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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钱锺书、闻一多、沈从文 | 西南联大的那些老师们

2020-09-15 18: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摘选自何兆武《上学记》

1939年秋天，我去昆明报到。一来就觉着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都是物理学的老前辈了。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大家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还老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许宝騄，都是刚回国。许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说：“就是那个瘸子。”

华罗庚

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不能直着走，有一条腿老在那儿画圆圈，抗战后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当时关于华罗庚的各种小道传说很多，听数学系的同学讲，他在班上净骂人，大家都说他对人过分苛刻，“人头儿差”。不过我想，这大概跟他的经历有关。华罗庚先天有两个条件很不利的，第一没有学历，连中学都没毕业，虽然刚从英国剑桥回来，可是也没拿到学位。现在也一样，非正途出身的人要吃亏很多。虽说钱锺书的学历也不高，像梁启超、王国维几位大师都没有学历，不要说博士，什么“士”都没有，但对于有些人来讲，“非正途”的阴影的确很难摆脱。第二，华罗庚有残疾，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而且要远远超过别人。华先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脑子非常灵活，那是别人比不了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竞争的激烈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这是我的心理分析，也不知道对不对。

朱自清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但不教课，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

联大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多少王朝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古代哲学史，结果半年只讲到《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不必照本宣科。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了。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我们那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出来的。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钱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金岳霖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什么都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老骂他，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在理学院边上，每次路过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沈从文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包括钱锺书，他在一篇小说里也骂过沈从文，说：有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可是他的经历丰富极了，好像几十年都干不过来。不知这是哪一篇文里说的，我都忘记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说沈从文。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刘文典大概是西南联大年纪最大的，听说他早年参加清朝末年同盟会，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他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安徽时，照例要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儿，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放出来。

刘先生当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是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弄了个右派。好多年前，云南大学教授、老学长李埏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时候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是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怎么明媚、怎么窈窕，温存又体贴，总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了一首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一个姬人，实际上写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

陈寅恪

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