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费奇曼：全球夜经济需要一份“复工指南”

制图：冯婧

De School一度是阿姆斯特丹的夜生活地标，这间夜店坐落在一所技校的废弃校舍中，《DJ杂志》（DJ Mag）曾将其列入全球百佳夜店之一。2016年，为了将阿姆斯特丹打造为夜生活中心，市长颁发了首批24小时营业许可，De School就在其中。自此，它举办了多样化的现场音乐、演出和艺术展览。

但它没能撑过新冠疫情。当地时间7月28日，其创始人宣布，迫于经济状况，他们将永久结业。

近些年，许多城市都在推动夜经济发展，40多个城市设立了“夜市长”（Night Mayor），试图协调夜经济与政府、社区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城市规划研究者Andreina Seijas认为，这是全球夜经济的“第三轮”浪潮。

1990年代，夜店、酒吧被视为创意产业的一部分，许多城市希望它们能再造后工业时代衰落的城市中心。但随着快速扩张的娱乐生活，夜经济催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噪音滋扰，犯罪率提升，这引发社区的抗议和政府的压制。但堵不如疏，Seijas称，最新的一轮夜经济热中，许多城市治理者希望正面回应这些负面效应。

“但疫情之下，夜经济仍然脆弱”，宾夕法尼亚大学魏茨曼设计学院讲师迈克尔·费奇曼（Michael Fichman）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一方面，夜经济被视为城市活力的催化剂，但另一方面，从业者缺乏社会保障。”

最近，费奇曼和来自全球的多位夜经济推动者发布了一份《全球夜经济复工指南》（Global Nighttime Recovery Plan）。

全球夜经济复工指南目录。图源《复工指南》

澎湃新闻：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冲击了各国经济。包括酒店、旅游、航空、贸易在内，许多行业都发布了评估报告，预测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在夜经济领域，为何尚未看到总体性的评估？它会造成多大程度上的经济损失，有多少小型机构会彻底破产？

迈克尔·费奇曼：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简单而言，城市的夜生活并非一个单一的行业，它涵盖了餐饮、娱乐、艺术、旅游等多个领域。但这也是夜经济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很难分清夜经济与所谓“日间经济”之间的明确界限。

更早之前，夜生活是个相对负面的概念，意味着噪音滋扰，甚至犯罪。但近些年，许多国家开始推动夜经济的发展，正视它，把它看作一种激发城市活力的机制。活力来自哪里？多样化的非正规经济，进入它门槛较低。比如小型乐队、初出茅庐的脱口秀演员、夜间市集。当城市延长“营业时间”，延伸的城市服务同样可能刺激经济，比如网约车司机。

但另一面，风险性也在于此，受居家令影响，全球的夜经济几乎停摆。夜经济中存在着大量非正规的雇佣关系，自雇者几乎断了收入来源，也没有失业保障。

许多地区的政府对小商户发放过纾困金，比如我所在的费城。但全球范围内，尚未看到专门针对夜经济从业者的政府援助。

怎么评估疫情对夜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这不仅仅是个经济命题。通过这份《全球夜经济复工指南》，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从业者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5月，德国西部城市曼海姆（Mannheim），一个没有线下观众的音乐现场。疫情期间，许多演出机构转至线上谋求自救，United We Stream就是一个线上音乐演出平台。图源 United We Stream的Facebook主页

澎湃新闻：聊聊这份《复工指南》的撰写过程吧，你们的写作者分散在世界各地，居家令期间，如何进行行业调研？

迈克尔·费奇曼：几位主要的团队成员包括柏林“夜店委员会”（编者注：Clubcommission Berlin是2000年成立的独立机构，致力于支持柏林的夜经济和文化）主席Lutz Leichsenring、阿姆斯特丹前任“夜市长”Mirik Milan，还有Andreina Seijas，她目前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做研究。

此前我们合作过另一个计划，名为“创意足迹”（Creative Footprints）。我们记录一些有价值的创意空间，绘制地图和索引，希望评估创意文化活动对于城市的影响力。几年间，我们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夜经济从业者搭上了线。 

近些年，柏林和阿姆斯特丹被公认为夜经济的“先锋”，当其他城市想要推动夜经济发展时，Leichsenring和Milan是最常见的两个咨询对象。

疫情之后，所有人员聚集的场所都被关停，夜经济大受打击。4月开始，我们组建了聊天群，邀请各地的夜店经理、音乐节的主办方、户外演出机构的组织者加入。大家四散各地，时差倒不算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大家在线上继续维持着“夜生活”。

通过访谈对话，大家交换信息，分享一些过渡性的方案，一点点拼凑出行业全貌，但并不乐观。

“创意足迹”计划分析了一些地区的表演艺术和音乐现场演出，理想状况下，它能刺激更多相关产业发展，比如影视、博物馆、广告、建筑、时尚等。图源“创意足迹”官网

澎湃新闻：《复工指南》已经发布了前两章的内容，目前夜经济领域有哪些不错的复工尝试？

迈克尔·费奇曼：第一章主要针对疫情恢复后的早期，目前很多餐厅和室内演出机构都在尝试转战户外。户外就餐有哪些讲究，组织户外活动又面临哪些困难。我们梳理了一些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也分享了一些城市案例。

比如，组织一场街头市集可以吸引大量人流，但总量达到多少相对安全可控？如何应对水涨船高的成本，比如安保费用？

复工后，如何组织一场安全的户外活动。图源 《复工指南》

实际上，很多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疫情期间的“突发奇想”。近年来，许多“24小时”城市积累了大量知识和经验。

例如，噪音是夜场与社区矛盾的一大来源，许多从业者已经探索出各种控制噪音的方案。疫情复工后，当越来越多室内活动转战户外，想要控制噪音、避免扰邻，这些经验可能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希望呈现这些有价值的探索。

澎湃新闻：控制噪音的背后还有另一条叙事线，许多夜经济从业者希望成为一个“好邻居”。许多城市设置了“夜市长”，作为政府、社区和夜经济从业者三方之间的中间人。他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迈克尔·费奇曼：最近，Andreina Seijas在《城市研究》杂志（Urban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梳理了夜市长的功能。她采访了全球30多位夜市长。

夜间的城市同样需要治理。夜市长需要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一些夜市长关注“硬件”的提升，比如改善夜店与居民区之间的隔音设备，增加照明和夜间开放的公共厕所，延长夜间交通服务。（编者注：此前我们曾报道过伦敦和巴黎的夜经济，2018年，柏林市政府通过了一项100万欧元的资金援助计划，由独立的评审委员会筛选出一批夜店，每间可以获得5万欧元资金，用于建造或升级消防及隔音设备。 ）

也有的关注政策，比如规定商户的经营时间，组建夜间巡逻人员，减少夜间滋扰。（编者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广场Rembrandtplein有热闹的夜生活，也是犯罪高发地。2015年，阿姆斯特丹曾推出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试点计划，雇佣一批夜间巡逻人员，居民还可以通过App与巡逻人员联系，举报后可以得到即时响应。三年后，区域范围内的犯罪率减少了20%。）

疫情期间，最直接的援助就是为从业者提供纾困金，或是住房补贴。这一点德国做得最好，他们为艺术家和文创产业的自雇者提供紧急援助。在柏林，夜店也被划入“文化机构”的范围，可以申请相应的救济金。

澎湃新闻：但经济状况仍是巨大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机构宣布彻底结业，很多人等不到复工。

迈克尔·费奇曼：《复工指南》的第一章里谈到，通过控制社交距离，可以在控制人流的情况下复工。但社交距离并非万能。天气和气温也决定了，并非所有的室内活动都可以转战室外。

以一个夜店为例，如果说平日它只需要维持75%的客流就能生存，目前客流量只能控制在30～50%。但运营成本却在增加，需要有更多人手负责安保，物料的配送费可能也在上涨。电影院也遇到同样状况。

面对难以预期的未来，为了避免输光一切，很多人选择及时止损，抽身离场。一些地区的娱乐产业已经出现了“破产潮”。

澎湃新闻：转至线上会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吗？类似United We Stream的直播平台，让音乐人有了新的“演出现场”，但线上募捐的结果如何？这种方式可持续吗？

迈克尔·费奇曼：Lutz Leichsenring就是United We Stream的创始人之一。目前，转至线上是从业者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但问题在于，线上音乐演出的商业模式尚未成熟，疫情之前就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很难避免盗录、盗版，表演者和平台之间的分成又如何计算。疫情期间，你可能也有类似的疲倦感，网络研讨会、直播，有多少人能在屏幕前坐上几个小时呢？ 

可能我是个传统的人，很多人都在怀念线下的音乐现场。它有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即时互动，和很多线上讲座不同，它并非单向度地输出。 

澎湃新闻：《复工指南》谈及，除了技术性策略之外，夜经济还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

迈克尔·费奇曼：是的。我们不能回到过去，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夜经济已经面临一系列威胁。很多夜经济的倡导者都在游说政府，试图获得政府支持，推动夜经济发展，但并非每个地区都像柏林或阿姆斯特丹那样幸运。

一来，我们前面提到，很大程度上，夜经济被视为城市活力的催化剂。但当一个地区变得活力、热闹，它会引发房地产开发者的兴趣，而随着场地租金的上涨，很多夜店和演出机构会被迫搬离。这也是很多创意产业的问题，它们只是被当成了士绅化的“前期部队”。如果单纯强调商业化，夜经济可能并不是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形式。

另一个问题是，从业者本身面临糟糕的经济状况。自由职业者缺少社会保障，许多小型机构很难撑过三年，迅速破产结业。如何探索更可行的商业模式，如何提高从业者的抗风险能力，这些都是未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