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水大鱼大浪急，面临成本与独到性的前后堵截

“水大鱼大”，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中国经济的一个生动总结，指市场大就有机会出大企业。

周其仁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现场发表演讲

9月10日，周其仁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的现场演讲中在“水大鱼大”四个字之后加上了“浪急”两个字。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企业目前面临两个压力的“前后堵截”，前者是产品独到性不足，后者是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周其仁说，江苏双良集团董事局主席缪双大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

“马背上去还可以下来，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去几乎是没有机会再上去的。”周其仁说，“听来非常契合今天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掉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的因素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周其仁解释称，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目前成本在全球已经不是最优、最低，但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具有“独到性“的产品还非常之少。这两种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前后堵截”。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产品所具备的独到性中国还远远不够。

“发达国家，不管有多大问题，手里有很多产品独到，只有它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到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周其仁说，“大家记得2008年美国惹起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会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

周其仁说，“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你看特斯拉照样卖得好得很，为什么？独到。这是无论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整体上独到性远远不够。”

“独到性不够”的同时，中国还面临后发国家在成本优势上的追赶。

“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越南、印度现在都比我们便宜。为什么比我们便宜？它们后开放。我们早年开放，把国内的穷，把我们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的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周其仁说，“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国家，你可以开放它也可以开放，你可以改革它也可以改革，越后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

周其仁总结称，从结构上来看，中国经济前有发达国家的“独到性”压着、后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追赶，这是目前整个局面的特点。

面对困境如何突围？周其仁表示，一方面要继续控制成本，让中国的成本竞争力延续；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向独到性方向努力，“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最要卡住脖子的往往是那些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

周其仁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成本曲线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有两个对付方向，一是开拓新的成本曲线，形成长期向下的成本趋势；二是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曲线往上走。

“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由于过去常年人工很便宜，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就并不充分有效。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潜力。降费、降税、营商服务改善，其实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的流程再造、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空间。”周其仁说。

成本往上走的方法为什么在市场能立足？因为企业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了。周其仁说，“有独到性就不要求你成本最低。天下好公司请专家，人工价是最高的，但还有很大的盈利，还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周其仁表示，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你非杀不可，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

“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投资，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周其仁说。

“独到性”这条路如何走？简单总结，是从“看到了不会造”到“看了会造但造不好”到“中国价格”到“品质提升”最后到“想到了造”。

周其仁解释称，毕竟中国是后发经济，开始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但不会造；第二个阶段开始捉摸、研发，填补国内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第三个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这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中非常重要的一招；第四个阶段，从数量转向品质，让中国制造的产品，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的市场，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最近在很多产业已经有这个迹象。

周其仁称，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阶段，以往都是看到一个产品再造，但是这些产品哪来的？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是“想到”了再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是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在科学程序中来“想”，做实验、提出假说，将自然界的因果联系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结合成产品，把产品再做成市场、做成产业。

周其仁在现场举了是三个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的中国公司例子：

第一，佛山华特气体，主要生产用光刻机刻录芯片时所用到的特种气体。公司目前打入了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麦（ASML）的供应链名单，“这个进攻方向我觉得是中国民营企业志在必得的，虽然不是完全的独到性，但在全球看，有相对独到性。虽然光刻机我们还没有，但在光刻机特种气体上中国企业开始有一点发言权了，有一点制高点的控制力了。我觉得这是下一个阶段非常值得可为的方向。”周其仁说。

第二，深圳柔宇科技，主要生产柔性屏。“产品的技术原理是创办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毕业后他组织公司把原理变成可用的技术，再变成产品，现在在深圳已经投了100多亿元的规模。追兵很快就起来，全世界好几个折叠屏公司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不知道，但它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先有论文、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专利。” 周其仁说。

第三，华为公司。“华为公司在5G领域有独到性，其5G标准源于多年前土耳其教授Erdal Arikan的一篇数学论文，华为用十年时间把土耳其教授的数学论文的构想变成技术和标准。”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华为的故事给我们很大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当然包括中国科学家），全世界每天各个学科发表多少论文？这些学术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

“其实美国公司很多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集合到美国，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种问题上你不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是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去的。”周其仁说。

周其仁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光是水大，现在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鱼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引领未来5年、10年、20年呢？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不但要做大做强、成本做优，未来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上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