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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关键词|美国为何被迫进行板门店谈判?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时青昊
2020-09-14 11: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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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继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首度开设“政治关键词”专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二度推出“政治关键词”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四史”关键词。

今天刊发“四史”关键词第43篇,关键词是板门店谈判。

湖北卫视《大揭秘》20121130 抗美援朝 板门店谈判。(24:15)
世界头号强国被迫进行谈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入朝。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公然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是对中国的侵略。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曾一再拒绝其盟友国家及中苏两国的和平建议,蓄意将战线推进到鸭绿江边,吞并整个朝鲜。为什么在志愿军入朝仅7个月后,美国就主动要求谈判呢?

1950年11月24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临前线,信心满满地对美第九军军长古尔特说:“我希望我的话可以兑现,就是你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当圣诞节来临,“联合国军”正在严寒中陷入大溃败。美《新闻周刊》说:“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失败”。

杜鲁门狗急跳墙,在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当时缺乏远距离运载工具,投送到美国有困难,投送到西欧却容易。于是,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飞到美国,苦口婆心劝说杜鲁门,两人5天之内连续会谈5次:艾德礼希望美国早点从朝鲜战场抽身,以便将更多力量投入西欧,毕竟西欧才是重点。当然,会谈公报特别显示了杜鲁门的声明:“希望没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

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于是,印度、菲律宾、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

战场上的失败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主张激进政策的麦克阿瑟被撤换。“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轰炸中国本土,封锁中国沿海,切断中国对外贸易,接受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总统杜鲁门却不想事态扩大,以免更深地陷入远东,让苏联在一旁悠闲地观战,毕竟西欧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总司令和总统的分歧公开化,麦克阿瑟经常与总统唱反调,发表未经有关方面审核的声明,“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1951年4月11日,总统杜鲁门决定: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的指挥权,任命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

朝鲜战争出现新的谈判转机,从根本上说是交战双方军事相持局面的反映。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五战五捷。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歼灭敌人23万人。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伤亡数据和我方统计数据比较接近:到1951年6月底为止,美军伤亡7.88万人,接近美军在二战中全部伤亡人数的1/3;李承晚军队伤亡21.2554万人。经过五大战役,美国当初扩大侵朝计划破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一书中说:我们将中国人推向他们的边界,“只能增加他们的力量,正如赫尔克斯将安泰摔在大地母亲上一样。”李奇微也认为:如果打算在朝鲜取得胜利,就需要再抽调六七个美国师,“但由于这场战争在美国极不得人心,这是办不到的。”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完全看不到胜利的战争。于是,美国决定坐下来谈判。

交战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怎样把谈判要求“体面”地传达给中朝方面?

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乔治·凯南。此人曾是美国资深外交官,著名的“遏制战略规划师”,此时凯南已经脱掉了职业外交官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由这样一位教授出面,无论成败,不会损害美国政府“颜面”。

1951年5月31日,乔治·凯南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希望苏联给朝中方面带话:停火谈判。

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随后,金日成和高岗去苏联和斯大林会谈。6月中旬,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谈要耐心,打要坚决,据理力争,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他还确定了谈判的底线是“恢复三八线边界”。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节目中发表演说:维护和平事业是可能的,第一个步骤是“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6月25日,中国《人民日报》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的土拉霍马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宣布:美国“愿意参加和平解决的谈判”。

6月30,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致函朝中方面:本人“奉命与贵军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文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开城为会址。

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举行。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担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派邓华和解方参加谈判。“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10月25日,谈判地址迁移至板门店,所以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被称为“板门店谈判”。

谈判双方边打边谈

板门店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到1953年7月结束,中间边打边谈,历时2年之久。双方主要是解决三件事:

第一,怎样划定军事分界线。朝中方面提出,以开战前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美方断然拒绝,理由是美方有“海空优势”,军事分界线应划在朝中军队阵地后方。美方的无理要求当然被朝中方面拒绝。于是,美国相继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中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15.7万人。期间,美军还实施了“绞杀战”,出动大量飞机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我志愿军空军、高炮、后勤部队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反“绞杀战”中,中国志愿军年轻的空军以空中“拼刺刀”的勇气,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美方终于放弃幻想,1951年11月27日,交战双方决定以实际接触线为界,双方军队各后退两公里为非军事区。这条分界线与最初朝中方面的要求相差不多。

第二,怎样实现停战监督,以及战后如何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1952年5月,双方就此问题顺利达成协议。

第三,怎样遣返战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截然对立。朝中方面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美方则蓄意刁难,提出根据每个战俘的“意愿”实行所谓“自愿遣返”,并以此为借口将一些战俘留在美国、台湾或李承晚政权统治区。

双方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试图趁机“建功”。1951年10月14日,克拉克发动了双方谈判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对战略要地上甘岭实施猛烈进攻。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使敌人付出伤亡2.5万人的代价。

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同样拿不到。

今日板门店。

朝鲜停战协定是怎样签署的?

1953年上半年,板门店谈判的僵局终于被打破。

1953年初,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希望尽早结束朝鲜战争,兑现他竞选时的承诺。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希望先行交换伤病战俘。毛泽东估计,这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的一个政策试探。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人希望稳定国内局势,并缓和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和苏联方面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会谈,苏方希望尽快实现朝鲜停战。

3月28日,朝中方面复函克拉克,同意先行交换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提议交战双方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战俘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6月8日,谈判双方达成战俘遣返协议。至此,朝鲜停战协定的三个问题都已谈妥,只待最后签字。

这时,李承晚跳出来,蓄意破坏停战。李承晚认为,“联合国军”的支持是李承晚政权“收复”整个朝鲜半岛的唯一的机会,所以坚持要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将2.7万朝鲜人民军战俘扣留或编入李承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朝方面决定推迟签字,于7月13-27日发动了金城战役,将李承晚军队作为主要打击目标,从而有力保证了停战协定能够切实实施。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对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入侵台湾,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对美国来说,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但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战争的起点,这个事实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中所说:“它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从此,帝国主义不敢再轻易侵略和欺侮中国,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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