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潘岳《秦汉与罗马》| 士兵可以创造皇帝：罗马兴衰背后的历史机理是什么

文 |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特别受到青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中西历史比较热中，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两大帝国之间的可比性。马克垚先生讨论过罗马与汉代的奴隶制，指出奴隶的来源并不一定需要外部的补充，从帝国内部也可以解决。梁作干先生写过一部煌煌38万言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如果说那时的中西比较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兴趣，而且除少数人外，大多数比较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把中国放在了不太有利的位置。

近年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西方学者开始对中西历史比较发生浓厚兴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沙伊德教授原本是做古代西方经济史的，后来转向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他主编的《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最近刚由三联书店出版，涉及两大帝国的行政官僚体系、中央政府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财政收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笔者2015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合作导师艾玛·邓奇教授与另一位东亚系的教授正合作开设秦汉与罗马的比较课程，当时也相当受欢迎，邓奇后来还获得该校类似教学名师的荣誉。

对秦汉与罗马帝国比较的兴趣，除中国崛起的客观因素外，如沙伊德指出的，本身有足够的理由：作为大约同一时期崛起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庞大强权，几乎在同一时间兴起和衰败，是前近代的庞大帝国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也是最有成绩的。只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反倒不太积极，综合性比较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尝试从国家治理层面探讨秦汉与罗马的异同，并且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对作者的基本看法：“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深刻地指出了学界在比较研究中可能落入的“陷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该文的秦汉部分另有专家评议，我个人于秦汉史近乎白纸，不敢置喙，因而下面的评论会以罗马史为主线，基本不触及秦汉王朝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维吉尔对奥古斯都和屋大维娅朗诵〈埃涅阿斯纪〉》，1787，让·约瑟夫·泰拉森，布面油画，现藏伦敦国家美术馆

潘先生显然对罗马史有相当的认识和研究，对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理论的评述，以及对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制度的论断，尤其是对共和国向帝国过渡期间罗马的历史，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对于希腊罗马经济始终是农业经济、共和国的制度是某种程度的混合政制、共和国的灭亡源自罗马贵族拒绝关注人民利益，基本是罗马史学界共识，笔者也深表赞同。罗马共和国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经过两百多年的奋斗，统一意大利，又在统一意大利后，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共和国的混合政制，程度不等地发挥过作用。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高级官职基本被显贵控制，显贵往往又限于少数有政治传统的家族，范围相当狭小；由卸任高级官员，其中大多数可以相信是显贵或者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的民主因素：公民大会决定宣战与媾和和通过立法、选举和监督官员、以及保民官必须时刻注意人民利益等民主因素，在共和国的很长时期里，经常处于蛰伏状态，难以真正对所谓的贵族因素和君主制因素形成有效制约。

西塞罗半身像

但是显贵内部的竞争，让罗马人民的选票仍然具有意义：罗马的官员一年一任，一般不得连任，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所谓的荣誉阶梯，迫使有心从政的罗马显贵不能不从最基层的财务官做起，之后历经市政官、副执政官，最后到最高官职执政官。在他担任财务官之前，他还必须服役10个战季。从担任财务官到最后担任执政官，也必须有一定的间隔，因此即使他一切顺利，等到他爬到执政官的职位时，也已经40多岁了。由于罗马所有官职选举产生，而罗马人民是否会投票支持某个贵族的政治生涯，除他本人家族的势力外，还有他是否足够的金钱并且慷慨，或有足够能力不断赢得成功，或如西塞罗那样足够雄辩，能够积累起足够的人脉关系，以达成最后的成功。因此罗马官职的候选人必须像今天西方的某些政治家一样，经常出现在公民面前，适当地讨好选民，并且在说话时谨言慎行。如果他志在竞选执政官，则必须在担任市政官或副执政官时，做出足够让罗马人民印象深刻的事情，让罗马人能够知道他和认可他。否则他可能如同马略那样，在一天中两次输掉市政官选举，也可能如西庇阿·纳西卡那样，因为一个不恰当的玩笑而输掉竞选[1]。

在这个意义上，罗马共和国的贵族们并不完全是忽视民意的。潘先生提到的罗马共和国的殖民，既是为了罗马战略上的需要，当然也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殖民者的土地，就来自罗马击败敌人后夺取的公有地。正如芬利等注意到的，公元前218年之前，罗马人至少把9000平方千米的土地分给殖民者或个体定居者，另有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出售或出租；在公元前200年之后的一代人里，罗马为罗马公民和拉丁同盟者创造了5万座小农场。其中9000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末罗马领土的10倍[2]，而5万座小农场，如果一座对应一个家庭，则相当于当时罗马公民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重新获得了土地，即使5万人中仅有一半是公民，也有10%左右的人重新得到了土地。所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之前，罗马的贵族们并不完全是忽视农民利益的。

罗马石棺浮雕，公元3世纪，描绘农民采集豆类、挤羊奶的情形

格拉古改革的发生，以及随后发生的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正因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来，罗马分配土地的行动基本停止了。由于分配土地的停止，共和国末年的罗马破产农民才不能不求助于高级官员和保民官，以从国家再获得一块土地。所以，共和国的稳定，正因为罗马的那些掌权者们时刻关注农民的需求，而一旦他们不再关心，则农民就转向高级官员兼军队统帅以及保民官，罗马共和国的末日，也就来到了。在对共和国瓦解的原因做出判断时，我们是否需要应该把整个共和国的历史都考虑进来，而不主要依据共和国后期的证据立论？

提比略·格拉古画像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共和国贵族对政治行动的态度。早期的罗马贵族的确有不少傲慢的，也不乏潘先生文中所说只会高谈主义、不干实事的，但也有不少真正为国或为自己出力的实干家。毕竟罗马从台伯河畔的蕞尔小邦扩张成为一个囊括地中海区的大帝国，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都是帕加马国王送来的，而是罗马人一块块地啃下来的，尤其是面对迦太基的威胁时，罗马人多次经历艰难，才终于取得了成功。

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关键阶段，是罗马富人出资组建了舰队；坎奈惨败后的岁月里，费边、马尔凯鲁斯、西庇阿等将领的浴血奋战，为罗马人赢得了熟悉汉尼拔战争技术的机会，最终利用迦太基的战术，在扎玛击败了他们的老师汉尼拔；在对马其顿战争中，罗马成功维持了一条长达上千千米的后勤供应线；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和学习，使得他们有可能充分利用希腊人的成就去统治希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犹如罗马人，首要的是罗马的贵族们，不在乎主义，只在乎实用，才能够赢得后来那个把地中海视为内海的帝国。在《外族的智慧》中，莫米利亚诺对此有精彩论证，不再赘述。

与秦汉王朝相比，罗马帝国的确对基层基本不加干预，让各个城市或者地方共同体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但那并不意味着罗马真的让地方自行其是，需要的时候，罗马是会出手的。只是大多数时候，罗马人通过笼络当地的精英阶级，成功掌控了帝国的政权，根本不用他们出手。基层的普通民众或许并没有多少人说拉丁语，至少在帝国西部，大多数人只说希腊语。在帝国西部的诸多地区，当所谓罗马化的外表被揭开后，深层的基因，也仍然是当地原有的文化，新近对帝国西部城市如西班牙和迦太基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帝国内部的多样性，远不是笼统的罗马化可以涵盖的。但这似乎与基层民众不认同罗马统治并不能完全等同。

卡拉卡拉敕令，更准确地说是安东尼敕令于212年颁布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尤其是那些因此获得公民权的人，实际仍是欢欣鼓舞的[3]。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已经不可能通过公民权获得官职，也不太可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仍然非常珍视自己获得的公民权。3世纪那么严重和延续时间约半个世纪的危机，也未能彻底分裂罗马国家，戴克里先仍能把帝国统一起来，显然要考虑到罗马人对帝国认同的因素。甚至到拜占庭帝国的居民，在西部罗马灭亡很长时间以后，仍自认罗马人，否则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还抱着罗马人的皇帝称号有什么意义，查理大帝、奥托大帝、还有俄罗斯的伊凡雷帝等，如果真的对臣民没有任何意义，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自己是罗马的继承者。

奥古斯丁的确并不认同罗马帝国，但那是在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许多人转而把罪责归到基督教头上的时候。在此之前，基督教是非常希望与罗马合作、认可罗马统治的。即使那些冲入西部罗马帝国的蛮族，例如西哥特人国王阿图尔夫（410-415年在位），一旦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站稳脚跟，为了需要也积极认同于罗马，他对自己的妻子、罗马公主加拉·普拉西狄娅说：

最初我曾强烈要求消除罗马这一名称，罗马的全部土地应转变为哥特帝国；我希望罗马的应变成哥特的，而阿图尔夫应成为奥古斯都（即罗马皇帝）。但是许多事实教育了我，桀骜不驯的哥特人从不遵循法律，而一个共和国没有法律则不成其为共和国。因此我选择了更为可靠的道路，希望以哥特的勇力恢复和增长罗马名声的光荣。我不可能改变帝国的形式了，希望能作为复兴罗马的首倡者而流传后世。[4]

如果他统治的臣民真的都像奥古斯丁所说，根本不关心罗马统治是否延续，我不知道阿图尔夫的做法还有什么意义。

《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像》，公元1世纪，高2.08米，现藏梵蒂冈博物馆

西部罗马帝国覆亡了，覆亡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社会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的内乱，气候的突然变化，瘟疫的爆发，当然还有蛮族的冲击，都会发挥或大或小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正如英国学者汤普逊在论及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时所说，一个帝国的灭亡，是需要理由的，而这个理由，主要的当然在内部。罗马帝国前期，共和传统仍有某种程度的残存，皇帝固然需要军队，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众的支持，为此不能不给予平民一定的关注。扩散罗马公民权、提高行省地位、强化行省治理、惩治贪污腐败，最重要的是维护帝国和平，使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由此造成了帝国前200多年的繁荣。但权力一旦落入皇帝手中，它天然的扩张倾向，逐渐侵蚀了其他机构如元老院和民众的权力。罗马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军队了。而军队也发现，他们固然需要皇帝发工资，可以也可以左右皇帝。

在68-70年的内战后，塔西陀所谓罗马的秘密暴露了的评论，正指士兵发现他们可以创造皇帝的事实。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的皇帝们大体贤德，还能掌控军队，但皇权的扩张和军队重要性的增加，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加深，终至出现了3世纪危机中士兵拍卖帝国的最恶劣景象。所以，罗马帝国的灭亡，与皇帝权威的强化、官僚队伍的膨胀与军队的增加，相应地，其他阶层特别是普通劳动者地位日益沦落，公民权彻底贬值，以至于到了帝国末年，一些罗马人宁可逃到蛮族中生活，也不愿再成为帝国的臣民。因此，帝国的瓦解，其他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如果忽略了统治者对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态度，大约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绘画，描绘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结成的“后三头”同盟在罗马城对共和派进行大屠杀的情形

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首要的是要选择合适的可供比较的对象，之后是对可比较的各项参数的具体考察。在比较研究中，条件的对等非常重要。但历史研究，无论学者们多么试图客观，总难免个人情感、经历、掌握的材料、知识和理论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当我们提出某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可能已经知道了自己要去追求的答案。

历史研究的魅力正在这里。如果所有人都持一个看法，那犹如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一样，令人奇怪。我非常赞成潘先生的基本看法：在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不能用对方的缺点比自己的优点，也不能用自己的缺点去比对方的优点。借用刘家和先生的话说，要对历史抱着敬意[5]。好的比较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思路和启迪，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潘先生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看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并且从后来西方以及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掘出过去许多被忽视的方面，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也做出了精彩的论证，于理解秦汉王朝和罗马传统的身前身后，多有启迪。

我这里只是从罗马方面做了一点补充，而且因为不了解秦汉，不免就罗马论罗马，片面和不当之处，请潘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注释：

1、马略开始作为贵族市政官参与竞选，落选后转而同一天竞选平民市政官，但两次选举他都告失败，因此一天之中两次输掉了市政官选举。纳西卡则因为看到一个农民手上因干活而磨出厚厚的老茧，开玩笑地说这农民是不是用手走路。结果这句玩笑在罗马人中传播开来，许多罗马人觉得他看不起农民，因此拒绝投票支持他，导致他在执政官选举中出局。

2、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2-143页。

3、刘小青：《安东尼努斯敕令新论》《世界历史》，2013年第6期。

4、转引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5、郭小凌：《对历史的敬意——刘家和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