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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前,照顾好肠道菌群 | Paper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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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行为
脑弹性成像再试手,揭示青少年冒险精神之源
McIlvain et al., NeuroImage
青少年更容易冲动、冒险,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同样早就知道的还有这种冲动背后的脑环路机制:在青少年大脑中,前额叶的“控制中心”的成熟程度赶不上“冒险中心”,因此青少年的许多冒险冲动不能受到有效的抑制。然而,过去的相关研究基本用的都是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通过脑活动来推测脑区的发育进展。近日,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和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研究人员们利用一项相对较新的技术,MRE(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核磁共振弹性成像),对青少年大脑中“控制中心”和“冒险中心”的物理性质进行了探测。
如图1所示,在MRE实验中,研究人员对大脑进行低频振动(low-frequency vibrations)刺激,然后检测特定脑区对这个刺激的物理反应,从而得出局部刚性(stiffness);而过去的研究表明,脑区的局部刚性与髓鞘(myelin)质量、胶质细胞(glia)网络等性质相关,进而与大脑健康、发育也相关。
图1:通过MRI(核磁共振成像)获取MRE数据的方法:低频振动由右下角的气动促动机(pneumatic actuator)产生- McIlvain et al., NeuroImage -
在本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测量了三个具体脑区的MRE数据:NAc(nucleus accumbens,伏隔核)、vmPFC(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和OFC(orbitofrontal cortex,眶额皮质)。研究结果支持了此前用fMRI分析得出的结果:在青少年大脑中,主要由NAc组成的“冒险中心”的成熟程度比vmPFC和OFC组成的“控制中心”要高,青少年很可能因此无法有效抑制自己的冒险冲动。
doi: 10.1016/j.neuroimage.2020.116850
你的性格,真的会被地形影响?
Götz et al., Nat. Hum. Behav.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和居住的地方往往会在人的性格特质上留下别样的印记。例如,人们可能会觉得,山地居民会比平原上的更加“民风彪悍”。近期,美国的一项研究探索性地分析地形中的“多山性”(mountainousness)与大五人格特质(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之间的联系。为了得出“多山性”,他们运用地理数据,综合考虑了美国全境的海拔和坡度,并用邮政编码划分地区。数据显示,山地的人普遍有较低的随和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和神经质(neuroticism),但有着更高的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为了初步揭示这种性格模式产生的机理,研究者们区分了迁入山区者的“文化适应效应”(acculturation)和在山区成长者的“文化濡化效应”(enculturation),发现山区人性格中的随和性、尽责性以及外向性程度可能来自在山区长大的文化濡化,而神经质与开放性的分数则源自移居者的文化适应。
- Götz et al., Nat. Hum. Behav. -另外,为了区分生态环境影响(ecological effect)和社会文化影响(sociocultural effect),研究者还对比了东部居民(浅蓝)和西部居民(深蓝)的分数。他们的假设是,虽然美国两侧都有山,但只有西部的人历史上受到了边境文化(frontier culture)的影响,而东部受到的是更纯粹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者们解读图中的结果称,纯生态环境影响带来的是高神经质故而排斥社交、低尽责性故而远离公民义务的隐士,而非西部那些独立自主且意志坚定的先锋——他们受社会文化影响较多,神经质程度较低,且非常追求新体验。此次研究发现的效应虽然看似偏小,但考虑到社群庞大的人口总数,此类性格差异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应当不容小觑。
doi: 10.1038/s41562-020-0930-x
“看着都疼”的神经基础
Zhou et al., eLife
看到别人受伤或者露出疼痛的表情时,我们也会感到一丝疼痛。这样的共情(empathy)被称为替代性疼痛(vicarious pain)。
预警:以下部分图片可能会引起替代性疼痛!
- Zhou et al., eLife -近日,来自电子科技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团队首次发现,无论是看到他人受到针扎、刀割等有害刺激(noxious stimulation,NS),还是看到他人痛苦的神情(facial expression,FE),所产生的神经表征都是类似的。研究者使用了多变量模式分析(multivariate pattern analysis)处理来自全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数据,利用机器学习解码所观察到的活动。他们找到了两种高度相关的大脑活动模式(pain-predictive patterns),可以分别解码预测有害刺激和痛苦神情所引发的疼痛,而岛叶中部在这两种模式中都有重要地位——只看由有害刺激得到的岛叶中部的活动模式,就既可以预测来自有害刺激的替代性疼痛,也可以预测来自痛苦神情的;反之亦然。这印证了此前一项元分析研究的结论:岛叶中部专门负责与疼痛有关的共情,是替代性疼痛的中枢之一。另外,研究者们需要区分替代性疼痛和那些负面而高兴奋度(high arousal)却并非疼痛的情感(affect):结果显示,此前所说的两种脑活动模式,分辨这些非疼痛情感的能力比较平庸,的确是具有针对疼痛的特异性的。最后,他们还找来一组被试体验真正的躯体性疼痛(self-experienced somatic pain),发现这些解码替代性疼痛的模式也可以正确解码人们被烫到的体验,表明了共情带来的疼痛与“真实”疼痛之间的相关性。
doi: 10.7554/eLife.56929
如何理解“feel blue”:颜色相关词汇
与情绪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
Jonauskaite et al., Psych. Sci.
许多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可能都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feel blue’是忧郁呢?”这似乎表示了颜色与情感之间的联系会被文化或语言所局限,然而,由瑞士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牵头、多地研究人员联合发表的研究发现,类似于这种颜色相关词汇和相应情感之间具有普遍的关联性,尽管语言和地域会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产生些许影响。
该研究采集了4598份来自30个国家、22种语言使用者对于颜色词汇与不同种类情绪之间的联系,发现颜色-情绪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研究人员使用了日内瓦情感轮(Geneva Emotion Wheel)来测量颜色词汇以及不同种类的情绪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大部分颜色词汇与情绪的相关性都十分显著;并且,大部分国家的被试对于颜色-情感的联系与全球性趋势一致,而其余国家的偏差也在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正确预测的范围内,因此可以认为颜色-情绪的关联性具有普遍性。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语言和地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颜色-情绪关联强度。总体而言,来自语言上或地理位置上更相近的国家的被试对于颜色-情绪的匹配会更加相似。一些显著的个例可能揭露了这一趋势的原因:例如,来自希腊的被试更倾向于将紫色与悲伤相匹配,而中国的被试看到白色则会想到悲伤,这两种现象可能都与葬礼上的服装穿着有关。因此,语言和地域变化对于颜色-情绪关联性的影响可能受到了更多文化因素的调控,但这些因素带来的差异并不足以影响该关联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关注了颜色和情绪的词汇在概念上的相关性,但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这些词汇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我们也许会认为蓝色与忧郁相关,但是看到“feel blue”的表达时,可能还是会感到困惑。
日内瓦情感轮,右图为一份回答的示例- Jonauskaite et al., Psych. Sci. -
全球范围内,颜色-情绪相关性的模式- Jonauskaite et al., Psych. Sci. -
doi: 10.1177/0956797620948810
图里有脸?图里没脸?
图里有且没有脸——人脸视错觉的神经机制
Wardle et al., Nat. Commun.
人类的大脑对于人脸有很高的敏感度。例如,过往的研究发现人脑中对于面孔尤其敏感的FFA(fusiform face area,梭状回面孔区)以及OFA(occipital face area,枕叶面部区)。有趣的是,对于面孔的高灵敏度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人们常常在别的物体上面看出脸的形状,也就是所谓的人脸视错觉现象。为什么人们会产生这种似脸非脸的知觉呢?近日,研究人员通过结合高时间分辨率的MEG(magnetography,脑磁图)以及高空间分辨率fMRI(功能磁共振技术),揭露了人脸视错觉的神经机制。
当人们看到“似脸非脸“的物体时,与面孔识别相关的神经活动会被快速激发,然后神经活动会被修正为处理物体知觉的模式。研究人员分别向被试展示了人脸、”似脸非脸“、以及物体三种类型的图片,并记录了被试在看到不同图片时MEG和fMRI的数据。结果显示,”似脸非脸“的图片会引起面孔识别相关的FFA与OFA、物体识别相关的LO(lateral occipital area,外侧枕叶)以及场景识别相关的PPA(parahippocampal place area,海马旁回位置区)的活动。其中,FFA与OFA的活动模式与人脸和物体的活动都不相同,但LO以及PPA的活动模式却与物体识别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该类物体的识别会激发面孔识别区域的活动,但是与人脸识别还是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研究人员通过对比不同条件下MEG的结果发现,当人们看到人脸视错觉的图片时,MEG活动模式在最初会与面孔识别的MEG活动更加接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觉图片所引发的MEG活动与物品图片所引发的MEG活动趋于一致。这些结果表明,人脸视错觉是面孔探测系统的错误判断,但能够很快地得到修正。这项研究也启示了在研究视觉系统机制的过程中考虑时间变化的重要性。
由上至下分别是实验中所使用的物品、人脸视错觉、人脸图片- Wardle et al., Nat. Commun. -
MEG结果显示,人脸视错觉刺激在260ms后与物品识别的活动模式的相似度增加,这可能代表了视觉系统对于错觉刺激的分类由面孔转变为物品- Wardle et al., Nat. Commun. -
doi: 10.1038/s41467-020-18325-8
记忆表征强度模型揭示记忆的统一理论
Schurgin et al., Nat. Hum. Behav.
工作记忆容量(capacity)一般为3—4个项目,这个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范式、任务及不同类别刺激的实验中均得到了验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Brady团队提出了TCC(target confusability competition,目标混淆度竞争模型),该模型通过单一信号检测框架(unitary signal detection framework)从项目表征与目标之间的相似程度将不同的感知项目转化为相似性表征(similarity representation),从而对记忆容量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
在连续反应记忆任务(continuous response memory task)中,被试通常需要在颜色圆盘(color wheel)上通过滑动指针找出记忆项目的颜色(Luck & Vogel, 1997;见图)。该研究团队认为,对不同目标项目的记忆表征强度是非线性的,并由编码项目与记忆目标的相似性决定。因此,与以往使用记忆容量、表征精确程度(accuracy)两个变量的工作记忆模型不同,TCC模型中只有一个变量——记忆强度(d′)。与传统模型相比,TCC的预测效果更好。此外,从记忆强度而非记忆容量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员们得以探究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之间的关系。
- Schurgin et al., Nat. Hum. Behav. -- Schurgin et al., Nat. Hum. Behav. -TCC模型预测曲线(蓝线)对于不同记忆任务数据(灰色直方)的预测表现
- Schurgin et al., Nat. Hum. Behav. -
doi: 10.1038/s41562-020-00938-0
系统与网络
中间神经元——稳定空间记忆的关键
Udakis et al., Nat. Commun.
在记忆研究中,神经科学家们的目光常常集中在兴奋性神经元上——在重要的记忆脑区,海马体(hippocampus)中,这些兴奋性神经元就是锥体神经元(pyramidal neurons)。然而,海马体中的另一群关键细胞,抑制性中间神经元(inhibitory interneurons),或许也在记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周,由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和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海马体中主要的两组中间神经元(PV和SST神经元)具有能帮助稳定记忆的细胞性质。
一直以来,突触可塑性(synaptic plasticity)都被视为记忆的主要基质。研究团队通过一个常被用来诱导可塑性的方法(theta burst stimulation,TBS),诱导出了PV和SST神经元的突触可塑性。在海马体内,这两群神经元通过与锥体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抑制进入锥体神经元的兴奋性信号(下图c)。有趣的是,这两种抑制性中间神经元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如下图g、h所示:在经历了完全相同的TBS步骤后,PV神经元—锥体神经元突触会产生LTD(long-term depression,长时程抑制),而SST神经元—锥体神经元突触会产生LTP(long-term potentiation,长时程增强)。
- Udakis et al., Nat. Commun. -作者进一步确认了这两种不同的可塑性的机制,并深入研究了中间神经元的可塑性给整个海马体CA1网络带来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诱导出PV和SST神经元的可塑性后,CA1中的锥体神经元活动,与从CA3到CA1的输入活动有了更强的耦合性(correlation)。而且在小鼠中,这两种神经元的可塑性使得CA1内的位置细胞(place cells,对空间记忆极其重要的一类锥体神经元)更加稳定。在下图a表示的任务中,小鼠要先在A环境中跑10圈,再在B环境中跑15圈,最后再回到A环境中跑10圈。实验的目的是想量化CA1位置细胞的稳定性:如果在第二次进入A环境后,位置细胞的活动与第一次相同或类似,那么就可以说位置细胞非常稳定。他们发现,在诱导出中间神经元可塑性(下图b,iPlas ON)后,CA1位置细胞在两次进入A环境中时,活动规律十分相似。然而,在没有诱导出可塑性(下图c,iPlas OFF)的情况下,有的CA1位置细胞在两次进入A环境中时,活动规律发生了显著变化。作者团队最后提出,要明白记忆是如何保持其精确和稳定性的,就要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海马体中的中间神经元——这些抑制性的神经元,也许是稳定记忆的关键。
- Udakis et al., Nat. Commun. -doi: 10.1038/s41467-020-18074-8
大脑中的信息浪潮,不同波段解构世界
Lundqvist et al., J. Cogn. Neurosci.
外界信息传入大脑,首先得经过感官系统。嗅觉、视觉、听觉等感觉先在初级感觉皮层(例如颞叶的初级听觉皮层,和额叶的初级运动皮层)中扎根,然后向着“更高级”的皮层,例如前额叶,进发。MIT皮考尔研究所(Picower Institute)的Miller团队在近日发文表示,这个“等级制度”上,不同级别的皮层用于处理信息的振荡(oscillation)频率也不同。
大脑中的局部振荡,主要由许多锥体神经元膜电位的动态同步产生。这些局部振荡可以分为多个波段(bands),如α、β和γ等。Miller团队发现,“等级”越高的皮层,在同一个波段中的局部振荡频率峰值就越高。举个例子,在处理视觉信息时,外界传入的光刺激会在眼中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经过视觉丘脑(visual thalamus),首先进入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再经过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最后进入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研究人员发现,在β波段内,视觉皮层在处理视觉信息时的振荡频率为11赫兹,顶叶皮层则是15赫兹,而前额叶则是19赫兹。这样的频率递增现象,在其他波段中也一样存在。Miller等人认为,虽然这项研究只展现出了相关性(非因果性),但是频率递增现象很可能与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有关——信息在向“上”传递的途中,逐渐变得更适应动物本身的状态,也就更有用。
doi: 10.1162/jocn_a_01600
哪条神经环路能让你“控制”住你自己?
Terra et al., Curr. Biol.
前额叶皮层向下皮层脑区的投射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控制注意力和行为抑制的关键环路,但从前额叶皮层投射出的信号太多,具体的环路并没有被确认。其中,dmPFC(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背侧中前额叶皮层)和DMS(dorsomedial striatum,背侧中纹状体)的一些细胞的发放率和行为抑制密切相关。这项研究里,科学家们用DREADDS技术特定抑制了这个环路的细胞群,发现自由行动的大鼠在需要行为抑制的任务中表现显著下降。在细胞层面,这群细胞的活动在行为抑制的过程中呈持久态,或是被激活,或是被抑制。改变这些细胞的活动方式会导致不成熟的过早行为。
doi:10.1016/j.cub.2020.08.031
海马体如何帮助你在休息间隙“练钢琴”?
Jacobacci et al., PNAS
学习特定序列的动作,例如烹饪、驾车、弹琴跳舞等,是日常生活必要的技能之一。学习这些技能需要重复锻炼不断改进,最近的研究认为,提升序列动作学习的时间段,除了睡觉时的记忆巩固阶段,还包括练习间隙的休息时间。这样在练习间隙的学习巩固叫做MOGs(micro-offline gainbs,微离线收获)。利用功能结构双结合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和建模,这篇研究发现人类海马体在MOGs里的作用类似于记忆重激活(memory reactivation)。这个结果说明海马体除了巩固依赖海马体的记忆,也会巩固其他类型的记忆,例如这里的序列运动记忆。也许记忆巩固的机理比想象中的普适性更广。
doi:10.1073/pnas.2009576117
压力引起的失眠和免疫抑制共享神经环路
Li et al., Sci. Adv.
每次开组会之前是否都会觉得压力山大,前一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压力过后就像经历了枪林弹雨,耗尽元气,常常一病不起?我们对压力会引起失眠早已习以为常,并且深知容易失眠的人通常体弱多病。那么是什么搭建了压力和失眠之间的桥梁,而失眠又是如何降低我们对外界的抵抗力,威胁我们的身体?来自斯坦福一支研究团队猜想,过度觉醒的失眠状态和外周免疫抑制是否建立在相同的神经基础上?他们发现,在小鼠中,压力可以强效激活位于下丘脑室旁核的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神经元(CRHPVN),而这些神经元能够直接单突触神经支配下丘脑泌素神经元(HcrtLH)的活动,在压力引起的失眠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光遗传激活这条神经环路可以引起小鼠失眠,相反如果抑制CRHPVN与HcrtLH之间的连接,即使小鼠处于压力状态下也不会为失眠所困。同时他们注意到激活这条压力神经环路,还可以通过调控细胞增殖和迁移等极大地影响小鼠体内免疫细胞的分布、交流,最终造成大范围的免疫抑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压力在迫使我们清醒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减弱我们对外界环境的免疫力,对我们的身心都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快去放松放松吧!
doi: 10.1126/sciadv.abc2590
细胞与分子
综述 | 星形胶质细胞在CNS炎症中的角色
Linnerbauer et al., Neuron
近年来,随着新型成像技术的开发,神经科学家们有了许多观察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活动的方法。这些从神经组细胞(neural progenitor cells,NPCs)分化而来的胶质细胞,似乎在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炎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它们与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的形成和维系密切相关;第二,它们能分泌神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从而调控突触形成、神经元存活等关键功能;第三,它们还能分泌胶质递质(gliotransmitters),与神经递质类似,以此参与大脑中的信息处理。
图1:CNS炎症中,星形胶质细胞的信息处理- Linnerbauer et al., Neuron -
近日的一篇综述,详述了过去几十年来,对星形胶质细胞在CNS炎症中作用的研究。作者讨论了星形胶质细胞在炎症中与其他胶质细胞,例如小胶质细胞(microglia,被称为“大脑的免疫细胞”)、小突胶质细胞(oligodendrocytes,主要辅助中枢神经元的髓鞘形成)、神经元、内皮细胞以及周围免疫细胞之间的互动。还简单总结了对炎症中星形胶质细胞表现遗传学(epigenetic)改变的研究,尤其是组蛋白(histone)改造和DNA甲基化(methylation)。
由于星形胶质细胞网络的特殊性(例如细胞之间以孔道连接,形成大片的星形胶质细胞网络),作者认为,这个领域的未来,需要靠高通量成像技术来实现。
doi: 10.1016/j.neuron.2020.08.012
病菌感染引起的传代记忆
Kaletsky et al., Nature
当我们面对无常的天气变化和复杂的病菌环境,机体抵抗力变弱就很容易被病原体感染导致生病,那么下次,我们就会变聪明尽量避免身处或接触这些有害的环境条件。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过程,规避风险保护自我。在小小的线虫里,同样存在着远离危险的学习机制,并且这种规避风险的记忆可以传递给后代即使他们并没有相同的感染经历。近日,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Murphy团队发现,即使将线虫暴露在可致病的铜绿假单胞菌(P. aeruginosa, PA14)中提纯的小核糖核酸 (small RNA, sRNA)环境中,这些线虫仍会表现回避行为。研究者们发现,线虫通过肠道里的蛋白质,例如如双链RNA转运物SID-2和双链RNA内切核糖核酸酶切子DCR-1等,对病原体的sRNA进行吸收处理,再利用生殖细胞piRNA通路等对其进行表观修饰加工,可以间接地与ASI神经元沟通,增加daf-7在神经元里的表达,最终调控了他们的回避行为。并且他们注意到daf-7蛋白表达的变化可以遗传延续子孙4代,所以即使他们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病菌,后代们也都能够“记住”这些危险并避而远之,努力寻找不含病原体的食物来源。这种对于外源菌体RNA的跨代表观遗传的改变快速且持久,极大地提供了线虫探索新环境并保护自己的能力,是他们能代代相传安全生存下来的最大保障。
- Kaletsky et al., Nature -doi: 10.1038/s41586-020-2699-5
疾病与治疗
综述 | 想在星系中穿越?先把肠道菌群照顾好
Turroni et al., Front. Phys.
未来的宇航任务的持续时间会越来越久,宇航员待在微重力环境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本周的一篇综述详细总结了过去十多年来,对宇航员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并发现有许多证据表明,宇航员的肠道菌群在执行长期任务时会被破坏,肠道菌群与宿主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会被打乱。这些因素,很可能是“宇航员病”(包括肌肉受损、更高的炎症率、骨质破坏、营养不良等)的关键原因。作者团队提出,要降低宇航员的患病率,我们需要往肠道益生菌群看。例如,在一些研究中,长期执行任务的宇航员肠道内的促炎菌(pro-inflammatory bacteria)比例升高了,而消炎菌(anti-inflammatory bacteria)的比例则降低了。这种菌群与宿主健康之间的联系,推动作者团队提出了管理肠道菌群来防治“宇航员病”的想法。
doi: 10.3389/fphys.2020.553929
成年孤独症患者的非传染性生理疾病
Weir et al., Autism
近期的一项线上匿名调查显示,相比健康对照组,成年孤独症患者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即便控制了年龄、人种、受教育程度、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抽烟和饮酒情况,该区别依然存在。2368名被试(1156名孤独症患者)参与了这项问卷调查并纳入分析。根据被试性别进行分组后,研究人员建立了三个统计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健康对照组,女性自闭症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哮喘、低血压、心律失常(arrhythmias)和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的状况;男性自闭症患者则更容易出现心律失常。
研究人员指出,孤独症患者面临高健康风险,可能原因有四。首先,孤独症谱系是一个复杂的疾病,有许多不同的基因来源(polygenetic);因此更有可能出现孤独症和其他疾病相重合(overlapping)的基因风险。其次,尽管研究控制了如饮酒抽烟等生活习惯的变量,但它们并不能完全触及问题的本质——孤独症患者因为孤独症而产生的与健康人不同的生活习惯。第三,相比健康人,孤独症患者或许经历过更多挫折和负面事件。最后,孤独症患者的健康状况也可能与其接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有关。
本研究为我们了解孤独症患者以及他们的生活需求提供了一些证据,研究结果也与此前的一些研究相符。然而,该项目的缺陷也显而易见:线上问卷限制了参与调查的人员,使样本在性别(女性多于男性)、广度(需要有网络连接)等方面存在潜在偏差;另外,自我汇报的形式没有直接的医疗证据可信度高。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仅是一个相关性研究,并没有为孤独症患者的高健康风险提供解释。正像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孤独症是一个复杂的疾病,本研究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小型调查,我们还需要更多大规模的后续研究来确认孤独症患者所面临的生理健康风险。
doi: 10.1177/1362361320953652
猫、狗、人:视觉社会注意与孤独症
Grandgeorge et al., Front. Psych.
不论有没有亲自养过,我们都知道网友对宠物猫的称呼:猫主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有“狗主子”这一说呢?常识告诉我们,相比宠物猫,宠物狗与主人的互动要更多且更亲密;换句话说,它们和主人互动的模式不同。
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一感受吗?
有。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至少在视觉社会注意(visual social attention)方面,宠物猫、宠物狗和主人们确实表现出不同的模式。通过观察正常发展(typically developing,TD)的孩子以及孤独症儿童与他们的宠物猫/狗在家中的玩耍交流,研究人员发现,宠物狗和宠物猫的视觉交流方式有所不同,其与主人的互动也有差异。
相比宠物猫,宠物狗在与主人互动时更多采取长时间的“凝视”(gaze),而较少使用“扫视”(glance),这个习惯与人类相仿;宠物猫则更均衡地使用凝视和扫视。宠物猫和孩子之间的互相凝视非常少,但猫与主人之间的连接(bonding)并不少。普通儿童与孤独症患者之间的视觉注意差别不大,主要表现为普通儿童使用凝视的频率更高、每次凝视的时间更长。
除了猫、狗和人之间的视觉社会注意模式的相似与不同,这项研究还发现,人—猫、人—狗在互动时会根据对方的反应微调视觉注意方式,但总体模式并没有大的变化。研究人员认为,这或许与三种生物各自的进化历程有关。也就是说,视觉注意是社交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生物本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注意力结构没有区别,孤独症儿童对猫的注意要多于对狗的注意。此前的研究表明,相比宠物狗,宠物猫更适合孤独症患者。这项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并且指出其原因或许正是在于猫与狗的视觉注意模式。研究人员推测,长时间的直接凝视会使孤独症患者警觉不安(arousal),并阻碍他们本就困难的社交行为。相比人和狗,猫对扫视的偏好能有效降低凝视对孤独症患者的负面影响。虽然养猫还是养狗是个人选择,但对于孤独症患者来说,或许可以优先考虑养猫。
- @狗尾巴花 -doi: 10.3389/fpsyg.2020.02047
新冠疫情
美国疫情或被严重低估,
四月时实际感染人数已9倍于官方报告
Wu et al., Nat. Commun.
据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数据,美国的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增长了25万,死亡人数接近5000,而如今报告的总感染人数接近640万,死亡人数接近20万。然而更坏的消息是,本周的一篇论文指出,或许在4月中旬,美国感染人数就已经达到640万。这项研究利用半贝叶斯概率偏差分析(semi-Bayesian probabilistic bias analysis),量化并校正了观察性数据中的测量偏差(measurement bias)带来的影响,估测出了美国疫情早期的实际感染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健康学院(Berkeley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教授,杰德·本杰明-钟(Jade Benjamin-Chung)表示,在疫情早期,有大群感染者因未表现出明显症状而未接受检测,这可能是之后疫情加速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估测出的640万感染病例中,有89%都未被报告。而在这其中,约86%的未报病例是检测不足导致的,而剩下的未报病例则是由检测精度缺陷产生的。截至4月18日,可能有1.9%的美国人已感染了新冠病毒,然而在官方报告中,这个数字仅为0.2%。
本杰明-钟想用这项研究的结果警示群众保持社交距离,并督促政策制定者加大检测力度。
doi: 10.1038/s41467-020-18272-4
编者:阿莫東森、山鸡、狗尾巴花、航迹云、小盐、图图、肖本
排版:小葵花
封面:纪善生
原标题:《为什么你老是在物体上看到脸?青少年爱冒险的神经机制;星际穿越前,照顾好肠道菌群 | Paper Aler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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