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与实相：藏传佛教于世界佛教视野中的多重认同（二）

印藏佛学和藏传佛教的自主创新

印藏佛学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是国际佛教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一个学科，享有十分崇高的学术声誉。在西方现代佛教研究学术体系中，长期以来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的研究合二而一，藏学、藏传佛教研究被当作印度学、印度佛教研究的附庸和辅助学科。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算告一段落，借助西藏和藏传佛教风靡全球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藏学研究终于此时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赢得了学术上的独立和自由，但印藏佛学研究的传统至今依然保持强劲势头。

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有其充足的理由和明显的学术优势，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佛教研究是世界佛教研究的基础。可是，印度佛教早已于十三世纪就完成了从生至死有机发展的一部完整历史，待人们于其后五六百年才开始要学术地研究和重构佛教及其历史的时候，印度佛教在其本土早已不见了踪迹，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供西方东方学家们去上下求索、钩玄索隐，以重现佛教及其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藏传佛教恰好可以弥补因佛教于印度的消亡而留下的种种不足和遗憾，它可以提供印度佛教所不再能够提供的一切。人们习惯于认为藏传佛教不但来源于印度，而且还是印度佛教最忠实和最出色的继承人。藏传佛教中包罗了印度佛教的所有传统，印度佛教中曾经有的，藏传佛教中现在还全都有，印度佛教中早已经失传了的，藏传佛教也把它们全部保存了下来，还让它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藏传佛教不但是一个活着的传统，可以让人直接借用来观照已经消失了的印度佛教的全貌，而且藏传佛教还拥有一个取之不竭的佛教文献资料宝库，它们十分全面和忠实地保留了印度佛教经典的真实面貌。所以，一位接受过全面的语文学、历史学训练和具备良好的佛学素养的佛教学者，完全有能力借助藏传佛教，特别是它所能提供的用之不尽的珍贵藏文佛教文献资料，复原和重构十三世纪以前的印度大乘佛教传统。 

David Snellgrove所著《印藏佛教：印度佛教和他们的西藏继承者们》（2003年再版）

百余年来，印藏佛学研究于国际佛教学界一枝独秀，根深叶茂。印藏佛教学者们用佛教语文学的方法对梵、藏文佛教文献进行精心的整理、解读和细致的比较研究，努力复原印度佛教的原貌，弄清印度、西藏佛教历史发展的源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至今印藏佛学研究依然还大有潜力可挖，在这个领域内藏学家们尤其可以大有作为。从印藏佛教研究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佛教语文学方法，是当下世界佛学研究最可靠和最有前景的学术道路，它对其他佛教研究的分支学科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但是，印藏佛学研究长期的强势发展或亦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即不仅藏传佛教研究是为印度佛教研究服务的一个附属学科，而且藏传佛教本身也不过就是印度佛教的附庸和延续。藏传佛教似乎与汉传佛教走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佛教化道路，后者虽然也源自印度，但它在传播、接受和交流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彻底地改造和征服了佛教，最终形成了一个与印度佛教明显不同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汉文化特色的佛教传统，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与汉文化有紧密联系的周边民族、国家百姓的宗教信仰。与汉传佛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自印度传入西藏之后，似乎就一直处在一种停滞和稳定的状态之中，西藏佛教固守着印度的传统，它没有被西藏化，它的身上没有鲜明的西藏烙印。这显然不是事实！藏传佛教不但与汉传佛教并列为大乘佛教或者北传佛教的两大分支之一，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蒙古、西夏、畏兀儿、满族等民族的宗教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印藏佛教一体化的形象并不只是过去的西方东方学家们一手打造和建构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西藏人自己早已走在了前面，而且走得比他们更远。西藏具有悠久和出色的历史书写传统，西藏佛教史家们非常擅于创造和建构历史。至迟自十二世纪开始，他们就已经能够独到地建构起整个佛教世界的历史，特别是佛教于印度和西藏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并逐渐确立起西藏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地位。为此，他们曾努力尝试将西藏的历史直接与印度联系在一起，把西藏人理想化为观音菩萨的化身猕猴的后代，而吐蕃王族则是印度释迦家族的直系后裔等。不仅如此，西藏佛教史家们还习惯于为于西藏传播的每一种特殊的教法和修习的每一种瑜伽仪轨建构起自佛陀释迦牟尼，或者大持金刚佛直至当代某位西藏上师的一个完整而不间断的宗承谱系，以表明它们无可置疑的合法和权威地位。 所以，当1970年代西方后现代青年学者立志要投身于藏传佛教研究时，他们都自信满满地感觉自己正肩负着要把释迦牟尼亲传的教法从流亡喇嘛们的口中抢救下来，并传承下去的迫切和伟大的使命。 

显而易见，特别强调印度和西藏佛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来就是西藏佛教史家们树立和捍卫藏传佛教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的一种善巧方便。特别是，当藏传佛教后弘期新译密咒派（gSang sngags gsar ma pa，后又细分为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等）面对旧译密咒派（gSang sngags rnying ma pa，即指后来的宁玛派）和西藏土著的本教（Bon po）势力的竞争和挑战时，他们曾十分张扬地建构和宣传新译密咒明确的印度渊源，因此而与宁玛派和本教的本土性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教法斗诤的惯用策略和锐利武器。但是，对印、藏佛教密切关联的这种特别强调并不同时表明藏传佛教只是保存了原生态印度佛教的一个次生的西藏版本，既不是说西藏人于佛教在西藏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完全缺乏自主性和创造力，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属于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内容融合和改造了印度佛教。恰恰相反，以新译密咒为主体的西藏佛教后弘期教法传统的建立，同时也是具有鲜明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传统建立的标志，它发生在印度佛教衰亡时期，却代表了西藏文化的重生。 

代表作：Ronald M. Davidson著《西藏的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乘佛教》（2005）

与以新译密咒占主导地位的藏传密乘佛教传统确立同时，佛教在印度日趋衰亡，络绎不绝地从西藏来圣地求法的高僧们对密咒（gsang sngags）教法的难以满足的追寻和需求，或曾给衰落中的印度佛教一度带来回光返照，但终究不能拯救它彻底覆亡的命运。于是，为数众多的西天僧不得不离乡背井，跟随他们的西藏弟子们来到雪域高原，从此把传教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了西番（西藏），直接参与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前卫的西藏高僧们乘势兴起了一场制造“西番中国”（Bod yul dbus）的佛教思想运动，开始改写佛教世界的历史，即要把世界佛教的中心从印度，即他们心中的“圣地中国”(’Phags yul dbus), 转移到他们自己脚下的“西番中国”。 强调自己所传教法的直接的印度渊源，并以其非印度渊源为由而将宁玛派、本教和汉传禅宗教法等斥为异端的做法，明显都是为了配合“西番中国”的建构而兴起的一波激烈的舆论宣传。 以新译密咒为主体的藏传佛教传统的建立是“西番中国”得以成立的基础，待佛教于作为“圣域中国”的印度已经成为历史时，新译密咒于“西番中国”的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走的自然是一条佛教西藏化的道路。

尽管印藏佛学研究百余年来持续地强势发展，但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对“印藏佛教”(Indo-Tibetan Buddhism)这样的说法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近年来有更多人质疑于西藏高原上出现的佛教形式与他们在印度半岛上的历史先驱者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能不能作为一门与印度佛教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的学科存在？  即使在专门从事印藏佛教研究的专家们中间，也有不少人对印藏佛学的学术建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印藏佛学界那些更偏重于研究印度佛教的学者们，曾首先开始挑战西藏佛教作为印度佛教的储藏库，和西藏喇嘛们作为最早、最前卫的印度学家和印度佛学代言人所具有的历史特权和绝对权威地位，认为印度佛教研究不应该过分倚重藏传佛教研究，对印度佛教义理的理解更不应该太相信和依赖藏传佛教史家和注释家们的意见，它们并不见得一定就是颠扑不破的正理、正见。 而他们中那些偏重于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们，则更乐于强调藏传佛教独立于印度佛教的创造性发展，致力于研究西藏佛教学者们自己的著作和他们对印度佛学思想、制度的继承和变革，寻找佛教于西藏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地方特性。

国际佛教研究协会前主席David Seyfort Ruegg（1931- ）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印藏佛学大家，对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都有十分精深的研究，著作等身。他特别反对那种将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关系两极化的看法，即认为印、藏佛教之间的关系若不是处于“停滞的稳定”（stagnant stasis）状态，那就一定处于“动态的改变”（dynamic change）状态。通过对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或连续或断裂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研究，Ruegg指出印、藏佛教之间更应该是处在一种“动态的稳定和导致变革／复兴／创造的内在的、体系性的不均衡”(homoeostasis [dynamic stability] and internal, systemic disequilibrium leading to restoration/renewal/innovation)状态之中。所以，尽管西藏的智识活动与印度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但它们有属于西藏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例如，常被人称为宗教改革家的宗喀巴（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大师，他的改革并不是人们习常以为的以严格的佛教戒律来整治、改革已经腐败了的西藏寺院和僧伽制度，也不是说要用显教的戒律来整治密教的修行，而是指他对西藏所传的那些来自印度的教法、仪轨等做了一系列的创造性的阐发和改革，使它们更适合西藏本地的宗教文化土壤，这是对印度佛教实行的西藏化的改革。Ruegg认为印度佛教对于西藏佛教的影响可以分成印度的(Indian)和印度式的，或者说是泛印度的(Indic, Meta-Indian)两种，前者是有历史依据可以证明它们是直接从印度传到西藏的，而后者则是指那些西藏人在印度的模式和样板上自主创新出来的成果。 

北京雍和宫的宗喀巴像

与印度佛教相比较，藏传佛教不管是在佛教思想、修行仪轨，还是在僧院制度、教会等级、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拥有很多西藏本土化了的和自主创新的成分。如前所述，本教最初或是西藏本地的民间信仰，佛本之争曾是前弘期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个中心内容，其间佛本已互有影响和吸收。进入后弘期之后，本教开始了逐渐佛教化的过程，如果说改变后的本教可以被认为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话，那么，于此过程中本教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  传为莲花生大师所传，却被认为充斥很多西藏本土信仰成分的旧译密咒，即宁玛派所传的教法和仪轨，不论是其根本续典《秘密藏续》（gSang ba’i snying po），还是其难以计数的“伏藏”（gter ma），都曾因其印度渊源不够明确而受到了新译密咒派的诘难和排斥。然而，它们在后弘期同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宁玛派因其鲜明的西藏地方特色而广受欢迎，它们在藏传佛教自中心向外围的扩张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近世西藏蓬勃开展的“宗教圆融运动”（ris med）中，宁玛派起了明显的主导作用。藏传佛教在当代西方世界的传播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诸多宁玛派上师卓越的宗教造诣和魅力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于近代西藏，越来越多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宗教修习内容，甚至像格萨尔王、关公崇拜等明显与印度佛教无关，而纯粹属于西藏地方性知识的宗教内容，也被圆融进入了藏传佛教这个庞大的教法和修行体系之中。 

传说于吐蕃历史上出现的激烈的“佛本之争”，今天看来很多或是出于后世史家的想象和建构，本教与佛教之间并非只有对立和斗争，它们很早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从对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本教葬仪仪轨文书和佛教“生死书”类文本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本教与佛教之间有过很深的涵化。佛教的观音信仰等观念对本教葬仪仪轨的变通性的改变，曾使得“作为知识传统的藏传佛教得以容纳和保存大量属于西藏土著宗教的元素和特质。而其结果, 便是 11世纪以后形成的新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各大部派之间, 在比较宗教学上不再构成实质性的重大差异。”  换言之，前弘期佛本之间的涵化，已经为本教于后弘期向佛教转变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本教因素也自然地掺入了佛教传统，例如宁玛派所传的《中阴闻解脱》(Bar do thos sgrol)，便至少在形式上明显受到了本教葬仪仪轨的影响，采用了上师与亡人直接对话、相互呼应的形式，故被人视为佛教西藏化（本教化）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阴”教法传自印度，是印度大成道者那洛巴（Nāropa）上师所传“六法”之一，曾于后弘期早期的西藏，以及西藏以外广大的西域和中原地区有过很广泛的传播。但中阴（中有）本来是佛教行者在上师指导下自行修习的一种瑜伽修法，而它最终成为西藏，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死亡书”（度亡仪轨），无疑是西藏佛教徒的改变。宁玛派这部著名伏藏“中阴闻解脱”当是宁玛派上师根据本教葬仪仪轨的传统形式，将那若巴上师所传的这个瑜伽修法（中有法），改变成了由上师引领亡人于中阴阶段闻法解脱的一部可以实际操作的葬仪仪轨。  

世界级畅销书、索甲活佛所著《西藏死亡书》

今天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难见到西藏喇嘛、仁波切（Rin po che，大宝贝）的身影，所以，当人们谈论藏传佛教时，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或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活佛转世”（sprul sku）制度，和以“活佛”为领袖的“政教合一”（lugs gnyis、chos srid zung ’brel）体制。它们是藏传佛教的二大创新，或也是它对于世界宗教文明作出的二项最特殊的贡献。不可否认，“活佛转世”的理念于印度佛教中有据可循，它的思想依据当即是佛陀的“三身”说和菩萨化身世间的观念，而“政教合一”这一概念或是从印度佛教中的“转轮王”理想和佛／菩萨救世等观念中发展而来的。  然而，这二种政教制度的形成，显然都与西藏历史上特殊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发展状态相关，它们是一代代藏传佛教思想家、政治家们精心设计、宣传和实践的结果，凸显出藏传佛教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同样，于藏传佛教史上，西藏史家常把宗教人物、教派与世俗的政治、军事集团的结盟描述为一种特殊的“施供关系”（mchod yon/yon mchod）的建立，这是近几十年来常常引起当代西藏史家热烈讨论的一个主题。无疑，将一种世俗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巧妙地设计和解释为一种宗教性质的合理行为，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创造。 

总之，印藏佛学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科，至今依然是佛教研究中最有活力、最有成就的专门学术领域，藏传佛教依然可以为印度佛教研究提供无尽的可能和帮助，但它绝不仅仅是印度佛教的附庸和延续。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下，顺应西藏本土的宗教和社会形势，通过与本土的和外来的其他宗教传统持续不断的交流和涵化，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佛教传统。

本文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原题为《世界佛教视野中藏传佛教的多重认同》，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刊发时删去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