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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被找到的人
利维坦按：
基因数据库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家族病史，如一些罕见疾病和癌症，或者，如本文中提到的另外一种用途：寻找失踪人口。如果说技术永远是中立的，那么，关于基因测序/数据库的相关机构的执行者，则会不得不面对一个新出现的伦理困境。
菲尔·尼科尔斯（Phil Nichols）常年在辛辛那提独居，平时不会有什么不请自来的访客。然而，在2018年3月的一个下午，两名联邦法警突然找上门来，想问他几个问题。他们身穿便衣，面带微笑，向尼科尔斯保证不会找他的麻烦。
于是尼科尔斯招呼他们进门了。
所有人都挺热情而有礼貌，很像中西部人。尼科尔斯一向爱睡懒觉，当时正值午后，但对他而言，清晨才刚刚开始。他对警察的到来显然有些惊讶，但似乎并未因此惴惴不安。法警们提到了一个地址：中央街1823号。
尼科尔斯立马了然于心。那是他奶奶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的住址。他爸爸在那里长大，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约瑟夫·牛顿·钱德勒三世（Joseph Newton Chandler III）也在俄亥俄州门托市的租房申请上登记了这个地址，此人是一位神秘的死者，法警正在加以调查。钱德勒把该地址所属的城市填成了哥伦布，而房主则是妹妹玛丽·R·威尔逊（Mary R. Wilson）。
这个女人和这个地址都是杜撰的——至少哥伦布没有这个地方。
警官们给尼科尔斯看了钱德勒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那个人。
尼科尔斯的确认识。
照片中的男子被抓拍的时候毫不知情。他头戴宽边帽，身穿细条纹西装，站在一堆气球前。
“那是我爸，”尼科尔斯对法警说，照片里的人不是约瑟夫·钱德勒，是罗伯特·伊万·尼科尔斯（Robert Ivan Nichols）。
父子俩在20世纪60年代初见了最后一面。自那之后，老尼科尔斯曾给十几岁的他写了一封信，信封里有一便士。
当时是1965年。同年，罗伯特·尼科尔斯的家人报警说他失踪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的音讯。
菲尔本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父亲为何失踪。但50多年后，法警们却登门到访，给他讲了一个神秘男子盗用死亡男童身份，随后又自杀了的故事。
2002年，76岁的约瑟夫·牛顿·钱德勒三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附近的公寓内自杀身亡。美国警长皮特·埃利奥特（Pete Elliott）称死者在银行尚有8.2万美元的存款。他是那天拜访菲尔·尼科尔斯的法警之一。由于死者未立遗嘱，执法人员必须要找到他的近亲。然而找着找着，警察突然发现真正的钱德勒早在1945年就因车祸去世了，那天是圣诞节，他的父母正开车载着他、带着满车礼物前往祖父母家。
钱德勒死的时候才8岁。大家都在猜公寓里的死者到底是谁。
2014年，法警开始一一比对神秘死者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在逃案犯。刻意改名这一行为足以令埃利奥特怀疑他除了盗用身份以外，还犯有其他罪行。
埃利奥特在电话采访中说：“如果约瑟夫·牛顿……哦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是罗伯特·尼科尔斯，如果他只是想逃离家人，也不至于做到这个地步。”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克利夫兰的死者从1978年起就自称是钱德勒。除了留下了熟悉的街道地址（调查人员表示不少冒名顶替者都会有此行为），老尼科尔斯还竭尽所能抹掉了自己的痕迹。
某些线索暗示老尼科尔斯有黑暗的过去，至少埃利奥特是这样认为的。神秘死者曾在俄亥俄州东北部当过合同工，其职业是绘图员与电气工程师，以前的同事都说他非常聪明，但有些不合群。他们说他有一个打包好的行李箱，似乎做好了随时走人的准备。他突然消失过，直到几个月后才重返工作岗位，在离开之前，他对同事说：“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早些年，当他还是罗伯特·尼科尔斯，还住在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时，说话也神神秘秘的。他曾对其妻说：“我要离开你了，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为什么。” 埃利奥特怀疑背后有什么邪恶的勾当，遂深挖了该地区的悬案，但最终一无所获。他还试图调查其他似乎与尼科尔斯有关联的悬案，但也徒劳无功。他找不到任何证据，这或许是因为尼科尔斯隐藏得过于巧妙。
埃利奥特说：“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不想被别人发现。”
借助基因族谱学和GEDmatch网站（一个利用基因组信息进行家系及亲缘分析的美国知名网站，曾于2018年成功帮助警察锁定“金州杀手”），加利福尼亚非盈利性组织DNA Doe Project（译者注：一个与执法机构及法医合作，以识别无名遗体为工作内容的机构）最终解开了尼科尔斯之谜。
执法部门的DNA数据库只能在基因组内查看大约20个标记。而上传到GEDmatch（23andMe和AncestryDNA等可创建基因档案的公司均可将数据上传到GEDmatch）的数据库则可检测60万个标记。这就是只能识别兄弟姐妹及父母和甚至能识别远亲的区别。系谱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建立家谱，DNA Do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柯琳· 菲茨帕特里克（Colleen Fitzpatrick）和玛格丽特·普雷斯（Margaret Press）就是借此锁定了菲尔·尼科尔斯。
因为此事过于离奇，老尼科尔斯还登上了头条。由于他曾在加州呆过，有人甚至认为他可能就是黄道十二宫杀手（译者注：黄道十二宫杀手于上世纪60年代晚期在美国加州北部犯下多起凶杀案）。Reddit上有很多系谱及真实犯罪论坛，这起案件引起了业余网络侦探们的注意。尽管它挺有意思，但也只是过去两年内借助系谱和DNA数据库破解的几十起悬案之一。
DNA Doe Project仅凭一己之力就侦破了许多悬案。2006年，侦查员在得克萨斯州基尔戈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年轻女尸。她有一口好牙，身穿薰衣草色的衬衫，人们因而给她起了一个绰号：紫衣无名女（Lavender Doe）。在DNA Doe Project的介入下，人们终于得知了她的真名：达娜·林恩·多德（Dana Lynn Dodd）。此外，DNA Doe Project还成功识别出了“鹿皮女孩”（Buckskin Girl）的身份。1981年，人们在俄亥俄州特洛伊市发现了鹿皮女孩的尸体，当时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身上披了一件鹿皮斗篷。她叫马西娅·莱诺尔·金（Marcia L. King），来自阿肯色州，被害时只有21岁。
人们也会利用类似的技术帮助某些家庭寻找未曾谋面的亲人或私生子女、鉴别无名自杀者的真实身份、分析人们的族裔背景。
今年3月，马修·斯塔拉德（Matthew Stallard）和曼彻斯特的历史学家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在《家族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上表示，如今，家族史和社会史再也不会被刻意销毁文件的行为及有选择性的陈述所左右。找到不希望被找到的人，譬如老尼科尔斯，也可能导致戏剧性的后果，因为那些被费尽心机掩盖的痛苦秘密会大白于世。伦理学家和系谱学家不禁为此感到疑惑：究竟谁有权利向我们讲述祖先的故事？谁又有权干脆利落地隐藏自己？
德格鲁特（de Groot）说，研究系谱学或家族史的那群人曾经又可爱、又慷慨、又乐于合作。只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略显枯燥。
如今基因档案已经不再保存于公共机构，供历史学家查阅；它掌握在拥有DNA数据库的民间组织手中。德格鲁特说，最庞大的数据库AncestryDNA存有2000万人的遗传物质。据他估计，23andMe约存有1000万人的遗传物质。
他说：“如果把所有的数据库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拥有5000万至6000万人的基因数据。通过不断地推算，整个世界可能都会被蕴含其内。”
人们利用海量的数据来建立系谱，解决家族中和法庭上的各种谜团。互联网只是让系谱学家参与其中，并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模式及众包渠道。在Reddit及同类网站上，他们往往会与普通侦探通力合作，挖掘真相。
德格鲁特说：“你可以单纯地将人们放在一起进行匹配，但却不必承担后果。”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伦理系兼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员工本杰明·伯克曼（Benjamin Berkman）表示，金州杀手案表明数据库已不再单纯用于教育或信息检索，也可用于锁定罪犯，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然而，如何在不违反伦理道德的条件下使用数据库却成了一个难题。
伯克曼说：“在医学领域，人们对遗传学是否违背伦理的思考由来已久，但这类新技术却鲜少吸人眼球，至少一开始很难获得人们的关注。”
但这不代表新技术没有伦理困境，毕竟人们一般不愿意接受令人不快的真相。
他补充道：“对很多人而言，知道父母以前犯过罪会给他们带来创伤。当你试图挖掘真相时，那些人们想隐藏的真相会给周围的人造成负担。”
印第安纳州兽医出身的系谱学家迈克尔·拉科波（Michael Lacopo）最近在2019年出版的《高级基因族谱学：技术与案例研究》（Advanced Genetic Genealogy: Techniques and Case Studies）中，专门在某一章节中警示人们不要轻易揭露家族秘密。尽管拉科波很喜欢破解家谱之谜带来的兴奋感，但他也很担心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他说：“我觉得执著于真相会让人忘记自己留下的痕迹和造成的连锁反应。”
像罗伯特·尼科尔斯那样冒名顶替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一个人因为犯了罪而隐姓埋名逃之夭夭是一回事。无辜的人为了逃离危险而隐姓埋名逃之夭夭是另一回事，伯克曼认为“他们有权制止别人挖掘他们的过去”。
在尼科尔斯一案中，警方只知道死者叫约瑟夫·牛顿·钱德勒三世，再加上死者从1978年起（即死者开始在俄亥俄州东北部工作的那年）才使用这个名字，警方不得不开始寻找他的亲属。警方无法获取死者的指纹，他似乎也没有朋友或家人。不过死者当年住院时，曾留下了一个组织样本，这个神秘男子的DNA档案还被上传到了国家数据库。寻找无果后，2016年，执法部门找到了科琳·菲茨帕特里克，她是法医系谱咨询公司IdentiFinders International的两名员工之一。菲茨帕特里克追踪到了一个匹配结果，但最终一无所获。
差不多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的系谱学家玛格丽特·普雷斯也联系了菲茨帕特里克，她想利用自己多年来借助DNA数据库建立系谱的经验，成立一个以鉴别无名死者身份为目的的组织。她和其他系谱学家也一直在借助类似的手段帮助被收养者追根溯源。于是，两名女士开始像23andMe为客户创建基因档案那样，共同开发了存有无名死者基因档案的数据库。她们将这些数据上传到了GEDMatch。一切准备就绪，就差实践了。这时菲茨帕特里克想起了埃利奥特。他同意让她再调查调查钱德勒的自杀案件。·
尽管尼科尔斯的DNA已严重降解，但她们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成功获得了比之前更丰富的遗传信息，进而找到了许多死者的第三代、第四代表亲。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们建立了系谱，将搜索范围缩小到了一个有四个儿子的家庭——其中三个儿子有死亡证明，剩下那个叫罗伯特·伊万·尼科尔斯的则没有。一名志愿者查阅了罗伯特·伊万·尼科尔斯的出生证明，认出了上面的地址：中央街1823号。
印第安纳州的新奥尔巴尼是这个家庭的起点。罗伯特·伊万·尼科尔斯从二战战场归来后，回到了肯塔基州俄亥俄河对岸的路易斯维尔。据菲尔·尼科尔斯回忆，他的父亲当时是可口可乐的送货员，与此同时，还在一个叫“乡下人”的乐队中演奏直立贝斯。菲尔的外公是个喜欢组织方块舞的农民。罗伯特就在舞会上遇见了菲尔的母亲拉维恩·阿古纳斯·科蒂（Laverne Agnus Korty）。
罗伯特从来不谈论战争，但他的妻子却与之相反。1944年，罗伯特刚从高中毕业就加入了海军。1945年5月，六架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机袭击了他在南太平洋上服役的船只。当时他是16人小组中的一员，该小组负责给装甲炮或炮塔提供弹药。罗伯特是炮塔上仅存的四人之一。在《新奥尔巴尼办事处信使报》的某篇报道中，他将那段经历形容为“地狱般的52分钟”。
罗伯特对记者说：“等到一切都结束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家。”
当时他才18岁。报纸刊登了他的家庭地址：中央街1823号。
菲尔从祖母那儿听说，父亲一回中央街就把制服扔进煤箱里烧掉了。然后他又把小时候玩儿的木制飞机带出了门，并用玩具机关枪对准了飞机。
嗒嗒嗒嗒。
木制飞机被玩具枪打坏了。这就是祖母当年跟菲尔讲的故事。小时候，菲尔和弟弟查理（Charlie）、戴夫（Dave）经常与祖父母呆在一起。是某个弟弟发现了报纸上的那篇报道。最小的弟弟戴夫2015年死于癌症；父亲失踪时，他9岁，菲尔16岁，查理14岁。
2018年，法警们确认神秘自杀者就是罗伯特·尼科尔斯，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有几篇报道还讲了罗伯特烧毁军装的事。有些评论家误以为罗伯特不爱国，这令菲尔非常难过。
他想让人们明白他的父亲不是不爱国，只是在战争结束后，变成了一名和平主义者。罗伯特回来的时候身戴紫心勋章，背部和臀部还留有弹片。在家中，他安静、彬彬有礼，很少情感外露或动怒。
他对菲尔说：“我会经常写信给你，讲讲我的近况。”那是最后一封信。
菲尔说：“即使父亲在家，也跟不在家没啥区别。”
父亲在离开前的那一年，开始鼓励妻子考驾照、找工作。他们先是分居，后又离婚了。罗伯特问菲尔想不想跟他一起走，菲尔不客气地拒绝了。高中毕业后，菲尔参军了。他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却夜夜泡在酒吧。他想知道，如果他和父亲一起离开，他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父亲留给菲尔的最后一个讯息是一枚便士，当时菲尔驻扎在密西西比州。当时他收到了一个商务信封，上面盖着加州的邮戳。里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寄件地址。
菲尔说：“除了硬币，什么也没有。”
埃利奥特向Vox网站展示了罗伯特写给父母的信，这些信的内容更加丰富。离开路易斯维尔后，罗伯特搬到了密歇根州迪尔伯恩。1964年8月，他告诉父母自己打算去教堂，看看能否碰见“合适的人”。
他写道：“我认为这是重新开始人生的好时机，因为我搬到这里就代表着新的开始。”
一年后，他又从加州给父母寄了一封信。
他说：“我会尽可能经常写信给你们，讲讲我的近况。”这是他的最后一封信。
随后，众多应罗伯特之母请求帮助寻找罗伯特的组织纷纷来信。1966年，救世军的成员波琳（Pauline）同情但坚定地回复到：如果失踪的人不想被找到，那组织无法提供帮助。
她写道：“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选择离家出走，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
DNA Doe Project的媒体总监弗朗切斯卡·韦登（Franchesca Werden）称离家出走的人向来不少，20世纪初时，这样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在互联网和DNA技术出现之前，“人间蒸发”很容易实现。韦登说，这种现象很常见。一个人可以跨越四个小镇，搬到别的地方，不管改不改名字，他们都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2004年，贝弗利·施瓦茨伯格（Beverly Schwartzberg）在《社会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中写道，在19世纪，使用化名相对比较容易。他引用了一首在加州矿工中很流行的歌，副歌歌词是：“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离家出走会对家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研究系谱的过程中，韦登发现祖辈父辈的行为会改变家庭发展的走向。1939年，有位父亲趁外出买烟一走了之了，这对他的孙辈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可大可小，因家庭而异。DNA Do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普雷斯称：正如托尔斯泰（Tolstoy）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她还写过真实犯罪和悬疑小说。
2017年与菲茨帕特里克共同创建DNA Doe Project之前，普雷斯曾致力于帮助被领养者寻亲。（今年6月，菲茨帕特里克离开了DNA Doe Project，开始全身心投入于IdentiFinders。）她认为，寻亲和鉴别无名者身份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一样的，譬如“谁的权利优先于谁”？
就帮助被领养者寻亲而言，被领养者了解身世的权利是否优先于亲生父母的隐私权？普雷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人们承诺不会透露捐精者和被领养者亲生父母的姓名，但她认为“匿名不是一种权利”。
有时她又会犹豫不决。她承认在此类情况下，道德权利会彼此冲突，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DNA Doe Project只能自己做出道德判断。普雷斯坚信亲人有权得知真相，警察也有权调查案件，但她指出，DNA Doe Project只会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建议，至于是否通知被调查者的家人则由执法部门决定。然而，该组织却不得不经常联系被调查者的远亲，以缩小搜索范围。有次，普雷斯本打算联系被调查者的第三代远亲，结果却不小心联系了第一代。
“当时我像踩了蛇一样恐慌，”她说到，“我没想到自己会搞砸。”
普雷斯还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个非裔美国人发现自己的生父是个白人，他有妻子，有两个成年的孩子，还是一家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当这位父亲拒绝相认时，普雷斯不知道是否应该把这件事告诉那两个和当事人同父异母的孩子。还有人想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有权拒绝知道真相。
她说：“这类问题蛮有意思的。人们有不知情权吗？我们该如何为他们做出决定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事人已死亡更容易让他们做出决定。其他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普雷斯称，在他们协助解决的30起案件中，精神疾病和家庭隔阂是很常见的要素。菲茨帕特里克说，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家庭甚至从未向警方报过失踪案。这可能是因为亲人过于疏离，或警方无法提供帮助，也可能是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的能力，很多30几年前发生的案件就是如此。普雷斯称，执法人员可能会受限于技术发展和自身偏见，某些家庭可能认为他们没必要参与其中。虽然网络侦探有时会指责家属没有报案，但她有不同的看法。
她说：“确实有母亲在坐牢的家庭，也有根本不在乎，或似乎不在乎被调查者的家庭。但我们其实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她和其他从事这类工作的人通常会假设当事人亲属想要了解真相。如果当事人自杀或使用了假名，情况就会更加复杂。菲茨帕特里克还记得一个案例：有名女子似乎刻意逃离了原生家庭。她叫洛丽·埃丽卡·拉夫（Lori Erica Ruff），于2010年在得克萨斯州自杀了。后来，人们发现她一直在使用化名。直到2016年，人们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1986年，因为与继父关系恶化，17岁的她离开了费城的家。如果她不想被家人找到，她有让家人知道自身想法的义务吗？菲茨帕特里克陷入了沉思。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DNA和系谱学家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调查记者詹姆斯·雷纳（James Renner）不仅报道过钱德勒的案子，甚至还基于此案写了一部小说。他认为，像拉夫那样希望逃离黑暗的人应该有权利消失。
“我们凭什么揭开别人不想揭开的伤疤呢？”他问道。
当然，他认为强奸犯和杀人犯应该除外，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尼科尔斯可能既是强奸犯又是杀人犯的人。因为罗伯特·尼科尔斯行为怪异且1960年末至70年初在加利福尼亚待过，不少网络侦探乃至执法人员都认为他就是当时活跃于加州的黄道十二宫杀手，埃利奥特也曾怀疑过他。菲尔心里有些没谱。
他说：“他那么温和，真的不像杀人犯。”
他认为父亲是在逃避责任，逃避抚养子女。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彬彬有礼、坦诚相待，同时还会保护其他家庭成员。由于在匿名戒酒会中待了很多年，他还擅长内省，很有耐心。他不愿意谴责或细想无法改变的事。不过他的确想知道他们家因此获得了什么。媒体有了劲爆的新闻，执法部门了结了悬案，Doe Project获得了赞誉，但是他们家得到了什么呢?
他的父亲仍然下落不明。菲尔只知道他的死因。除了那把用来自杀的枪，父亲的公寓里几乎空无一物。埃利奥特想把枪留给菲尔兄弟。但他们拒绝了。在公布父亲真实身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菲尔觉得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环。他是少数愿意公开发言的亲属之一。普雷斯不认为无名者有隐私权，但她觉得当事人家属应该享有隐私。只不过她的工作可能会令这些家属曝光。
雷纳说，如果没有规则约束，基因系谱学领域就像蛮荒的美国西部。
德格鲁特补充道：“DNA数据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在突然之间，业余爱好者可以轻易参与进来并扮演重要角色，这就引发了各种伦理道德问题。”
菲茨帕特里克想借助智囊团来解决某些问题，这个智囊团将汇聚检察官、执法部门、系谱学家、失踪案专家、数据库工程师和当事人家属。（今年年初，GEDMatch开始要求用户必须允许执法部门访问他们的数据。）
菲茨帕特里克说：“我们已经挥别了刻意追求劲爆事件的时代。”
“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
尼科尔斯的案子一开始就很劲爆。雷纳说，如果把它编成好莱坞剧本，罗伯特可能就会成为黄道十二宫杀手。但他也可以像《广告狂人》（Mad Men）中的唐·德雷珀（Don Draper）那样，在经历了战争创伤后，过着双重生活。
“那么罗伯特到底是哪种人呢？”雷纳不禁问道。
警长埃利奥特仍在试图找到答案。而菲尔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真相。他已经72岁了，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他。退伍后，菲尔做过印刷工、开过卡车，干过各种临时工。他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孩子。除了某个住在路易斯维尔的女儿，其他人早已不再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年来，他搬过很多次家。在搬来搬去的过程中，他搞丢了父亲的紫心勋章和二人的合照。
他住在距离路易斯维尔东北部100多英里的辛辛那提，小单人房里的电脑还留有父亲的照片。有些照片被归为“约瑟夫·牛顿·钱德勒时期的父亲”，有些则被归为“罗伯特·尼科尔斯时期的父亲”。房间里有咖啡壶和微波炉，还有一个可以吸烟的平台。他已经在这里住了近20年了。年轻时的他深受酒精和毒瘾的困扰。
父亲留下的8.2万美金派上了用场。其中一些钱花在了私家侦探身上，另外一些给了担任遗嘱执行人的同事。一切都消失了。在自杀之前，罗伯特·尼科尔斯查出了结肠癌，还接受了治疗。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再次回到了中西部，几乎差点就回家了。他的最后一站是克利夫兰，这个城市离长子的住处只有4小时车程，离他在印第安纳州中心街的老家也只有5个多小时车程。
菲尔从来没有对父亲说过自己已经原谅了他的不告而别，也原谅了他自始至终的忽视。他从未去克利夫兰看过存有父亲骨灰的墓地。他不相信他父亲在那里。至少他的灵魂不在那里。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对的。他父亲安息的墙上写着另一个人的名字：约瑟夫·牛顿·钱德勒三世。
作者简介：
Katya Cengel（卡蒂亚·森吉尔）曾为《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刊物撰稿，并著有三部纪实小说。她的最新作品《切尔诺贝利的爱：来自苏联废墟的报道》（From Chernobyl with Love: Reporting from the Ruins of the Soviet Union）获得了独立出版家奖和前言独立奖。
文/Katya Cengel
译/antusen
校对/boomchacha
原文/www.vox.com/the-highlight/21361536/dna-true-crime-robert-ivan-nichols-zodiac-killer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antusen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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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希望被找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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