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回不去的日本：年轻人为什么抑郁？

7月，三十岁的三浦春马在家中自杀。对这位年轻演员的逝去，人们哀叹却并不讶异。在日本，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反复地发生，据警察厅统计，去年一年有20169人自杀，平均每天五十余人，自杀率居“七国集团”之首。而这些自杀事件多数与抑郁症有关。

抑郁症是一种古老疾病，2400年前希波克拉底在《医典》中就有记录，他认为这是一种黑胆汁过剩引起身心疾病。其症状包括消极、沮丧、失眠、无法集中注意力，严重的还会出现幻觉和自杀倾向。

而在日本，平成以前鲜少有这方面的讨论，相关的病例记录也不多，在昭和的第三个十年，即1955-64年，日本每五千个人里只有一名抑郁症患者。有人认为那时的日本人确实不抑郁，他们知道怎样与生活中的哀伤相处，“物哀”的审美传统让他们“在目睹一场美丽的盛宴消逝时，反而能找到安慰”。

但也有观点认为，并非那时的日本人就很超脱，而只是说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尚未被社会所接受，郁郁寡欢的人们多半不会想到要去看医生，而是默默忍受煎熬，因为就算向医生求助，后者也只会让他们回家好好休息。

而平成时代是一个“抑郁”蔓延的时代——起码从数据上看是这样，据厚生省统计，2017年被确诊为“心情感情障碍”的患者为达127.6万人，每五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出现过抑郁征状。除了对国民健康的损害，抑郁症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据伦敦经济学院的估算，由抑郁导致的生产力下降、医疗开销等每年给日本造成14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患病率的飙升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生病的人多了；二是问诊率提高了。关于病人，精神卫生专家多从泡沫经济破灭、传统社会结构瓦解的角度加以解释，孤独和无望弥漫在整个社会，背负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的人们（更多的是男性），很容易陷入抑郁之中。还有社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找原因，比如高强度的工作文化令人身心俱疲，再如“微笑文化”要求人们在面对悲伤时也面带微笑，压抑了个体的感情，等等。

至于问诊率，则与制药公司在1990年代末的一场“科普”有关——轻度抑郁症被描述成一场“心灵的感冒”，谁都可能得病 。2000年歌星木之实奈奈公开谈及更年期抑郁症的折磨，随后诸多名流也袒露受到抑郁之苦，甚至皇室也承认太子妃因压力过大而服用抗抑郁药物。与此同时，有关书籍大量出版。至此，日本社会对抑郁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鬱病”不再丢人，甚至还成了一种“时髦”；相应地，寻医问诊人也就多了。据统计，在1999-2003年的四年间，日本与抑郁症相关的门诊挂号激增了46%。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另一种抑郁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29日晚，NHK在黄金时段播出大型纪录片《袭击职场的“新型抑郁”》，引起震动。纪录片揭示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正在侵蚀日本列岛，患者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多数接受“心疗内科”或“精神科”治疗，而其症状与传统抑郁症颇有不同，甚至是相反——

例如，传统抑郁症患者内心充满无力感，存在强烈自责倾向；新型抑郁患者遇事不顺，则认为都是别人的错。传统抑郁症患者注意力涣散，对一切事物均丧失兴趣；新型抑郁患者遇到爱好的事务，心情多可改善。传统抑郁症患者大多存在睡眠障碍；而新型抑郁患者每天睡十个多小时，还觉得不够。传统抑郁症患者食欲不振；新型抑郁患者则暴饮暴食，尤其喜爱甜食。传统抑郁症患者非常注意照顾他人的感受；新型抑郁患者则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态度。

纪录片播出后，关于“新型抑郁是不是病”的问题，很快引起了日本精神医学界的争论。占上风的是否定派，他们认为，新型抑郁只是个人意志薄弱的表现，传统的抗抑郁药物对其无效，而只要脱离诱因环境，所谓的“症状”就会消失。精神科医生香山梨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类“病人”只在工作中才会出现抑郁，他们很少自责，出了问题则归咎于上司、公司和社会，他们具有攻击性，喜欢诉讼，对休职完全没有罪恶感。香山认为，这是精神软弱，并非医学意义上的疾病。

肯定派认为“新型抑郁”是种病，尽管病征表现不同于传统的抑郁症，但患者同样十分痛苦。他们可能会在病休期间去钓鱼、旅行，与常人无异，但一旦回到压力环境下，他们的抑郁状态是确确实实的。近十年来，有关这一疾病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生田孝的《论临床现场的“新型抑郁症”》 （《劳动安全卫生》第七卷，2014年）、中樫润等的《医疗从事者对“新型抑郁”事例形象拥有的实际把握》（《心理学研究》第八十九卷，2018年），均以“新型抑郁是病”为前提展开研究。

且不论“是病非病”，日本年轻人普遍受到新型抑郁的困扰，却是不争的事实。据NHK调查，日本2200家上市企业中，逾六成认为其雇员存在新型抑郁的问题，“以抑郁为主精神问题成为企业需要应对的紧急课题”，如果不及时加以应对，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造”了新型抑郁，又是什么击垮了这一代的年轻人？

目前，相关的讨论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体能说，另一类是社会变迁说；两类解释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互补的。“体能说”顾名思义是从体能，亦即生理的角度找原因。这种看法基于“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的传统理论，认为运动不足会对大脑功能产生影响。而根据2013年文部科学省的一项调查，日本青少年体能的确普遍低于1986年。

“社会变迁说”则试图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介入这一问题。其中，法政大学教授尾木直树对教育体系“新学力观”的批判颇有影响力。“新学力观”指1992年日本文部省导入的对初中生“学力”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放弃了以往单纯考察考试成绩的方式，重视学生在集体活动的表现，考察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活跃”，是否具有“领导气质”。

尾木教授认为，这一套评价体系毁灭了一代年轻人的自我，迫使他们从中学开始就戴上假面，放弃真我。在“新学力”体系下，学校和老师看“态度”和“表现”，同学间彼此评比和竞争，导致每一个学生都过度在意“他者”的目光，为他们走入社会后陷入抑郁埋下了伏笔。“新学力观”的初衷或许在于打破应试教育的沉重和僵硬，实质上却带来了新的沉重和僵硬——竞争仍然激烈，然而“优胜”却建立在他者的评价之上。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原子化日益严重。 昭和时代那种亲密无间的乡村社会消失了，90%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逼仄的居住空间并未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反而造成了不安。在拥有1400万人口的东京都，近半家庭只有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单身家庭”。这些个体或家庭缺乏人际交往的技能和意愿，他们更愿意在网络和二次元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宣泄和认同。在不得不面对职场或是情感上的冲击时，他们往往束手无措，很多时候就干脆放弃了。

个人主义在平成年间的滥觞，加剧了人与人疏离。在我初到日本的那几年，许多书籍版权页的作者介绍栏都写着作者的家庭住址，好像随时欢迎读者来登门讨教。而今的日本已是另一番景象，家庭住址早已作为个人隐私被隐藏起来，即使在同事之间也是全然不问、全然不知的。每个人都是一颗孤星，独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

在传统的日本，社会是团体主义的，个体生长于团体，劳作于团体，死于团体。作为共同体的村庄或会社，给予个体身份的认同，也容纳他们整个的人生。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和困境时，可以诉诸团体，有所依托而不至于丧失信心。在个人至上的平成时代，职场成为纯粹的赚钱空间，不再亲切，不再治愈。职员们埋首于各自的前程，对于雇主，他们没有旧式的忠诚，对于团体的和谐也并不上心。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责任，感到痛苦时，则倾向于归咎他人。

那么是否只要回到过去，回到团体主义，新型抑郁就会烟消云散了呢？恐怕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向后看的方法，听起来再好，也只能是刻舟求剑。世界已经变了，日本社会也不复当年，新生代的日本人价值多元，生于斯死于斯的团体主义容纳不了他们，更无法解救他们。通往未来的道路，或许只能在年轻一代与整个社会的对话与互动中，才能显现。

NHK有档节目叫做“鹤瓶的家族干杯”，自1995年开播至今人气不衰。 主持人叫笑福亭鹤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搞笑艺人；受访对象多是日本列岛淳朴的农民、认真的匠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鹤瓶与他们交谈，论及农事、家庭、生活乃至生死，言语豁达诙谐，一切静好如初。这是一种抽象出来的日本原风景，舍去了劳苦与艰辛。片中的日本仿佛一片辽阔田园，每个人都可以诗意地栖居。

每周一晚的黄金时段，全日本的人都会收看这个节目，但与其说这是一种向往，不如说是一场送别，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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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迪，系日本杏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