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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为什么要写《师说》?其实语文老师没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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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鉴今当然没问题,不过显然《师说》说的是成年人的事情,毕竟韩愈自己都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又说“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毕业多年再看《师说》,又能读出许多不一样的东西。
韩愈捍卫儒学“C位”
《师说》这篇文章在韩愈那个时代出现,实际上恰恰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师道的衰颓,而师道的衰颓其实跟唐朝儒家的衰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儒家是特别重师道的。《礼记·学记》篇中说道,“师,无当于五服”,即在五伦的关系里,“师”没有一个具体的位置,但是“五服弗得不亲”,即如果没有师道,五伦之间的关系就混乱,所以师道是基础。
儒家向来重视教化,而整个李唐王朝的思想主流却主要在佛教与道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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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国化过程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佛教的这数百年的中国化过程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巅峰。我们最熟悉的《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僧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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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即位后,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在全国各地修筑寺庙、佛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更是被日本人民大加称颂,足以见得佛教在唐朝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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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李唐王室还格外推崇道教,将自己的先世追溯至老子。因为道教的盛行,服食金丹在当时蔚然成风。整个李唐皇室里面,因为服丹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多达六个。而当时不仅是皇帝服金丹,很多达官贵族也服食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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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根底,主要是道教和佛教的。在政俗两面,都可以看到宗教迷狂的深刻影响。士大夫精神世界不归于佛则归于老,而这个时候真正有儒家正统观念和价值信念的人越来越少。
同样这样的环境下,尊师重道当然也就得不到过多的关注与提倡,而到了中唐时期,韩愈举起复兴儒学的大旗,自然也就十分提倡尊师重道的精神。
他眼中的“道”和“道统”
韩愈不仅只对教育有自己的独到认识,教育观念只是其在追求儒学的道路上的一方面见解。他的许多作为都为儒学复兴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为宋代理学大儒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作了铺路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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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为更好地传达思想重建了更清晰凝练的文风。韩愈一改六朝隋唐艳靡的文风。虽说《滕王阁序》一般的文章句式极其工整、词藻极尽华丽。但是这般文风对于思想的表达却非常限制。
华丽的文风下表达的思想是浅薄的,也是“废话连篇”的。而韩愈倡导文风简练,绝不无病呻吟,非常讲究叙事速度。往前追溯来看,《论语》、《孟子》的叙事也都非常简洁高效,韩愈提倡的朴实文风当然也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学复兴的尝试,也为思想的高效表达提供了非常有效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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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韩愈的哲学思想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借鉴。韩愈的著名篇章《原道》上来就对“仁、义、道、德”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这几句话对仁、义、道、德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定义。用现在的话说,韩愈认为,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
这可以看成是韩愈思想的重要贡献。这四句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重新发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韩愈在此将“仁”与“义”的关系确定了下来,“义”的概念是从属于“仁”的,“义”是具体实现“仁”的分寸和界限。在韩愈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宋代大儒倡导的“仁包四德”观念的某种雏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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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韩愈对“德”的思考,关注到内外的关系,体现了儒家“自足”的观念,自足的观念凸显出了儒家的精神——“无责于人,必求诸己”。
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是在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哲时期就已开始思考的问题,同时也为二程、朱子的理学哲学观点及理论提供了借鉴。可以说,韩愈对儒学复兴的提倡是儒学形成我国历史上主流思想过程的重要一环。
此外,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讲法,道统观念也是韩愈的一个发明。由于历史过程非常漫长,儒家在历史中的传承谱系变得晦而不明,因为确实也没有一个从头到尾完整的儒家传承谱系。
如果没有儒家传承谱系,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儒者之道的合法性根源在哪里?所以,必须发明“道统说”,从而为自己的儒家传承谱系确立一个有合法性、正当性的理由。
所以韩愈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孟轲去世以后,这个道就丢失了,到韩愈这又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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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学生并不绝对
《师说》中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师与道相辅相成,教师既要具有崇高的理想又要具备良好的道德。韩愈秉持并发扬了儒学思想中教学相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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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只有学习之后,才能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教授以后,方能发现自己学问的局限。知道不足才能反省自己并加倍努力学习;发现局限然后才能促进自己加强学习。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进步;教能激励学,学也能促进教,这就叫“教学相长”。
韩愈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师说》指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之间,道是师的灵魂,也是运载道的工具,师是道的传播者和业的解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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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是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术业务各有专长。
弟子如果有专长,也可以为师,老师也可以向有专长的弟子学习,老师与学生互相学习,教学相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为此,韩愈强调“人无常师”、“不耻相师”的道理,要求人们向德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相互为师,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拜他为师。这里,既有“能者为师”的意思,又有“教学相长”的含义。
事实上,韩愈提倡的“教学相长”思想也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师生平等思想,与西方哲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有利于师生之间相互促进的教学热情,也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体现了我国尊师爱生的传统美德,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德性和学问哪个更重要?
可以发现,韩愈所代表的儒学体系内,尊师重道的色彩非常浓厚。而“尊德性”与“道问学”也一直是儒家学者关于道德教化的两个命题,也是个人得到完善的两条途径。
“尊德性”强调发扬人的先天善性,进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道问学”则侧重于通过向外求知,来达到人的德性涵养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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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大多都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以问学求知为手段,以德性圆满为目的,两者互补互进,相辅相成。
在中国教育史上,尊师不仅溢于言,而且见于行。五代时的李相以一字之教拜小吏为师,体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神;北宋学者石介事师尽礼,表达了对师的尊敬;北宋学者杨时程门立雪,表现了求师的虔诚;清代学者段玉裁师承戴震,终生念师恩,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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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历史,帝王世代更替,除少数杰出者外,大多湮没无闻;而孔子则被世人称作“至圣先师”,成为“万世师表”;孔孟弟子薪火相传,辈有人杰,历久不衰,这正是尊师传统的历史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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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今天,我们也一直把教师品德高尚和学业精进看作是教书育人的必要条件。自古以来,教师这一岗位就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期待。因此“教师”这一称号也就显得更为崇高和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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