的中心。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诸如甲午海战等一系列具体的时间点都成为影响中国摄影史的重要节点——这一点，曾璜认为可以作为断代摄影史再进行专题研究，包括日本在华摄影、欧洲列国在华摄影、中西部摄影史研究、教会在华摄影、摄影师及著作个案研究都能够成为摄影史的重要课题，也能再现地域文化在当时的存在情况。

一经整理，似乎浩如烟海，又有迹可循，摄影史研究道路漫漫，而在世界摄影史上，曾璜说，“不是中国摄影不行，而是中国摄影史研究不行”，基于此，以上海在摄影史上的历史地位，上海相机摄影博物馆的设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钟建明：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摄影系原系主任 高校研究摄影古典工艺学术带头人】

没有传播，摄影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记忆的载体

一百多年里摄影技术发展从来没有间断过，摄影人群从专业到业余，从社会、艺术到新闻摄影群体数量也在不断扩大，摄影群体分类明确，业余和职业摄影团体有比较严格区分，他们能够熟练控制摄影技术，整个摄影人群数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从传播角度看，尽管图像在传播领域占有份额不大，但世纪末摄影图像己基本取代手绘图像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

分析此时的摄影图像构建者，有如下特征：

业余摄影群体人数者众，他们掌握一般拍摄技术，图片拍摄内容是以家庭生活为主，尽管无多少文化艺术成分，却存在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巨大的图像量及材料消费量是惊人的，只是胶卷消费量就能够影响经济发展指数，但民间摄影图像传播范极小，通常只限于家庭之间。没有传播，摄影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记忆的载体，记录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公众尽管拥有摄影图片拍摄权，但受政治、经济、技术制约，却没有图像传播话语权。少数专业人士具有的摄影信息获得权和发布特权，造成了传播者与受众人数、权力的比例极度不平等。由此看来一百多年由专家把持的视觉文化话语权没有因为摄影的大发展而得到改变。但大众个体对图像的巨大消费量为后来出现的网络全球化和图像民主化进程作好了准备， 一旦时机成熟，大众就会成为摄影图像的重要传播者，摄影图像信息也将成为文字信息的有力竞争对手。

三位论坛嘉宾：钟建明、陈静、林路

【陈静：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文化与媒介研究学者】

当代的未来遗产——“影像历史”档案库

英语中的“ephemera”和中文的“蜉蝣”都指向一个广泛的范畴，即短暂的不显眼的或稍纵即逝的物理形态结晶。通过发现“蜉蝣”类印刷物比如明信片，小广告等，可以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但这些材料不会被载入历史记忆中。因为其特性在于是短暂的（情感，记忆，时空），物质性残存，日常生活记录，无系统性、非线形，和纪实性、档案性。

因此陈静教授的公益性研究机构与各大学合作，着手开发基于“时空框架”的研究型影像数据库——根据数字化人工智能和专业摄影师进行中国摄影历史的归纳研究与呈现。通过她的网站可以看到以mapbox为底而进行二次开发的地图上，有不同地点上的摄影师所拍摄的历史照片，并可以看到源文件和文字记录。进一步，摄影师还能通过他们开发的Lightroom软件上的插件直接与档案库的信息对接。未来，也可能将接纳普通读者对图片的信息内容进行标注，以不断完善和对个人/区域等不可考的信息加以考证。

目前因为一张图片的转录都需要非常大的工程，而且对于文字的真实性还需要不断考证，虽然还没有完全向公众开放，但是这种“数字”遗产的虚拟化，档案化和纵深化是必不可少的。

陈静教授在对“影像历史”档案库项目进行讲解。

正如承载所说，“历史影像在地域文化构建的作用”是一个“永恒的老话题”，然而在任何时期都有着值得去研究、开拓的角度和方向。19世纪50年代的历史影像不仅再现着摄影术最早记录下来的上海城市景观，也承载着1880年代远东文化中心上海的摄影艺术的生态，对上海影像史和地方志、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也对构建世界摄影史的亚洲脉络、构建中国艺术史、媒体发展史、视觉文化传播史等多个学科的摄影脉络和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珍贵原版史料。而当下的记录、档案的存留方式亦是留给未来的一颗“时间胶囊”，其中每个人的书写和记录，都是为自己和后人重访当下，再建一条城市与自我认知、认同的观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