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论领带的权力悖论：一根男性象征物的位移

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艺术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连载的对当代艺术的省思文章，甚至还没有连载完成。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本文是最初于2015年3月发表于Baffler上的一篇趣味小文，原题为《Dickheads：The paradox of the necktie resolved》。格雷伯从领带的象征力量出发，探讨了服饰背后的权力结构变迁。如果说前现代的权力存在通过展示来体现，那么现代官僚制度下的权力则相反，在隐蔽中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监察和审视，而领带既凸显又隐蔽的特点，正是该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此外，Graeber也借此机会，剖析了领带在父权制结构中的地位。Graeber讽刺地将领带比作男性象征物的位移，并尖锐地指出，哪怕是当今社会，职业女性戴领带的行为，或被认为性挑逗，或被认为具有威胁性，都会成为父权制下被审视的对象。

有些人（比如我）耗费大量的精力，就想过上一种永远不必打领带的生活。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领带竟然会有这样的象征性力量？正式西装的其他部分——白衬衫、定制的西裤、马甲或西装外套——并未激起同样的愤怒。不知为什么，把领带系在脖子上，感觉就像是一锤定音了。

保暖。但同时，它又让人不舒服，以至于戴上它感觉就像是一种屈服的姿态，不情不愿地宣誓自己忠诚于西装所代表的一切。

不过进一步想想，这里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悖论。是的，一条领带代表了一套西装，但在很多方面却恰恰相反。毕竟，西装的其他部分几乎完全没有装饰性的元素。西装往往是深色、稳重、乏味的，而领带则被认为是例外。领带是允许你添加一点色彩、作出一点自我表达的地方。那为什么最不像西装其他部分的东西，竟会让人觉得它代表了西装这个整体呢？

预备，瞄准，穿上！

男性的正装并不总是乏味的。例如，在伊丽莎白时代，男人——尤其是有钱有势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倾向于用闪亮的首饰、鲜艳的配色来打扮自己，甚至（比如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戴假发、涂脂抹粉。 

这一切都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一些服饰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男性化大弃绝”（Great Masculine Renunciation）的时代。突然间，人们期待男装比女装少一些装饰性，一般来说更有商务气质。最终，一些很像现代商务装的东西开始出现：整齐划一，深色（越严肃的场合，颜色越深），鲜有或没有花纹——正是这种衣着的沉闷性，体现了其用途的严肃性。 

现代商务装大约出现在工业革命时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这些人嘲笑贵族的纨绔子弟是寄生虫，而认为他们自己是行动者，因为他们有能力引导和改变世界。他们是生产者，而贵族只是消费者。在这套新的资产阶级秩序中，消费应当是女性的领域。女性继续抹粉、涂口红、戴项链和耳环（尽管往往没那么奢华了），即使她们的丈夫抛弃了这些打扮。

这种转型解释了我们今天关于正装的一些奇怪的用语。举个明显的例子，西装外套仍会被叫作“运动夹克”，尽管你不会想穿着它去参加比赛。事实上，商务装并非源于贵族正装，而是源于狩猎服——这就是为什么猎狐者之类的人还会穿很像商务装的狩猎服。这两种制服都可以算是活动服，被某个想以行动来定义自己的群体所使用。

其实，我怀疑商务装根本是从盔甲衍生出来的。毕竟，西装包裹着你的身体，尽可能地遮盖住它；这种衣服所提供的与世界接触的最小开口——在你的脖子和袖口处——被领带和袖扣紧紧绑住。这样一来，身体的轮廓就被遮住了。

这与女性的正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性正装即使遮住了身体，也在不断暗示着身体的展露，尤其是展露最被性感化（sexualized）的部位。裙子即使完全遮住下半身，也往往会形成一个顶点在两腿之间的开口圆锥体，而且有时会露出乳沟，除非是在最拘谨的年代。

男装那种呆板的统一性，好像就是为了抹杀个性，正如它的设计是为了让身体本身不可见；而女性的正装则让穿着者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一个被观看的客体。确实，上流社会的时尚风俗，保证了任何穿这种服装的女性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督自己，确认不会过于暴露，而且——更广义地说——时刻想着自己看起来怎么样。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回忆一下你们高中毕业舞会的性战场（sexual battleground）上那种两极分化的时尚吧。男孩全都穿得一模一样。实际上他们就像穿着同一套制服。但如果两个女孩最后穿了同一条裙子，那么，哦，真丢脸。

虚弱的凝视

在我看来，这种对个性的抹杀，似乎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18世纪（商务装出现的时期）标志着欧洲和美国的权力行使方式的深层转型。 

福柯认为，在封建秩序中，权力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看到。它在国王和贵族的身体里被供奉起来，在画像、庆典、宫廷仪式上被不断展示。平民百姓是没有脸孔的观众。现代官僚制国家则倒转了这一切：突然间，权贵们成了没有脸孔的、非人格化的抽象物，因为正是他们对其他人进行检查、审视和监督。

福柯谈论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权力行使模式，在任何社会中都始终存在。将军有时大摇大摆地炫耀他的勋章，有时又在阅兵，而士兵则要目不转睛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地方。的确，对权力最有力的再现，就是始终拒绝去再现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传统中的上帝或神灵不能用图像来表现，也是为什么表现某种东西真正强大的方式是去隐藏它，使它变得不可见、不可说、不可知，完全没有特征，完全抽象。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经说过，未知的东西，正因未知，所以无限。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因此，你不得不预设它也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建议用一个简单的公式——通过展示来表现权力，就是对被统治者说：“看吧，看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我因自己的身份被如此对待。现在，你们也必须这样对待我。”国王们穿金戴银，以此表示你也必须给他们穿金戴银。反之，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展示，就是在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公式是正确的，那么或许可以说，男性正装（无论是工厂主还是公职人员穿的）存在着一般化（generic）的特点。这些制服把有权势的男人定义为积极、高效、威严的，同时也把他们定义为权力的字符——无身体的抽象物。女性的正装有夸张的荷叶边和花哨的装饰，还有亮片什么的，将穿着者定义为你所观看的东西、一个被动的客体，但同时又使她成为身体性的、具体的、甚至独一无二的。

“具体”（specific）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文的specere，意为“看”。这与“奇观”（spectacle）、“检查”（inspection）和“标本”（specimen）拥有同一个词根。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分析欧洲油画的名作《观看之道》里注意到，在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背景下，男人的社会存在总是取决于他被假定能够做什么（他所体现的“能力的承诺”），而女人的社会存在则取决于她的外表，这被认为表明了她如何对待自己——因此也表明了别人可以对她做什么。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总结得更精辟：在那些油画所代表的世界里，“男人做事，女人存在”（Man Does; Woman Is）。（不过格雷夫斯说这话是不是为了批评，可就不清楚了！） 

打开“前门”的符号学

所以，这些和领带有什么关系呢？好吧，乍一看，这个悖论只是被加深了。如果西装传递的信息是，它的穿着者是一个由行动力来定义的、基本不可见的、抽象的、一般化的生物，那么装饰性的领带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让我们考察一下正装中允许出现的其他几种装饰，看看是否浮现出一种更大的时尚规律。女性特有的装饰（耳环、口红、眼影等）倾向于突出“接受性的器官”（receptive organs）。能被接受的男性首饰——戒指、袖扣、名牌手表——则倾向于突出手部。这当然是自洽的：人通过手来作用于世界。还有领带夹，但这不成问题。领带和袖扣似乎发挥着相似的功能，都增加了一点装饰来收紧肉体露出的部位，即脖子和手腕。它们还有助于将暴露的部位与身体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而后者仍然被抹去，其轮廓基本是不可见的。

我想，这个观察为我们解开悖论指点了方向。毕竟，穿着西装的男性身体确实包含了第三种可能会很扎眼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绝对不会被暴露出来。事实上，这种东西不以任何方式被指明，尽管人们确实需要时不时地把它掏出来尿尿。

西装必须被裁剪得方便撒尿，这也必须以无人察觉的方式进行。（看不见的）裤门襟是资产阶级的创新，与早先经常凸显生殖器部位的贵族风格（如欧式遮阴袋）很不一样。这是男性身体中完全被抹去轮廓的一个部位。如果说隐藏某物就是在宣示它的权力，那么隐藏男性生殖器便是在宣示男性气质本身的权力。

领带所在的位置，恰恰是女性正装中最容易被性感化的位置（乳沟）。不仅如此，领带在形状上也类似于阳具，而且直指其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领带其实是此物的象征性位移（symbolic displacement），只不过是凭心意从几乎无穷无尽的领带中挑选出来、从头部而非胯部垂下来的一根理智化的阳具（an intellectualized penis）？ 

嘿，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比如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打领结的男人是书呆子。确实，领结可以被看作一对睾丸。但即便如此，领结也很小，而且指的方向完全错了。黑手党人戴着过于肥大、过于艳丽的领带；世故的浪荡子戴的是细领带；牛仔戴的是领绳，效果就像是同时打了领结和普通领带——这在正常情况下太露骨了，但牛仔是神话式的硬汉，这样做也没关系。（詹姆斯·邦德打领结也没关系，但反正他差不多就是一根巨大的象征物）。

各式版本的詹姆斯·邦德，图源MGM

职业女性对自己脖子上戴什么有无穷的困扰。戴领带被认为是性挑逗，有威胁性。这是传统男装里唯一不允许女性采用的部分，很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曾试图开发荷叶边领结作为替代，但不太成功。今天的权宜之计是干脆在外套下面露出来的部位不穿戴任何东西，就让这种空白的意义不言而喻。

接下来就交给你来想吧，但请让我最后以一个关于性别的观察来收尾。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知道父权制最常见的特征之一——从非洲到瑞典再到新几内亚，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多到令人惊讶——就是认为女性以自然方式生产（她们生孩子），男性以文化方式生产（他们创造社会）。这种想法如果被直白地表述出来，就是显而易见的谎言——无论你去到哪里，几乎都能发现女性也在从事着生产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因此，父权制的家长们（patriarchs）不得不拐弯抹角地传递这一信号。而我怀疑，传统的正装就是这样一种表述。

想想看，如果我们都不穿衣服，那么就会是男性的生殖器引人注目，而女性的生殖器则基本保持隐蔽。也许正装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反转这种可能性，声称：“是的，在自然界，是女性拥有神秘而隐蔽的创造力，可是一旦我们穿戴整齐、步入文明，则恰恰相反。”

（本文为思想市场与“结绳志”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