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五︱夏济安的大学成绩单

最近，承蒙季进教授惠赐夏济安光华大学成绩单的扫描件，这是他从夏氏兄弟遗藏文献资料中发现的珍贵史料。这份成绩单应该是夏济安赴内地后所补办的学历材料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份私立光华大学1945年1月的证明书：“查学生夏济安现年三十岁系江苏省吴县人于民国廿九年六月在本校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据称毕业证明书业已遗失特证明如上。”这份成绩单保存完好，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夏济安在光华大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课程，对了解认识其早年的文学观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原件如下：

夏济安光华大学成绩单

在进入私立光华大学之前，夏济安曾先后在金陵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就读，时间都不长，1935年因肺病休学。这张成绩单中所显示的第一学年成绩并非是在光华大学的，而是夏济安在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的。1937年7月抗日全面爆发，处在战争前线的大学纷纷内迁，夏济安一家从南京迁居上海，他随后转入师资条件相对较好的私立光华大学英文系，一直到1940年夏毕业。

从这份成绩单可以看出，夏济安转入英文系后，在光华大学仍选择了“教育哲学”“人生哲学”“现代西洋哲学史”“周易研究”等多门哲学课程，说明他对哲学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光华大学对夏济安的哲学思想启迪最多的是蒋维乔（1873-1958）。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在哲学、佛学等方面的造诣极高，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佛教史》《佛教概论》《佛学纲要》等。1918年，蒋氏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唯识论”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开授佛教课程的第一人。夏济安在光华大学曾跟蒋维乔读佛经，学打坐，研究过灵魂出窍，对佛教里的轮回观念很感兴趣。夏济安曾将基督教、天主教与佛教对比，他认为，基督教有如禅宗，天主教有如密宗，因为天主教和密宗是把种种仪式看得很重要的。宋淇认为，夏济安对待恋爱的态度，总是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有有无无之间，结果导致终身未娶，与他的宗教观或多或少是有关系的。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曾经陷入一段苦恋。在感情受阻后，他曾阅读了不少哲学与宗教著作。透过夏济安1946年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急欲通过哲学与宗教寻求内心解脱的挣扎过程。当时，由于读了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略》，夏济安对印度的悲观哲学产生过兴趣。读了《约翰福音》，他又对基督教产生认同，认为耶稣是为爱世人而来，他的爱全不为己，是博爱，其爱之大，弥盖宇宙，天下后世，莫不受其影响（《夏济安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158页）。读了李石岑的《体验哲学浅说》后，他转而又对克尔凯郭尔兴趣倍增。对自己的处境，夏济安做过一番自我剖析，他以为，“我不大会esthetic，我顶强的倾向是ethical（就像一个好中国人），我的宗教方面是佛教”，如果自己的恋爱不成，必走入宗教一路去，“从根本上解除无明”（《夏济安日记》，177页）。这当然只是一时意气，不过，夏济安后来写了一篇英文小说《传宗接代》（The Birth of A Son），内敛地表达了他对佛教和儒教两种传统伦理观念的基本看法。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书生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而和尚了空是禅宗的一个典型。禅宗讲修心，“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也”。了空和尚虽经过了苦苦修行，却未能了却红尘，最终远游四海。小说反映出夏济安对儒家思想的肯定以及对佛教的批判态度，隐含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命运的深切感怀。

在光华大学期间，夏济安与好友张芝联、宋淇、柳存仁等创办“文哲研究组”，经常讨论文学和哲学问题，时有卓见。夏济安曾在校园刊物《文哲》上发表一篇《为形式论理学辩护》，对中共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提出质疑。《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受欢迎的一部通俗哲学著作，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的开山之作。艾思奇在他的著作中宣告了形式论理学的死亡，而夏济安则从形式论理学存在的保障、形式和内容、宇宙的动静问题、矛盾和统一等几个方面为形式论理学辩护，试图证明它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形式论理学并不仅存在于哲学的形而上层面，它与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尤其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辨明是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立身处世，都应该具备这种精神。夏济安在另一篇名为《大头鬼的头大不大？》的文章里，探讨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并提及多部哲学著作如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梅尔茨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新哲学大纲》等，可以看出他的阅读范围之广泛。哲学主要培养了夏济安辩证分析问题的思维，对其学术风格的确立是有影响的，这从夏氏兄弟对左翼文学的分歧可以见出。夏志清坚持从新批评的审美形式出发，对左翼文学的内在价值予以否定。但夏济安却能够用辩证眼光看待左翼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关联，以同情的态度相对客观地评述历史迷雾中政治与个人的角力，揭示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复杂吊诡的一幕悲剧。

从夏济安的课程表还可明显看到，他的文学趣味侧重于英国十九世纪文学，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其中“浪漫诗人”“十九世纪散文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都属于这一范畴。当时光华大学文学院最具社会声誉的名流应该是张歆海（1898-1972），他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研究马修·阿诺德，1922年获英国文学博士，归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光华大学等多所院校执教，还曾任职于民国政府外交部，任驻葡萄牙公使、驻波兰公使等，1937年携妻子韩湘眉重返光华大学。夏济安之所以选择光华大学，也是慕张歆海之名。张歆海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命运与走向十分担忧，他在光华大学创办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上谈到，光华的年轻人应当抱有“大用大效之志愿”，整理国故，学习欧美，“无论何系均当取古今中外之菁华，融会贯通，如合于一炉而熔铸”（《文学院诸生之使命》），这种融汇中西、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文化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光华学子。据宋淇回忆，张歆海在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学生想听什么样的课，可以自由点。有一门关于古典文学的课，指定每个学生选一个题目独立研究，需要上台演讲，并做心得报告。宋淇选择希腊美术研究，探讨了希腊美术的表现形式、特征及其产生的根源，这篇研究报告后来刊载于《燕京文学》第二卷第二期。夏济安选的是柏拉图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张歆海却并不加以嘲笑，而是肯定了夏济安的独立思考的意识。张歆海鼓励叛逆的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出西方人文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包容和关怀，这对夏济安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启发的。张歆海很推崇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对张芝联、夏济安、宋淇等早年的文学趣味有所影响。这些年轻人在1940年创办了《西洋文学》月刊，以翻译介绍欧洲文学为主，总体上还是偏重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大肆译介了雪莱、拜伦、华兹华斯、丁尼生等浪漫主义诗歌，还译出了马修·阿诺德的两篇名文《论翻译荷马》《华兹华斯论》，对新古典主义的文化理念持赞同态度。对英国文学，夏济安早年偏爱散文，他通读了兰姆、哈兹里特、纽曼等作家，尤为欣赏爱德华·吉本和麦考莱的散文风格。夏济安后来在美国研究左翼文学所采纳的写作方法，将文学与历史融于一体，实际上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是有关联的。夏济安在大陆从教时期，一直从事基础性的英文文法教学，到台湾大学任教后，他开设了“小说选读”“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开始有意识地散播自己的文学观念。1958年夏济安曾预备开设一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但由于赴美访学计划，最终取消了。

另外，我们看到夏济安还选了一门“普通心理学”课程，说明他对心理学的知识也并不陌生，其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文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研究。夏济安在大学时代发表过一篇《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种看法》（《文哲》第二卷第三期），借用奥地利心理学家阿特娄（Alfred Adler）的“卑劣错综”（Inferiority Complex，也即自卑情结）概念对近代中国史做出独特心理分析。阿特娄认为，所谓“自卑”就是当个体对面临没有做好恰当的准备或者应对，且他认为自己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自卑情结。夏济安认为，如果将近代中国视为一个个体，世界就是同她对立的团体，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屈辱史，使中国人生出自卑感。夏济安1955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曾选修了李恩·埃德尔（Leon Edel）的两门课程：“亨利·詹姆斯研究”和“象征主义小说”。埃德尔专攻文学心理学研究，夏济安所提交的四篇作业都获得了A，并得到埃德尔的高度评价。后来，夏济安直接将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比如他对《西游补》的研究。心理学对夏济安学术道路最重要的影响是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夏济安综合运用了梦境、潜意识等心理分析方法，对鲁迅在新旧转折期的矛盾心理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夏济安的这种学术脉络，如果从源头上探寻，我们也能够从他在光华大学的教育课程找到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