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寻找两性性别差异的根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281页，58.00元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近期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阐述两性性别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1990年日文版问世，距中文版的推出已经有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间，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国女性地位也有了很大不同。那么，今天，《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部著作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一、作为学者和战士的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性别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子。她1977年获得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东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数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千鹤子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女性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者，她的人生伴随了战后日本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历程。她的研究涉及性别理论、民族主义、家庭、养老与死亡等，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一个人的老后》《厌女》《女人的快乐》《看护社会学》等著作。

作为妇女运动家、两性平等理想的践行者，上野千鹤子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她对女性被压迫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亮出了绝不宽容与毫不妥协的态度。正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被“承诺”给予“自由”“平等”，但最终却“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针对日本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上野多次上街参与了抗议游行。她关注“慰安妇”问题，推动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与性暴力的研究。2011年，上野卸任东京大学教授，成为东大名誉教授。退休后的上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依旧是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在2019年4月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发表的开学祝词针对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和复读生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她抨击当今日本依然是一个表面平等的社会，女性长期受到差别对待。她警告新入学的大学生，现实残酷，“即使努力也不会得到公平的回报的社会正在等着你们”。她于2009年创办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不仅仅成为普及性别平等理论、开展性别问题调研、为女性权益呼吁和呐喊的阵地，同时，也是日本女性团体分享经验、开展活动、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对于中国读者，上野千鹤子的名字也不陌生，《一个人的老后》《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厌女》以及她与鹤见俊辅、小熊英二合著的《战争留下了什么》都有中文版。2004年3月，上野与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就中日两国女性问题及女性研究等话题进行对话，从各自成长经历来反思自己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比较中日两国的女性问题。该对话以《“主义”与性别》为题在当年的《读书》杂志刊登后产生了较大反响。她关注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的“妇女回家”现象，对于一些中国女性希望成为专职主妇的趋势而“百感交集”。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的祝词在新媒体流传甚广，在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心中产生了共鸣。2019年她应邀到南京大学短期访问，除了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之外，足迹遍布东北、西安、北京，在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她还尝试开设中文博客，与中国年轻人“亲密接触”。

二、何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两大部分，共计十三章，条分缕析地为读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站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阐述男权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上野对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种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阐述妇女被压迫根源的时候各自有其盲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支配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但马克思主义没能没能触及“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激进女权主义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认为性支配（父权制）是基本矛盾，女性一直处于男性为主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性主义极为关注的领域，女性解放的途径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上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才能解释女性被压迫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激进女权主义那里继承了“父权制”的概念，认为父权制也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用西方女权主义性别的方法批判父权制。上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者扬弃了旧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和与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她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既不是以女权主义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惜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女权主义的视角重读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这一统治将女性从经济必要生产资源排除出去。因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随着另一方，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将家庭纳入大资本主义体制内，父权制资本主义指的是市场也存在父权制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来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导致了女性被压制的地位，不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女性很难获得自由。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三、以“爱”为名的“无酬家务劳动”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对生产、再生产的概念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产业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即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再生产。再生产是指对人的生育、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女性因为性别关系，在家庭之中所从事家务劳动、生育、养育、养老护理等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也是或不可缺的，而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

上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受到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她提出“无酬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女性从小被灌输长大后的职责就是做“贤内助”这一规范，从事打扫、做饭、育儿、护理老人等再生产劳动，且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被冠以“爱”的名义，美其名曰“为家庭奉献”“为家庭牺牲”。上野犀利地指出：“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一针见血地让“家庭”的神话崩塌了。那么，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会怎样呢？上野再一次指出，在生产劳动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职场的男女同工不同酬，也是对女性劳动的榨取。女性是“生产者”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而是被归进父权制的领域里女性承担着双重的负担。“对女性而言，无论是进入市场‘外部’还是‘内部’都不意味着解放。”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无法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成为市场的奴隶。一语道出了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

四、专职主妇与M形就业曲线

战后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使日本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女性获得了参政权，宪法也保障了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得以普及，“男性成为企业战士、女性在家相夫教子”这一性别分工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和经济腾飞，也固化了日本人的性别分工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这一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被赋予了某种“现代”的意味，“工薪族的丈夫在外工作，专职主妇的妻子在家承担家务、养育儿女”似乎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理想模式，住在郊区“团地”的公寓，养育一两个子女，有私家车，家用电器齐全，余暇可以全家出去旅行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令未婚女性向往。上野写道：“日本实现了‘全民工薪族化’，对女性意味着实现了‘工薪族妻子’这一全职主妇的梦想。”但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画卷实质是用一种生活模式取代了女性多样化的选择和多种可能的人生。女性接受教育、就业，所有努力似乎是为了通往成为一个标准的“工薪族妻子”的目标。同时，日本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对专职主妇家庭模型之上的，制度设计是鼓励女性婚后回归家庭，社会文化和企业氛围也都是不利于女性持续职业的。专职主妇从事生育、养育等再生产劳动依然不被视为市场劳动的一部分，上野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父权制。

经济高速发展不仅造就了日本庞大的专职主妇阶层，同时，也将日本女性的M形就业曲线固定了下来。也就是说，女性在毕业后短时间就业，然后以结婚、育儿为契机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待最小一个孩子上学后，再出来工作。育儿期的女性是就业曲线的最低谷。M形就业模式的出现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结合的产物。

完成育儿任务后的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是作为边缘劳动力而回归的。她们很难再回到原先岗位，而不得不从事低工资、高流动率的非熟练劳动，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非全日制劳动方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的全新的劳动方式。”“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为正式的雇佣者，甚至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M形就业模式强化了妇女在发展过程中的边缘化地位。她们从事的工作缺少技术含量、时间灵活，因此薪酬也较低，只能是补贴家用，负担孩子教育费中不足的部分。上野认为这一“中断——再就业”后出现了“家庭主妇——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也正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双重剥削。

五、现实的话题、艰难的选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野开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的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日本早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并朝着更加国际化的道路迈进。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日本政府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女性解放运动和国内女性主义学者、妇女运动家的压力。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5年国会批准。之后颁布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要求企业无差别雇用女性，实现男女就业的均等。由此，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得以不断上升。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日本进入了令和新时代。日本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新的性别角色分工带给女性的压力并未减弱，女性既是雇用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扮演者“双重角色”。统计显示，目前，日本双职工家庭已经远超专职主妇家庭数量，2019年双职工家庭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万户，专职主妇家庭为六百零六万户。正如上野在书中写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表现在女性身上，职业与家庭似乎仍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说在二者兼顾的过程中，女性往往身心疲惫、倍感压力。上野认为，由于日本女性无法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因为日本是全民中产的社会，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艰辛的”。

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打零工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工家庭之间也产生了经济差距。“中断——再就业”也给女性的人生带来风险，从中产阶层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离婚，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远远高出一般家庭。

“中断——再就业”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生产而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1990年上野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尚未引起关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少子化现象已经变得异常严峻。这可以看做是日本女性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面夹击之下的一种反抗。面对愈加严峻的“少子化”现象以及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女性的重要。2015年，安倍政府出台了“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及“社会保障”的新“三支箭”，力争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在育儿支援方面，希望能达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实现任何人都能实现结婚与生育愿望的社会。为了让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安倍出台了“女性经济学”，2014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日本政府既希望女性在再生产领域多生孩子，又希望女性在生产领域发挥劳动力价值，这看起来充满矛盾也很难实现。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一百二十一名，达到历史新低，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这再次表明，日本距离两性平等目标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三十年过去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未随之得到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下，女性要在育儿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显得异常艰难。这说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构成的双重挤压尚未完结，两性平等制度的构建仍在路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所探讨的话题并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