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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愿来生还做教师”:她用一辈子诠释“老师”两个字
原创 洪梅芬 档案春秋
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教师”?怎样的事情才能被称作“教育”?有一位老师曾这样解释:“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9月10日,在这个专属于老师们的节日,让我们走近一位优秀教师,倾听她的心声,重温她的故事,看她如何用一生去诠释“老师”两个字。
有这样一位教师——“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是她的人生格言;“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是她的教学风格;“爱满天下”是她一生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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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交谈:一生只做教师的人
元旦过后一个寒冷的雨天,在于漪家温暖的客厅,倾听她讲教育,深被她的情怀感动与感染。
于漪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中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没有中国心,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她还说:“师生之爱,超出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源于血缘;师生之爱,是为仁爱。如陶行知先生所言:爱满天下。”
翻开她赠予的那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专著《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扉页上写着她的格言: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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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病痛:意外奠定半生基调
穿着白衬衣、蓝裤子、黑布鞋,手里拿着两本书和教案……于漪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情景。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文化班。那天,当她看到台下的学生都是比自己年纪大的干部、战士、劳动能手时,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没等到她回过神来,一声“老师好”,课堂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感受这些“大学生”对自己这位“小老师”如此尊敬,于漪被感动了,紧张也消除了。
然而,还没等于漪站稳讲台,她就被疾病击倒了,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病。偏偏祸不单行,胃溃疡尚未痊愈,她又患上了肝炎,与疾病展开了拉锯战。大病初愈后,她无法上课,被学校安排去图书馆,每天工作半天。于漪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三年,每天与书为伴,得以博览群书。后来,她称这三年是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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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下半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向普通中学转轨。于漪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希望自己能学有所用,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1958年,于漪如愿以偿,被调到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
当时,学校正缺历史教师,得益于在图书馆三年读了不少历史书,她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二年级六个班级的历史课教学任务。不久,学校又安排她教高二语文。接到通知,于漪一下子懵了,“我不是学中文专业的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校领导态度坚决。于漪服从安排,改教语文,并暗下决心,不辱使命。
一个问题: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儿?
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徐老师从教多年,功底厚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平时话不多,神情严肃,大家都有点怕他。自己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教语文于漪心里很没有底,希望能够听一堂徐老师的课,并拜他为师。但是,冬去春来,于漪始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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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于漪意外的是,她刚教课,徐老师就来听课了。对于课本与教案,于漪早已烂熟于心。但是此时的她,紧张得直冒汗。这节课主要是分析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里的人物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将军”和士兵“小李”。课堂安静有序,学生认真阅读和听讲,一节课下来,于漪自认为还是比较流畅有序的。
但徐老师对这堂课的评价,却让于漪心情沉重。徐老师在肯定了板书和逻辑条理、教学语言方面的优点后,话锋一转,严肃地指出:“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人物形象分析是这样贴标签的吗?”
“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儿?”徐老师的这一金石之问,成为于漪教学生涯中不懈追求的动力。她写下誓言:“我要寻觅,即使路曼曼其修远兮,我也不仅要找到大门,而且还要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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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忆中寻找,向心目中的老师请教。记得那位曾经教过自己语文的黄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述,把十三四岁的孩子带入了鲁迅笔下少年闰土在月下瓜田的场景中。讲着讲着,黄老师的语调深沉起来,说到中年闰土,他哽咽了,然后又调整一下站立的姿势,剖析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为何判若两人。当时的于漪被老师深深感动,与文中的人物同悲同喜。老师的那种眼神、手势、语调,如今想起来是那样的亲切与生动。
到传统语文教育论述中寻觅。张志公的专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等对语文教学的众多论述,于漪都认真学习,逐一推敲。
于漪还从学习语文学科基础知识入手,既进行文学积累,以中西方文学史为经线,对各民族的文学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以各个时代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为纬线,涉猎各式风格、体裁和文体;又进行语言积累,她抱着词典识字音、悟词意,从语音、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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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尺子:丈量出与优秀教师的距离
于漪为自己备了两把“尺子”,一把是量别人的长处。每次开教研会,她都会拿着本子记。她认为,每个人思考问题会有很精彩的地方。她说,“教师要学会借脑子,要博采众长,把别人所有的长处、思考问题的结晶都学过来。”
另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于漪每一次课后都要写教后心得,每堂课都要进行反思。于漪说:“记下自己的不足,不用长篇大论,一二三四五写它几点,这样长期下来教师就掌握了教与学的规律。”
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听报告。报告结束,走出礼堂路上,于漪与学生交流报告的内容。一位学生说:“老师,这个报告好什么呀?他讲了150个‘这个’,其他我什么都没听到。”说着,他把练习簿打开给于漪看,上面画满了用来计数的“正”字。于漪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作报告的语言尚且如此要紧,那么教学语言呢?自己有没有常讲的口头禅,影响到学生的听课效果呢?”她暗暗反省自己,决心花大力气改进自己的教学语言。
于漪认为,作为教师,先得把课上好,让学生喜欢,因此,她给自己定的教学目标就是“一清如水”,把课讲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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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备鲁迅先生的小说《药》这一课,小说第一段开头这样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来,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青白的光。”
读到“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句时,于漪被卡住了。“着”字有四个读音,在这儿该怎么读呢?读轻声zhe,句子压不住;读第二声zháo,后面应该有个“了”,读起来更顺畅。于漪翻阅了好些资料,始终抓不到准确的读音。于漪继续查找,最后在鲁迅作品英译本中找到“all was asleep”,而不是“sleep”,于漪这才吃准读第二声zhá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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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备课小到为了弄清一个字的读音,大到为了讲清楚一篇文章的主旨,她往往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查找阅读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生平事迹,甚至还要读上几篇、几十篇文章来佐证,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一次改革: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一晃几年过去了,于漪对于语文教学的门径似乎找到了些道道,但有个问题越来越让她不安:课堂上看似学习气氛很浓,但学生成绩进步并不明显,尤其是作文成绩不平衡,有的学生很少长进。有位课堂上从不发言的男同学轻轻地告诉于漪:“老师,我喜欢上语文课,您讲得很好,可惜我不会!”说完歉意地低下了头。
“教课,学生没学会,我这个教师‘合’什么‘格’?自认为讲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学生不会呢?”于漪的心被搅动了。
她在教学心得里这样写道:“其实在教学中,学习者是第一要素,没有学习者就没有教学。”于是,她调整自己的教学目标:“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胸中有书”就是对教材要做到烂熟于心;“目中有人”就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理解他们的接受能力、追求向往。她开始了对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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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于漪为自己探索总结了“望、问、听、阅”四字教学方法。“望”,是在课内课外与学生接触中察言观色;“问”,是作口头和书面的询问;“听”,是聆听学生的朗读、背诵、说话、讲演;“阅”,是批阅学生各种语文作业及其他书写材料。以此记录学生日常表现的变化。
她找到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这种“线型往复”教学结构的弊端,即:永远有一部分学生是旁观者、旁听者。于漪清醒地立下决心:“一清如水”非改不可,改革首先“从教的立场”改为“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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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教育要革命”的春风吹拂,上海育才中学教育改革的经验给了于漪极大启发。她上语文课,逐渐尝试建立一种网络式、辐射型教学模式。就是将教师的教作用于全班所有的学生,而所有的学生学习信息可以即时反馈给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把教师与每一个学生都组织在这样一个网络中,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漪的改革尝试被市教育局教研室杨质彬知道了。那是一次高中语文教师讨论教学改革的座谈会上,于漪发言引起了杨质彬的关注,会议结束时,她对于漪说:“以后我会常来听你的课,事前我不通知,你就像平时一样教就行。”
没过多久,杨质彬果然出现在于漪的课堂里。杨质彬不仅每周来几次听课,还来到教师办公室一本本地翻阅学生作文。随之,市教育局又有更多的同志去听于漪的课,其中包括市教育局一位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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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浓郁的教学改革气氛中,年轻的于漪被推上了公开课讲台。于漪第一次在全市上公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著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课上下来,学生反映良好。校领导要求于漪接着上公开课,自己的班教完了,继续借班上课。
后来,于漪的公开课越来越受关注与欢迎,走向全市10个区10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于漪上的公开课逾2000节。1978年,于漪被评为我国第一批特级教师。
一场反思:孩子们为什么要学语文?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升学考试指挥棒对语文教育的“指挥”力度越来越大,影响所及,甚至到小学低年级。面对应试教育的种种“标准化”试题,语文教育愈益“工具化”,失去了它应有的鲜活水分与生机。于漪忧心地指出,操纵这个指挥棒的是只无形的手,那就是语文教育的观念。她开始深入地思考语言与语文的文化内涵。
追根溯源,中国语文的设科早在光绪年间。当时设科的宗旨为实用,教学的方法就是训练。一百多年来,主导语文教学的一直就是工具的训练。但是于漪认为,语文教学是母语教学。母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汉语言文字包含着民族精神、民族情结、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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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988年发表的《素质·能力·智力》一文中写道:“语文教学根据学科的特点,须引导学生在素质、能力、智力等方面扎下深根。现代人应该是文明人,有良好的习惯,有奋发的精神,有追求真知的旺盛求知欲,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与毅力。这些素质均可通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进行培养……语文教学之所以能在学生素质、能力和智力方面发挥重要的培育作用,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此文,于漪明确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的基本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于漪又从“思想性”进一步深化为“人文性”。她认为,中小学语文课选的文章,不乏宇宙人生、世态人情、人生感悟,高尚的人格、思想的结晶、优美的情操,但是为什么语文课没有感动学生?“魂没有了啊!”魂是什么?于漪说:语言文学不仅仅是思想,还有道德、情操、审美,包括语言的音韵美到内涵美。
于漪教学生诵读古诗词,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解释层面,更着意表现诗词的思维方式,追求给学生以思想情怀之启迪。
于漪认为,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必然是作者情动于衷,言溢于表的产物。既然是佳作,总离不开思想深邃,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富于表现力等。语文教学就是要牢牢把握思想的精华,启发学生深思,带领学生走出课文,走出课堂,走向充满人文气息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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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8日,于漪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得“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代表”称号。2019年9月29日,她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也是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获奖者。
一生挑战:她就是“教师”
1985年,于漪被任命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她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角色的转换,而是接手一个“百废待兴”的乱摊子,教学秩序极不正常。“师范学校,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基础教育的教师,这种状况不改善,何谈提高教学质量?”想到师范学校的责任,于漪心急如焚。治理乱校,她首先抓住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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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于漪常说,师范生的合格与否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一大批孩子的成长。因此,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合格的“格”不是依据教师的主观意愿,感情好恶。育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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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财富,于漪着力抓青年教师培养。她在繁忙的行政管理事务中挤出大部分时间去听青年教师的课,听后分析讨论,帮助他们专业发展。
学校有一位从外区调来的语文老师,专攻书法。然而,学校不缺乏教毛笔字、书法好的教师。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培养书法家,而是需要培养写一手规范、美观板书的小学教师。于漪和这位教师商量,开辟一条硬笔书法的新途径,研究书写规律,在短短的几年内,让师范生通过一定的训练,写一手规范的粉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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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的教师生涯,于漪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带教了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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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当时还在江西工作的程红兵给于漪写了封求教信。“于老师是中国中学语言教学名家”,写的时候程红兵有几分忐忑。没想到,没多久就收到了于老师的回信,这让他激动不已,至今都记得于老师对自己的殷切勉励。
1995年,程红兵从江西调上海工作,于漪知道后,托人捎信给他,“请到我家来坐坐”。激动兴奋之余,程红兵又担心起来,平生不善言谈,见到名人生怕遇无话之尴尬。令程红兵没想到的是,于漪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在讨论语文教学的相关问题时,于漪耐心细致娓娓道来,还不时地问:“你看呢?你怎么想?”
程红兵成为于漪的关门弟子后,于漪遇到重要的教研活动都会带上程红兵,提供学习与锻炼的机会。1996年,35岁的程红兵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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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教育的成长需要做强教师的团队。为此,她甘当青年教师的垫脚石。
1983年元旦刚过,于漪带教的李熹要为全区初一语文教师分析课文《听潮》。突然患病住院的于漪知道后,特意让儿子为李熹送去一张纸条和一份《听潮》材料。她告诉李熹,选入教材的《听潮》已对原文作了删改,主题也与原文不同,希望按教材内容对教师进行辅导。几十年过去了,李熹一直珍藏着于漪的这张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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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92岁高龄的于漪始终没有停止对教育的探索,竭尽全力地关注中国教育的变化和发展。她说:“如果下辈子还叫我选择职业,我仍然选择这永远光辉灿烂、青枝绿叶的教育事业。”
杂志编辑:李红
新媒体编辑:一茶、陆闻天
排版:一茶
原标题:《“只愿来生还做教师”:她用一辈子诠释“老师”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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