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一路高歌，究竟什么才意味着真正的女性解放？

原创 群学君 群学书院

上个月，全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总理，35岁的芬兰总理桑娜 · 马林（Sanna Marin），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婚纱照，分享结婚的喜讯。马林18岁就与丈夫马库斯相识，两人相恋16年，两年前诞下一女，如今终成眷属。

去年年底，1985年出生的马林当选芬兰总理，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政府首脑。而在她领导的执政联盟中，五个党派主席全是女性，除一人外，其余四人都是“80后”，一时轰动世界。

在大多数人眼中，她们是“人生赢家”，人们却不知道真正让她们“赢得人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更有平等、宽容、自信和文化与制度。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在文化营造上，突破男女对立的刻板印象，尊重女性的多元选择；在制度设计上，为母职的承担提供更多保障，为女性的事业提供更多支持，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对女性友好的社会。换句话说，只有当女性身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人生选择的障碍时，女性才真正获得了解放——实际上，到那时男性也才真获得了解放。

文 | 群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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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在国际舞台闪耀光芒的年轻政治新星相比，马林的经历要坎坷的多，也“励志”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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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新任芬兰总理桑娜 · 马林

马林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拮据的“彩虹家庭”——在一间租来的小公寓里，生母与她的同性伴侣把马林抚养长大，为了补贴家用，马林初中开始就在面包房、便利店打工。即便在两性和婚姻观念开放如芬兰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家庭出身多少也是令人难堪的。多年以后，已“逆袭”成为政治活动家的马林在接受杂志采访时，还对少年时代受到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目光心有余悸，她坦承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隐形人”，因为从不敢在伙伴们面前公开谈论自己的家庭。

马林的幸运在于，这个看上去有点“糟糕”的“原生家庭”，不仅没有为她日后的成长埋下隐痛的伏线，反而成为她心灵力量的源泉。母亲告诉马林，相信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在这样的宽容和鼓励下，马林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她遵从内心的兴趣，选择投身政界，从27岁当选家乡坦佩雷市议会主席，到34岁当选芬兰总理，马林只用了七年。

而在马林领导的执政联盟中，五个党派主席全是女性，除一人外，其余四人都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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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卡特丽·库姆尼，32岁，芬兰经济部长

图2：丽·安德森，32岁，芬兰教育部长

图3：玛丽亚·欧希萨洛，34岁，芬兰内务部长

图4：安娜-玛佳·亨利克森，55岁，芬兰司法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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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年轻女政治家的成功“逆袭”故事，更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的北欧姑娘从没有让职业身份成为生活的全部，与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女生们一样，她最爱展现的是琐碎平淡却温馨幸福的日常生活：晒娃、晒老公、秀恩爱，当然忘不了美颜，以及隔三差五充满亲和力的“自我调侃”和“自毁形象”。

跟以往那些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政客形象相比，这个年轻人，真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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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的社交媒体账户

在马林之前，创造全球政府最年轻女性领导人记录的，是新西兰姑娘杰辛达 · 阿德恩（Jacinda Ardern）——2017年她当选新西兰总理的时候，刚满37岁，是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年轻的政府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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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与马林一样，阿德恩身上展现的，是年轻女性的独特魅力：

当选总理一个月后，面对年龄几乎是自己的一倍，政治立场又几乎完全对立的特朗普，阿德恩机智巧妙不卑不亢的回怼，让2017东亚峰会上的见惯了大世面的各国记者们暗自钦佩。

当选总理后的第二年，阿德恩生下一名漂亮的女儿，成为历史上第二位在任内生孩子的国家领导人——上一次还是38年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 · 布托（Benazir Bhutto）在任内生下了自己的女儿。熟谙网络传播的她甚至抢在所有官媒之前，率先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布消息，和全世界分享自己初为人母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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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恩分享初为人母的喜悦

不仅如此，这个从学生时代就是校园里的有名的“party queen”，也从没有因为职业身份放弃自己的业余爱好：打碟，蹦迪，喝烈酒……2014年，身为国会议员的阿德恩，还在奥克兰的一个音乐节上，客串了一把嗨到爆的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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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阿德恩在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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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林和阿德恩身上展示的是“80后”女政治家吹来的时代新风，那么两周前刚刚就职的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61岁的乌尔苏拉 · 冯 · 德 · 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则呈现了另一种别样的人生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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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 德 · 莱恩

即便在欧美上流社会，冯 · 德 · 莱恩的教育背景也足以睥睨群雄——哥廷根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就是这样一位学霸，婚后为了照顾丈夫的事业，辞去炙手可热的医生工作，做起全职太太，并且一口气生了七个孩子——在已婚女性人均生育1.59个孩子的德国，德 · 莱恩称得上不折不扣的“英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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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莱恩与她九口人的大家庭

就是这样一位一心相夫教子的主妇，在41岁那年突然决定换一种人生，她要投身政坛。或许是家庭特别和谐的缘故，冯 · 德· 莱恩在德国政坛担任的第一个重要职务，就是担任默克尔内阁的联邦家庭事务部部长，八年后，这个物理学博士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防部长。

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后，冯 · 德 · 莱恩组建了欧委会史上第一个几乎完全性别平衡的团队：包括她在内的27名团队成员中，13人为女性、14人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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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林、阿德恩和冯 · 德 · 莱恩绝不是西方政坛的特例，盛产女性领导人，似乎已成了20年来西方特别是欧洲政坛的惯例。且不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Mary Robinson）和麦卡利斯（Mary Mcaleese ）、丹麦前首相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和在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这些前辈领导人，今年刚当选的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Zuzana Caputova，45岁）、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41岁）都成为各自国家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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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

说起来，20世纪以来，女人当家在政坛并不罕见，仅仅以产生时间早晚来看，亚洲、南美还曾独领风骚：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理班达拉奈克（Sirimavo Bandaranaike）出现在斯里兰卡，第二位女总理英吉拉 · 甘地（Indira Gandhi）出现在印度，第一位女总统伊莎贝尔 · 庇隆（Isabel Martinezde Peron）产生在阿根廷，而1988年当选巴基斯坦总理的贝 · 布托当选巴基斯坦总理名动天下的时候，也不过才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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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 · 庇隆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女性政治家身后，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男人的身影，要么是老爸，要么是老公，我们无意贬低这些优秀女性的个人能力，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看似叱咤风云的女性，在本质上只是她们家族事业的代理人。直到亚洲最近的一位女性国家领导人朴槿惠，依然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直到1969年，70岁的果尔达· 梅厄（Golda Meir）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世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不靠男性亲属的荫庇，完全凭借自身价值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女性。从此以后的欧美政坛女性，也大多数是和男性同场竞技、公平竞争，最终在同一规则下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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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厄夫人与尼克松、基辛格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34岁的马林和37岁的阿德恩的当选，不仅是她们个人奋斗的英雄主义的故事，更是女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孕育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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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美女性来说，权利解放和两性平等，当然不是凭空降落的福祉，而是经过百余年不懈斗争和努力的结果。从1792年玛丽 · 伍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下《为女权辩护》一书开始，通过不懈的奋斗和牺牲，一步步为女性争取到参政权、教育权、财产权、离婚权，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普遍提高，也扫除了妇女参政从商的观念障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先驱者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这样的努力虽然悲壮，却让欧洲妇女在权利上的每一步前进都扎实可靠。

到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享有投票权的独立国家，1906年，芬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拥有不受限制的选举权和议会代表权的国家。

如果说，整个20世纪上半叶，女性解放更多地表现为为女性争取权利，那么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解放的核心议题，则转变为如何突破“男女对立”的二元框架和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

长期以来男权主导，使人们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天经地义。在这样的观点看来，身为女性女性，要么为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放弃事业（或者至少把事业放在第二位），要么选择成为事业狂而放弃家庭天伦，此事古难全。

即便尊重女权如新西兰，在阿德恩当选为工党党首当晚，就被提问“在孩子和职场间如何做选择”的问题，而阿德恩也选择毫不留情的回怼：都2017年了，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事，这不能预先决定她们是不是能获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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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恩与丈夫

在中国，这样的窘境更加司空见惯。几乎所有事业有成的女性，都面临着来自坊间的疑惑：

有记者曾经问张泉灵，“身为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张泉灵的回应是：“我要明确告诉你，我很讨厌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偏见。”

面对相同的话题，姚晨的困惑则是：“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先生同样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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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晨

在大部分社会中，女性被参照出来，依靠的是“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受限于这个框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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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100年前开始，中国女性（当然也包括许多男性）就在为妇女解放前仆后继。但是在这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女性解放与权利主张，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

二三十年代，相当一批呼吁“解放”，提倡“自由”的新女性，其实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她们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旧社会”、“封建的旧家庭”，她们学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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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黄金时代》海报

直到今天，在不少女性心中，这样的价值观依然值得推崇（尽管没有那么赤裸裸了），只不过换了一种外包装，比如，在许多明星那里，“美”的界定，极其单一。优雅、端庄、知性、气韵……都不是她们想要的，她对美的定义很俗很粗暴，就是“网红审美”。

对待爱情也是如此。帅哥挺好，酷炫更佳，能提供一些梦幻感最好。说白了，她们喜欢的，大都来自异性直接、不加掩饰的爱慕。无暇分析纯度，而沉溺于过电的喜悦。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过去几千年女性被压抑的情感和欲望释放，但如果把这种所谓的“释放”当做“解放”，实在是对百余年来不计其数女性平权运动前驱的侮辱。

到了五六十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成为激动人心的时代话语，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劳动妇女最强烈的自我期许。但问题是，这样的口号背后往往暗含着“男女绝对相同”的价值导向，再最极端的年代，那些放弃了一切性别特征的“男性化的女性”，才是最革命的女性——高耸的胸脯、修长的大腿、妩媚的眼神、俏丽的妆容甚至慈爱和母性，都成为罪恶的象征，应该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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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最俗的话来说，这个时代，做女人难，做成功的女人更难。无论在事业上如何成功，社会对女性总有着“谜之期待”：人到中年也要年轻靓丽，孩子茁壮家庭美满才是人生赢家。而在女权运动一路高歌的当下，另一种声音又似乎告诉女性，若不努力奋斗，就不配站在当代女性的阵营。

为什么选择权不能握在每个女人自己手里？

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究竟什么才意味着真正的女性解放；我也从不认为，只有从政，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标志，但是，从马林、阿德恩和许许多多和她们一样优秀女性的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意识到：

一个还在为《82年的金智英》泪流满面，还在眼巴巴地高喊着“女性平权”和“同工同酬”的口号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社会。

真正的女性解放，是既尊重她们的身体和社会特征，又不将这些特征庸俗地物化为“丰乳肥臀大长腿”的“性感”和“出的厅堂入得厨房”的“贤惠”。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在文化营造上，突破男女对立的刻板印象，尊重女性的多元选择；在制度设计上，为母职的承担提供更多保障，为女性的事业提供更多支持，这个社会才是真正对女性友好的社会。

换句话说，只有当女性身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是人生选择的障碍时，女性才真正获得了解放——实际上，到那时男性也才真获得了解放。

原标题：《看了她们才知道，我们的女性解放之路还有多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