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了疫情，但他终究还是松开了妻子的手 | 眼光

纪录片导演范俭在今年3月前往武汉，用一个月的时间拍摄以“疫中社区人”为主题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片中主人公之一是双双身患重症的黄冲、杜进夫妇。丈夫黄冲患有肾癌，已到晚期，妻子杜进则是尿毒症患者，靠透析维系健康。当武汉举全城之力抗击疫情，黄冲和杜进这样的非新冠重症人群成了“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但两个人的真情和坚持，还是让人看到个体在厄运前，所能付出的最大程度。

9月9日晚间，黄冲离开了人世。本文是导演范俭在拍摄后写下的一篇手记，他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下黄冲、杜进夫妇在镜头之外的动人情感，以及自己从事纪录片拍摄之初衷。

今天早晨收到《被遗忘的春天》主人公杜进发来的消息，她丈夫黄冲昨晚去世了。原文如下：

“范导你好，我是杜进，黄冲已于昨天晚上18：26分在六医院去世，生前他因病痛受了巨大的痛苦，希望在天堂再也没有病痛的折磨，在（再）次代表黄冲向你给我们的无私帮助表示感谢，感恩！”

黄冲去世后，杜进发来的消息

《被遗忘的春天》展示了患有尿毒症的杜进和患有肾癌的黄冲在新冠疫情期间被耽误的病情，片中尤其动人的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紧密温暖。我当初选择拍摄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以及和我相仿的年纪，让我感同身受。

我在选择拍摄对象时，绝大多数时候会选择我欣赏的人，或和我在某些气质上相通的人。拍摄本身是一种相互吸引的过程，这是一种好的方法，能让我对拍摄对象投入情感，很快找到沟通相处的方式，也会让对方认同或“喜欢”我——这是拍好人物的重要前提。当然，也会有局限，就是我会排斥不喜欢或不认同的拍摄对象，即便对方从故事或思想上很值得拍摄。拍人物类纪录片的过程是很长时间的相处，如果让我和不喜欢不认同的人长时间相处，还要费劲“交朋友”，这种刻意于我来说大可不必。

杜进陪黄冲前往医院

我在武汉拍摄以疫中社区为主题的《被遗忘的春天》，最终选定的主人公都是我喜欢的人物，比如家人得了新冠肺炎的蔡大姐一家，夫妻双方都有重症在身的杜进、黄冲夫妇，还有在楼顶种菜养鸽子的刘叔一家，他们身上都有我喜欢的某些面向，他们对灾难、对人生遭遇的态度也是我欣赏的。我在社区里也认识了很多不同人格类型的人物，比如一位抱怨那些得了新冠的邻居，抱怨社区基层干部工作不到位、给别人家发了免费鱼但没给自己，抱怨小区物业没做好消杀工作的阿姨。我也拍了一些素材，但实在不愿拍太多，因为我不喜欢抱怨型人格。 

杜进、黄冲夫妇和我是同龄人，妻子杜进1976年出生，比我大一岁，丈夫黄冲比我小一岁。我通过社区副书记陈琦了解到有这么一对陷入重症困境的夫妇，丈夫得了肾癌，妻子得了尿毒症，因为疫情耽误了癌症的治疗，癌细胞转移，亟待住院医治。没见面之前，我以为这应该是年纪挺大的一对夫妇，见到后发现和我年纪相仿，一下子有了代入感——人生刚过了一半就面对如此遭际，这让我想起两个大学同学，因为癌症，早早告别了我们。如果杜进、黄冲只是普通的重症患者，面对普通的治疗困境，也许我不会把他们当成主人公，让我决定重点拍摄他们的缘由，一是年龄上的感同身受，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之间的情感。

杜进、黄冲夫妇在医院走廊

杜进瘦瘦小小，肤色略黑；丈夫黄冲是高个，皮肤比较白。杜进说黄冲没干过体力活儿，生病前就是帮人开开车，他的手明显比她的白皙。杜进笑着跟我说她力气大，因为以前在工厂里做过工人，用车床车零件。她的体力在照顾病人过程中派上了用场。

黄冲得肾癌已经有三年，她的母亲肾也不好，一年多前去世了，照顾黄冲的重担完全落在杜进身上。随着癌细胞的转移，黄冲身体的疼痛逐渐从加法发展到乘法，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服用吗啡片镇痛。杜进的陪伴也能帮助黄冲缓解疼痛，四十出头的黄冲在妻子面前像个孩子，希望妻子一直在视线里，疼痛时他会抓着她的手不放。一旦在房间里见不到她的身影，黄冲会很焦虑，一直喊杜进的名字。问题是，杜进没法一直陪在丈夫左右，她也是病人。她是尿毒症患者，隔两三天就要去医院透析，一次透析要花去至少半天，每次透析前她都要百般安抚丈夫。

杜进在医院透析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1月份，黄冲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往背部转移，杜进准备让黄冲住院治疗，这样她也能安心去做透析。但疫情一下子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癌症病人住不进医院了，很多已经住院的癌症患者也被要求回家治疗，腾出病房给新冠患者。整个武汉的医疗体系都在忙于应对新冠肺炎，其他重症患者都被暂时搁置一旁。 

杜进说：“我恨死这个新冠病毒了。国家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疫情，如果疫情不早点结束，那我们就是那些代价中的代价。”

3月中旬，我们见到夫妻俩，正是杜进最焦虑的一段时间，眼见着丈夫背部的肿块越来越大，却仍然无法住进医院。吗啡片的镇痛效果时间越来越短，杜进找医生开了更为强力的止痛药，能让黄冲晚上好好睡一觉。从外人的角度看，黄冲已非常虚弱，即使能住进医院，也未必乐观。杜进则抱着极大的期待，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救治丈夫。这是一种巨大的爱意，也是某种母性使然——杜进看着黄冲的眼神像一个孩子，那样温柔。人性当中有一种叫“感痛者”，就是能强烈感受到他人的疼痛，引起从心理到生理的强烈反应。杜进就是这样的，黄冲疼痛呻吟时，杜进的眼神是焦灼、含着泪水，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内心的疼痛。为了不让丈夫看到，她常常走到窗户旁边冲着窗外拭泪，这个时节，窗外的桃花正灿烂盛开。她背对着我们和黄冲，肩膀轻微抖动。 

杜进背对着黄冲流泪 

黄冲是杜进的第二任丈夫，她的第一段婚姻不太幸福，和前夫有一个儿子，儿子和亲生父亲关系一般，倒和黄冲相处得很好。杜进的儿子和杜进的母亲住在武昌，杜进夫妇二人住在汉口。没生病前，黄冲曾给杜进带来很多欢乐，黄冲会为家庭做很多周到的安排，出门吃饭、旅游，他都会安排得妥妥当当，杜进完全不用操心。“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家里的钥匙放在哪里，问他就行了。”杜进说起有掩饰不住的幸福感，她很珍视这段婚姻。如今的情形完全相反，所有的事情杜进都得一人担当，她本来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女人，但现在不得不变得强大。 

大概一周后，经过各方努力，黄冲终于住进了医院。得到这个消息的那天下午，杜进轻手轻脚走到睡着的黄冲身边，轻轻学了声布谷鸟的叫声把黄冲唤醒，温柔地告诉他：可以住院了。

拍摄完成之后，我曾给杜进一个冷静的提醒：现在可能是黄冲最后一段人生时光了，你们想一下如何度过这最后一程。杜进当时没有回复我，后来知道她当时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她期待奇迹，相信奇迹。那时候她的微信朋友圈有这样的话： 

“就这样想一直牵着你的手，永远不松开，也请你不要放弃，我们最后再一起努把力，期待老天的眷顾，奇迹的出现。”配合这段文字的是一张图片，杜进的手握着黄冲的手，杜进的手有些黑，黄冲的手很白，看上去有点失去血色。

杜进的朋友圈

尽管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但今早收到这个消息还是感到心头一惊，这么快！死亡总是比想象的来得快。

黄冲对着镜头哽咽地说出“我想活”

回想了一下，过去五年里，我拍摄过的人物里有四位都在拍摄后去世，包括2016年余秀华的母亲的去世和2018年初冉冉的爷爷的去世，还有2016年拍摄尘肺病患者期间一位患者在第一次拍摄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如果再往前回顾，还有两三位去世。

我只是感觉近年来我拍摄的人的死亡变得频繁了，或者说死亡的密度增加了。如果算上我父亲在2017年年底的去世，和一位大学同学去年的离开，我在四十岁后面对的死亡真的不少。 

这是岁月的必然。我渐入中年，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生命进程在“靠近”死亡。如果把生命看成一条直线的话，虽然从年纪上看貌似刚越过中线，但中线之后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从另外的角度说，生命的沉重天然就吸引我的注意，我会主动去拍摄这样的主题，投射很多情绪和思考在其中。臧妮前些天跟我说，纵观你的作品，大多很沉重。有时她投入太多情绪在这样的作品里，会喘不过气来。她说，你能不能穿插拍一些轻盈的作品，我说我试试吧，但对沉重生命的冷峻思考是我的生命的底色，创作的底色，很难轻易转变。

医院的空病床

我又忽然想到我的创作起点，是拍一个注定要死亡的人。1999年，我刚大学毕业，在山东电视台拍了一个死刑犯从生到死的过程。这个死刑犯因抢劫被判死刑，之后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来赎罪。我们在他行刑前一晚和他聊了很久，在那之前我们拍了他的家人，第二天我们拍了他去往刑场的过程，然后去医院拍摄了他的肾脏被移植到一个患者身上的整个过程。

在我的早期职业生涯，那是最重要的一次拍摄经历。那时我才22岁，如此近距离地审视生命的消逝和生命的延续，如此深入地思索善与恶之间的若干人性。那几天我几乎整夜失眠，大脑异常兴奋，直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那个死刑犯轻声说话的语气和略为羞涩的表情。后来片子得了个纪录片奖，我才知道我拍的是纪录片。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准备走上拍纪录片这条不归路了。

范俭

2020年9月10日

文 / 范俭

编辑 / 刘成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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