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诞辰百年｜细读《海上花》①：从长三书寓到香港大宅

【编者按】

202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而9月也是她逝世25周年。关于祖师奶奶的人生，她在自己的作品里写了很多回；她的很多小说，也被翻拍了很多遍。在这个9月，我们要细读的，则是她晚年的一部特殊作品——《海上花》。《海上花》是张爱玲根据清末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而来，分为《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两部。《海上花列传》为什么被称作“奇书”？这部描写清末上海妓院生活的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张爱玲的关注，并翻译成英语、国语？

大家好，欢迎收听“细读张爱玲”这个系列。之前听过《第一炉香》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是久违了。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阳历9月30日，所以今年2020年9月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2020年又被戏称为“爱玲年”。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聊一聊张爱玲晚年的一部特殊的作品——国语本《海上花》，然后借由《海上花》再来反观张爱玲的创作世界。

《海上花》原作名叫《海上花列传》，原本是1894年出版的一本吴语小说，作者是松江人韩子云。当时有一类描写妓院生活的小说特别流行，《海上花列传》大概也受这阵风潮的影响，名字一目了然。“海上花”顾名思义，“花”是对妓女的代称，“海上”既是指上海，在书中也有特殊的意思，寓意这些烟花女子身世沉浮，或一时富贵、或堕落沉沦，随波逐流，不由自主。所以《海上花列传》其实就是为上海滩这一众烟花女子所画的一幅群像。

虽然是描写妓院，但它和那种迎合大众猎奇的“嫖界指南”完全不一样。《海上花列传》在许多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作是一本奇书。说它的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虽然描写妓院，但写得完全不艳情，相反内容十分日常，几乎就是一群男人在不同的妓女家摆酒划拳吃茶唠嗑的那些事。大家所想的妓女间争风吃醋、男女间的情情爱爱、妓院里的坑蒙拐骗，它也涉及一些，但是比重很小，或者说是所描绘的众生相的一角。而且越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作者越是处理得平淡，往往需要读者反复品味，才能品出背后原来是说了这么一件惊悚的事情。所以鲁迅称之为“平淡而近自然”。写妓院而不艳情，这是一奇。

侯孝贤导演《海上花》剧照

第二，小说的结构相当精巧，不是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一个章节讲一个完整事情，而是采用了大量“穿插”与“藏闪”的笔法。作者应该事先就有一个全局的概念，然后很从容地把几个小故事拆开再组合起来，东插一段，西插一段，一个故事这一章露个头，而它的结果可能要放到几章之后一个很不经意的地方。全书描写的妓女、嫖客、帮佣人数众多，线索极其繁杂，但是作者运筹帷幄，调配得当，前后呼应，井井有条，这是二奇。

第三，也就是最奇的地方。《海上花列传》的对白语言非常特别，全部是苏州方言写成。为什么这么写呢？我们平时说话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其实是两套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当我们看用书面语写作的小说，尤其是人物的语言，其实和实际的语言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许鞍华就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面，男女主角的对白，非常难演，因为说出来不太日常，什么“我要你懂得我”、“你就是医我的药”，说起来就有一种浓浓的舞台腔。那反过来，完全用口语来写书中的对白，似乎就可以做到与现实无缝衔接。比如说书中写一个男仆在下等妓院和人吵架，骂人说“面孔”。这句话看起来没头没尾，好像一点没有杀伤力，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两个人唇枪舌战的时候，一方骂另一方不要面孔，这里骂得急了，吞掉不要，直接一声呸，面孔，就有一种非常短促有力的声势。这就是直接描写口语得来的传神效果。 

内容平淡、结构复杂、对话用方言，这三个文学优点放到市场上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成为阅读门槛极高的大缺点。所以尽管鲁迅、胡适、刘半农对《海上花列传》都有过极高的评价，但也没有拦住这本书被人遗忘的命运。

说了《海上花列传》，下面我们来说张爱玲与《海上花》。

张爱玲与《海上花》结缘很早，在她的《忆胡适之》里曾经就写道，她的父亲因为看了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推荐，特地去买了这套书来。所以张爱玲十三四时就开始读《海上花列传》，对这本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回忆说，张爱玲小时候读《海上花列传》，书中的对白有些地方看不懂，就硬缠着他的私塾老师用苏州口语朗读给她听。

不过直到张爱玲到美国后，她与《海上花》才算有了直接的联系。1955年，张爱玲曾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这里的“一直”我们虽然不知具体起于何时，但至少她在到美国之初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1967年，张爱玲找到了一个基金会的支持，开始翻译吴语的《海上花列传》，将小说翻译成英文，但是这件事情一拖十几年，英译本的《海上花列传》一直都没有出版。再到后来呢，又说是张爱玲在搬家时不知怎么把译稿给弄丢了。但好在英译《海上花》的同时，张爱玲又起意将这部吴语小说译成国语，并且加了大量的注释，所以1981年国语本《海上花》就问世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国语本《海上花》一般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叫《海上花开》，下册叫《海上花落》，张爱玲不仅对书的吴语对白进行了翻译，做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注释，还对书的内容进行了改写和补缀的工作，删除了四回阅读性较差的章节。

《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青马文化，2019年8月版

今天我们讲《海上花》，更是要从《海上花》来谈张爱玲的创作。虽然总体来说，《海上花》对张爱玲早期作品的影响不如对她晚期的影响那么大，但是对于描写时代新旧夹缝中的那些尴尬的人，对于描写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战争，相信她在写许多作品时，心里也自有一本《海上花》，其中《第一炉香》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我们就要从《海上花》的英文译名Sing Song Girl开始谈起。

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妓业不但空前繁荣，而且制度上也分化出复杂的等级和分类，其中第一等的称为“长三”，次等的称为“么二”，其下还有在花烟间、台基，以及街头揽客的野鸡等等。

其中第一等的妓院被称为“长三书寓”，一等妓女一律称为“先生”。这里之所以叫书寓、先生，并不是老师、学生的Cosplay，也不是用书来附庸风雅、掩人耳目。这里的书根本不是四书五经的书，而是指“说书”。所谓“书寓”，就是说书的寓所；先生，也并不是指老师，而是指说书先生。

为什么会把妓女叫做“说书先生”呢？这里有个历史原因，说书业原本盛行于苏州，到了19世纪下半叶，说书人，尤其是女说书人开始风行沪上，但她们的工作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卖艺兼代卖笑，实际上已沦为娼妓。但她们也很懂得错位竞争，“书寓”、“先生”是她们用来自抬身价的方法，大致意思是自己通文墨，有才艺，有从业执照，工种上仍属于艺人，偶有皮肉生意，也是和客人基于感情，不能与普通妓女相提并论。

再回来看Sing Song Girl，从字面意思看，好像是唱歌女孩、歌女的意思，但其实不然。张爱玲在国语本的注释中说得很明白：吴语中“先生”读如“西桑”，上海的英美人听了误以为“singsong”，因为她们在酒席上例必歌唱，singsonggirl因此得名，并非“歌女”译名。“歌女”是1920年代末叶至1930年代的新名词，还在有舞女之后。

我们了解了“先生”、“书寓”都和说书有关，那么长三书寓中的“长三”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叫“长三书寓”？

“长三”原是骨牌术语，大家可以看配图，骨牌中的长三是三个一组，两组，共六个圆点。

因为“先生们”有两项主营业务，第一是陪客喝茶聊天，叫做“打茶围”，第二是外出参与酒局陪酒（叫做“出局”），这两项业务都是三块钱。两个三块钱，就像是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以很形象地叫她们“长三”。

作为第一等的高级妓女，“长三书寓”的先生们自然是花国翘楚。首先业务能力是要很强的，大约是样貌漂亮、有拿得出手的才艺，还要有情商，懂交际。此外，“书寓”的设施、装修也很重要，作为上流阶级出没的交际场所，装修或奢华或雅致或时髦，既代表了“先生”的品位，也要给客户一流的用户体验。

长三书寓下一等叫做“幺二”，幺二的服务费和设施规格都略次于长三。喝茶聊天（打茶围）是一块，出局陪酒是两块。

不管是长三还是么二，都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叫做“倌人”。倌人是正式挂牌营业做生意的，还有老鸨买来做储备力量的养女，叫做“讨人”。老鸨买进有姿色有潜力的女孩子做讨人，梳头包脚，才艺培训，另外所有的衣裳、首饰、头面都要配置停当，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清末上海四马路一雏妓出台的情景，按照当时的惯例，由龟奴肩负着

张爱玲在《第一炉香》中写道，葛薇龙为了学费来找阔太太姑妈帮忙，姑妈原本对做善事没兴趣，但看到葛薇龙人长得漂亮，又会弹钢琴、打网球，所以脑筋一转收留葛薇龙住到家里。葛薇龙住进姑妈家第一天，就发现自己的衣柜里有形形色色的美丽衣服，她先是欢天喜地的试了许多衣服，之后醒悟过来，对自己说：“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所以，葛薇龙一点都不傻，“长三堂子”和“讨人”，这两个词已经把姑妈对她的预期说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作者也用这句话点醒了读者，提醒我们再去审视之前的内容，比如姑妈对葛薇龙会哪些才艺项目的询问，以及对于姑妈房间的描绘，一个殖民地版的长三书寓就呼之欲出了。

许鞍华导演《第一炉香》剧照

《海上花列传》里写过一位妓界前辈叫做屠明珠，虽然人老珠黄，牙齿也掉了，头发也秃了，但仍然是上海滩的一号人物，为什么呢？作者对屠明珠的书寓好一番描述：一个是房间豪奢，上下五间大房间，吃饭的地方装饰着各种玻璃用品，晶光璀璨，像水晶宫一样。吃西餐喝红酒的也是装备样样齐全，上的点心也都是外国榛子、进口水果、糖果西点，这是在清末的上海租界。

我们再来看姑妈梁太太的书房，“小小的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几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那种古色古香的绫子，薇龙这一代人，除了做被面，却是少见。”屠明珠虽然人老珠黄，但是靠主打西洋风情，仍能将书寓经营成上流人士乐于捧场的社交场所；美人迟暮的梁太太则以古老的东方风情作为卖点，所以无论是东风还是西风，环境装修归根结底都是生意经。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小说开始，借葛薇龙的目光打量，“姑母这里的娘姨大姐们，似乎都是俏皮人物，糖醋排骨之流”。初读《第一炉香》，读者常会对于睇睇、睨儿的身份颇为不解，其实娘姨大姐，这个词，早就有了交代。娘姨大姐原是晚清对女佣的称呼，已婚的女佣称为娘姨，未婚女佣称为大姐，娘姨大姐也是长三堂子里的必要排场，一个书寓中仅有两三名高级妓女，但会配置几倍的娘姨大姐。同时，妓院中娘姨大姐的身份也不只是帮佣这么单纯，有时候娘姨大姐干脆私下里充当低级妓女，满足那些不愿意花大钱去讨好高级妓女的嫖客。另外，比起高级妓女，娘姨大姐们的行动要自由许多，所以有可能避开鸨母的监视，外出与嫖客私会，赚取外快。这些背景都让娘姨大姐的称呼带上了特殊的色彩。书中写梁太太请乔诚爵士请不到，查出来是大姐睇睇陪他出去过几次，写的正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还记得葛薇龙从姑母家走出来，她觉得梁家的白房子像是《聊斋志异》描绘的前朝鬼宅，又说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这句话也有了非常明晰的指向，这里并非仅仅是房屋装饰、人物服饰上的复古，也不仅仅是指以东方色彩来博取眼球的行为，更是特指梁太太对晚清长三书寓的制度和氛围的模拟。长三书寓在上海经由清末鼎盛，而到了民国，上海的长三文化已日趋衰弱，继而被舞厅舞女所取代，但这种风潮却在194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中神奇地借尸还魂。所以无怪乎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头就说：“一种晕眩的不真实的感觉……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下一讲，我们会从《海上花》开始，聊聊“长三堂子里花销”，了解一下吃花酒究竟要花多少钱，以及张爱玲作品中一类典型人物，那些狂嫖烂赌、挪用公款的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