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的礼物｜技术减速主义：我们为什么没等来“飞行汽车”

大卫·格雷伯

9月2日，著名理论家、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岁。格雷伯在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像往常一样活跃于推特，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介入。他身体力行地弥合了社会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鸿沟，以高密度的街头参与讽刺了那些书斋里进行派系之争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生产也难以被人类学家的框架所限定，他是这个时代最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朋友，从“债”到“工作”的研究，他的思考激励和鼓舞着无数普通人的行动。

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经常被归功为格雷伯的手笔，尽管他坚称这是集体的功劳。他一以贯之拒绝1%的游戏规则，将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场域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声援社会革命/运动。格雷伯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取得终身教职前夕，因为对学生激进运动与全球正义运动的高度参与，而被迫中断了其在耶鲁的学术生涯。他随后来到伦敦，先后在金匠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任教，对当地的学生运动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他是叙利亚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几度前往现场，并向全世界介绍罗贾瓦革命。西方各地声援罗贾瓦的游行现场，也时常能见到他的身影。昨日，他去世的消息通过他太太的推特传出后，叙利亚库尔德运动的几个组织纷纷发出沉痛的公开悼词。

格雷伯在无论是智识还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跃的时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艺术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连载的对当代艺术的省思文章，甚至还没有连载完成。这让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难以接受。但是，他的遗产会继续伴随我们，鼓励我们将他的言辞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年来一直在推介他的思考，在这个沉痛的时刻，我们推出“格雷伯的礼物”专题，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与行动遗产，并在礼物的意义上鼓励与这份遗产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欢迎投稿。

本篇是格雷伯在2012年3月，发表于thebaffler的一篇著名文章，原题为《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在本篇文章中，他质疑了2000年以后关于“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乌托邦”的反思，并提出振聋发聩的相左观点——技术并没有在加速，恰恰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技术的革新就开始被阻断了，一切都在减速发展。五十年代的人们被承诺的飞行汽车、火星穹顶中度假、机器人工厂的新技术在现在看来只是疯狂的幻想，投资在近几十年来从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转向激光打印机和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等研究，制造出无穷复杂的“模拟”技术。而另一种幻觉也同时被制造出来，它把本来那些让人失望的东西，装扮成划时代的、令人兴奋的、新的东西。与此同时，真正在革新的技术绝非市场驱动的，它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计算机没有带来50年代的人们所预言的工作终结的乌托邦，生产线转移到了劳动力低廉的全球南方。大胆的狂想在无穷的提案和专利面前不再得到鼓励。​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世界技术的进步？又是什么将“诗意的技术”转变成了“官僚的技术”？

飞行汽车

一个神秘的问题笼罩着我们，一种失望的感觉，一种我们在孩提时代被给予的关于我们的成人世界该是怎样的承诺被打破。我不是指孩子们总是被赋予标准的虚假承诺（关于世界如何公平，或努力工作的人如何得到回报），而是一个特殊的世代承诺——给予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的孩子——这个承诺从来没有被完整表述为一个承诺，而是一套关于我们的未来成人世界将是什么样的假设。既然它从来没有承诺过，而现在也没有实现，我们就会感到困惑——愤慨；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愤慨感到尴尬，因为我们曾经如此愚蠢地相信我们的长辈。

简而言之，飞行汽车在哪里？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滑板、三录仪、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以及其他所有20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孩子都认为此刻应当存在的技术奇迹在哪里？即使是那些似乎即将出现的发明——比如克隆技术或低温学——也最终背叛了它们的崇高承诺。它们到底怎么了？

我们现在对计算机的神奇之处了如指掌，这仿佛是某种意料之外的补偿。但事实上，我们甚至在计算机领域都没有进展到50年代的人所期望我们能如今到的程度。我们没有可以与之进行有趣对话的计算机，也没有可以遛狗或送衣服到洗衣店的机器人。

阿波罗登月时我才8岁，我记得自己算过，到魔幻的2000年我将39岁，我想知道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有没有想到自己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当然有。每个人都这样。我现在觉得自己被骗了吗？我似乎不太可能活着看到在科幻小说读到的所有东西，但我从未没有想过一个也看不到。

在2000年前后，我曾期待着人们会反思，为什么我们把技术的未来搞得如此糟糕。但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权威论调——包括左翼和右翼——都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乌托邦”这一假设出发进行反思。

对于这种“事情可能不该如此”的不安感，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将其撇开，坚持认为所有可能发生的进展都已经发生了，并且把期待更多的事物视为愚蠢。"哦，你是说那些《杰森一家》（Jetsons）里的东西？"有人问我——仿佛有人如此说，但那只是给孩子们看的！当然，作为成年人，我们明白《杰森一家》展现的未来就和《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里的石器时代一样准确。

事实上，即使在70年代和80年代，诸如《国家地理》杂志和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等冷静的消息来源，也告诉孩子们即将建立空间站和远征火星。科幻电影的创作者们曾经拿出具体的日期——往往不超过一代人，来放置他们的未来主义幻想。在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认为，观众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仅在33年后的2001年，我们就会有商业性的月球飞行、城市般的空间站，以及有着人类性格的计算机可以在前往木星途中维持冬眠宇航员的生机。视频电话是那部电影中唯一实现的新技术——而在电影放映时，它在技术上已经是可能的。2001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奇观，但《星际迷航》呢？《星际迷航》的神奇故事也是以60年代为背景的，但这个节目不断被复活，2005年的观众在《星际迷航：航海家号》中试图弄清楚以下事实：根据节目的逻辑，自从90年代的优生优育战争，世界正从对抗基因超人的统治中逐步恢复。

到了1989年，《回到未来2》的创作者认为2015年的普通青少年会有飞行汽车和反重力滑板，真不知道这是预言还是开玩笑。

科幻小说的通常做法是对日期保持模糊，从而使“未来”成为一个纯幻想领域，就像“中土”或“纳尼亚”，或者像《星球大战》一样——“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中”。因此，我们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是未来，而更像是另一个维度，一个梦境时间，一个技术上的“别处”；某物在未来存在，就像精灵和屠龙者在过去存在的意义一样—— 这是将道德剧和神话幻想驱走，替换成到消费乐趣死胡同的另一块电子屏遮蔽。

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敏感性，是否最好被看作是对从未发生的技术变革的长期思索？看最近一部《星球大战》电影时，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很糟糕，但我不得不为其特效质量所折服。回忆起50年代科幻电影中典型的笨拙特效，我就在想，如果50年代的观众知道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他们会多么惊奇呢——但我意识到：“事实上，不会。他们根本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吗？他们会认为我们现在本该能做到这种事情，而不只是想出更复杂的方法来模拟它。”

最后一个词——“模拟”——是关键。70年代以来取得进展的主要是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就是模拟技术。它们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超真实”（hyper-real）的技术，也就是做出比原物更真实的模仿。后现代敏感性就是一种我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历史阶段的感觉，在这一阶段，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是新的；关于进步和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模拟、讽刺性的重复、碎片化和仿作（pastiche）——所有这些在技术环境中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环境中，唯一的突破是那些使我们更容易创造、转移和重新安排虚拟投影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存在，要么我们逐渐意识到永远不会存在。当然，如果我们此刻正在火星穹顶中度假，或者携带着迷你核聚变装置或心灵感应读心装置，就不会有人这样说了。后现代的时刻是一种绝望的方式，把本来只能感觉到痛苦失望的东西，装扮成划时代的、令人兴奋的、新的东西。

在早期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表述中，很多承认这种技术背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一词，指的是适应资本主义新技术阶段的文化逻辑，早在1972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就预言了这一阶段。曼德尔认为，人类正站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边缘，它就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在这场革命中，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和新的信息技术将取代工业劳动————很快就被称为“工作的终结”————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设计师和计算机技术员，我们提出疯狂的设想，自动化工厂来生产。

“工作终结”的论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流行，因为社会思想家们在思考，一旦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众斗争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会变成身份政治。)詹姆逊认为自己是在探索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意识形式和历史感悟。

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新的运输组织方式——例如航运的集装箱化——使得这些同样的工业工作被外包到东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使得制造商可以采用比他们在国内更简陋的生产线技术。

从欧洲人、北美人和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结果似乎与预言差不多。烟囱工业确实消失了，工作岗位被分给了下层的服务人员和坐在防腐泡沫中玩电脑的上层人员。但在这一切之下，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后工作（postwork）文明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们精心设计的高科技运动鞋，并不是由智能机器人或自我复制的分子纳米技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墨西哥和印尼农民的女儿用老式缝纫机生产出来的。由于世贸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贸易协议，这些农民的女儿已经被赶出了她们祖先的土地。这是一种隐藏在后现代敏感性及其对图像和表面的无尽游戏的庆祝之下的罪恶感。

为什么大家期待的技术增长爆发——月球基地、机器人工厂——都没有发生呢？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我们对技术变革速度的期望不切实际（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人曾经相信它们），要么我们的期望并非不切实际（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使这么多可信的想法和前景无法实现）。

大多数社会分析家选择第一种解释，并将问题追溯到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这些分析家会问，为什么美国和苏联都如此痴迷于载人太空旅行？它从来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而且它催生了对人类未来的不切实际想法。

是不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上一个世纪都是拓荒社会，一个在西部边境扩张，另一个在西伯利亚扩张？它们是不是都致力于一个无边无际、广阔的未来，人类在广阔的空旷太空进行殖民的神话？这是不是有助于使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太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正在争夺对未来本身的控制权吗？毫无疑问，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神话在起作用，但这并不能质疑太空旅行项目本身的可行性。

科幻小说中的一些幻想（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哪些）可能已经被带入了现实。对于之前的几代人来说，许多科幻小说的幻想已经变成现实。那些在世纪之交读着儒勒·凡尔纳或H.G.威尔斯长大的人，想象着有飞行器、火箭船、潜艇、无线电和电视的1960年世界——这些几乎都实现了。如果在1900年想象人类登上月球并非不现实，那么为什么在60年代幻想喷气背包和机器人洗衣工就不现实了呢？

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梦想刚被勾勒出来时，实现这些梦想的物质基础就开始被削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技术革新的步伐也较20世纪上半叶慢了下来。50年代曾有过最后一次狂飙，微波炉（1954年）、避孕药（1957年）、激光（1958年）相继出现。但从那时起，技术进步采取了巧妙地将现有技术结合起来（如太空竞赛）和将现有技术投入消费者领域（最著名的例子是1926年发明的电视，但在战后才大规模生产）的新方法。然而，部分原因是太空竞赛让每个人觉得正在发生显著的进步，60年代的普遍印象是，技术变革的步伐正在以可怕的、不可控制的方式加快。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认为，6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日益加快的技术变革。层出不穷的科学突破改变了日常生存的理由，也让美国人对什么是正常生活没有了明确的概念。只要想到家庭，不仅有避孕药，还有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精子和卵子捐赠的前景，这些都将使“母亲”这一概念过时。

托夫勒写道：人类并没有为变化的速度做好心理准备。他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术语：“加速推进”（accelerative thrust）。它始于工业革命，但到了1850年左右，它的影响变得无比明显。不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人类的知识、人口数量、工业增长、能源使用——都在发生指数级的变化。托夫勒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一进程着手进行某种控制，建立机构来评估新兴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禁止可能对社会造成太大破坏的技术，并引导朝着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

虽然托夫勒描述的许多历史趋势是准确的，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这些指数型趋势大多停止了。就在1970年左右，世界上科学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开始趋于平稳，自1685年以来，这个数字大约每15年翻一番。书籍和专利的情况也是如此。

托夫勒对“加速”的使用尤其令人失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最高旅行速度是每小时25英里左右。到了1900年，它已经增加到了每小时100英里，而在接下来的70年里，它似乎确实在指数级增加。当托夫勒在1970年写下这篇文章时，人类旅行的最快速度记录大约是每小时25,000英里，由阿波罗10号的船员在1969年达到。按这样一个指数级增长，似乎有理由认为，在几十年内，人类将探索其他太阳系。

自1970年以来，速度没有进一步提高。人类有史以来旅行速度最快的记录仍然是阿波罗10号的机组人员。诚然，1969年首飞的商用客机协和式飞机，最高时速达到了1,400英里。而首飞的苏联图波列夫图-144，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小时1,553英里。但自从图-144被取消，协和式飞机被放弃后，这些速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这些都没有阻止托夫勒自己的事业。他不断地重新调整分析，提出新的惊人宣言。1980年，他发表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其论点摘自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只不过曼德尔认为这些变化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托夫勒则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到1990年，托夫勒成为共和党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私人知识大师，金里奇声称他1994年“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灵感部分来自于这样的理解，即美国需要从陈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化的思维模式转向新的、自由市场的、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讽刺。托夫勒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激励政府建立了一个技术评估办公室（OTA）。金里奇在1995年赢得众议院席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OTA作为政府无用的奢靡之举的代表撤销资助。不过，这里还是没有矛盾的。此时的托夫勒早已放弃了通过吸引普通民众来影响政策，他主要靠给企业总裁和智囊团举办研讨会来谋生。他的见解已经被私有化了。

金里奇喜欢称自己为“保守的未来学家”。这似乎也是矛盾的，但事实上，托夫勒自己对未来学的概念从来都不是进步的。进步总是呈现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托夫勒最好被看作是“轻量级版”的19世纪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他认为自己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工业时代——将由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所驱动，而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灾难是由于社会制度没有调整造成的。旧的封建秩序发展出了天主教神学，这种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考方式完全适合当时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教会，它以一种能够给每个人以意义和归属感的方式来传达和执行这种思想。工业时代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科学，但科学家们并没有成功地创造出类似天主教会的东西。孔德因而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发展一门新的科学，他把它称为“社会学”，并说社会学家应该在新的社会宗教中扮演牧师的角色，用对秩序、社区、工作纪律和家庭价值的热爱来激励每个人。托夫勒则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的未来学家不扮演牧师的角色。

金里奇还有一位大师，一位名叫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吉尔德和托夫勒一样，对技术和社会变革十分痴迷。吉尔德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表现得更乐观。他支持曼德尔第三波论点的激进版本，坚持认为，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我们将看到一种“物质的推翻”（overthrow of matter）。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价值来自于体力劳动，它正在让位于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价值直接从企业家的头脑中出现，就像世界最初从上帝的头脑中虚无地出现一样，也像货币，在适当的供给侧经济中，从美联储中虚无地出现，进入创造价值的资本家手中。吉尔德总结说，供给侧经济政策将确保投资持续从太空计划等旧的政府大工程中，转向更有生产力的信息和医疗技术。

但是，如果说有意或不太有意地将投资从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转向激光打印机和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等研究，那么，早在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1970年）和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1981年）之前，这种转变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成功表明，他们提出的问题——现有的技术发展模式将导致社会动荡，我们需要引导技术朝着不挑战现有权威结构的方向发展——在权力的走廊里得到了回应。政治家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思考了很久了。

工业资本主义促进了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极速发展，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诋毁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称赞它释放了“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断革新工业生产资料，这将是它的灭顶之灾。马克思认为，由于某些技术原因，价值——以及利润——只能从人的劳动中提取。竞争迫使工厂主将生产机械化，以降低劳动成本，虽然这对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利，但机械化的效果会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150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一切是否属实。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工业家们决定不把研究资金投入到60年代大家都期待的机器人工厂上，而是把工厂迁到中国或“全球南方”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设施上，就说得通了。

正如我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工厂本身——的步伐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放缓，但美国与苏联竞争的副作用使创新似乎加速了。在令人敬畏的太空竞赛的同时，美国工业领袖们疯狂地努力将现有技术应用于消费目的，以创造一种蓬勃发展的繁荣和保证进步的乐观感，而这将削弱工人阶级政治的吸引力。

这些举动都是对苏联措施的回应。但美国人很难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在冷战结束时，苏联的大众形象已从可怕的大胆对手转变成了可悲的弱国——一个无法运转的社会的典型。事实上，早在50年代，许多美国高层就怀疑苏联的制度是否更好用。当然，他们回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30年代，当美国陷入萧条时，苏联却保持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每年10%~12%——这一成就之后，很快就生产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坦克军，然后是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接着是1961年发射了第一艘载人航天器“东方号”。

人们常说阿波罗登月是苏联共产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当然，如果不是苏联政治局的宇宙野心，美国是不会考虑这样的壮举的。我们习惯于把政治局看成是一群毫无想象力的灰色官僚，但他们是敢于做惊天梦想的官僚。世界革命的梦想只是第一步。它们中的大多数——诸如改变宽广河流的航道——要么变成了生态和社会的灾难，要么像约瑟夫·斯大林的100层楼高的苏维埃宫或20层楼高的弗拉基米尔·列宁雕像一样，从来没有动工，这也是事实。

在苏联太空计划取得初步成功后，类似计划很少实现了，但领导层从未停止提出新的计划。即使在80年代，当美国正在尝试自己最后的宏伟计划“星球大战”时，苏联人也在计划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来改变世界。在俄罗斯之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内容很少为人所知，但曾经有巨大的资源投入其中。值得一提是，与旨在击沉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不同，苏联的大多数项目并不具有军事性质：比如，试图通过将一种名为“螺旋藻”的可食用菌播种湖泊和海洋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或者通过将数百个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平台发射到轨道上，并将电传回地球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

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胜利意味着，1968年以后，美国统治者们不再认真对待竞争。因此，最终疆域的神话得以维持，即使研究和开发的方向已从可能建立火星基地和机器人工厂的研究上转移。

标准的说法是，所有这些都是市场胜利的结果。阿波罗计划是一个大政府项目，是受到苏联启发的，它需要由政府官僚机构协调的全国性努力。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了，资本主义就可以自由地恢复到更符合其正常的、分散的、自由市场的要求的技术发展路线上——比如私人资助的对市场产品研究，比如个人电脑。这是托夫勒和吉尔德等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走的路线。

事实上，美国从未放弃巨大的、由政府控制的技术开发计划。它们只是大部分转向了军事研究——不仅仅是“星球大战”这样的苏联式规模的计划，还转向了武器项目、通信和监视技术的研究，以及类似的安全相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投入到导弹研究中的数十亿资金使得分配给太空计划的资金相形见绌。然而到了70年代，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开始遵循军事上的优先权。我们没有机器人工厂的一个原因是，大约95%的机器人研究资金都是五角大楼输送的，而五角大楼对无人机比造纸厂自动化更感兴趣。

可以说，即使是转向信息技术和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也并不是转向市场驱动的消费需求，而是在全球阶级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的同时，为在技术上打败苏联而做出的全力以赴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同时被视为美国在海外实施绝对的军事统治，而在国内，则是社会运动的彻底溃败。

因为事实证明，真正出现的技术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正如我们不断被提醒的那样，计算机开辟了某些自由的空间，但它们并没有带来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所设想的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促成了资本的金融化，使工人铤而走险地陷入债务，同时也为雇主创造“灵活”的工作制度提供了手段——既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又增加了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随着工厂工作岗位的输出，新的工作制度击溃了工会运动，摧毁了工人阶级有效政治的任何可能性。

与此同时，尽管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前所未有，但我们仍在等待癌症和普通感冒的治疗方法，我们所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医学突破是以氟西汀、左洛复或利他林等药物为代表的——它们是为确保新的工作需求不会使我们彻底精神错乱而量身定做的。

有了这样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墓志铭会是怎样的呢？我想历史学家会得出结论，它是一种系统地将政治需求优先于经济需求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果要在以下两者中做出选择：是将资本主义变成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的行动方案，还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制度的行动方案，新自由主义每次都会选择前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破坏工作保障并增加工作时间，并不能创造出更有生产力（更不用说更有创新力或忠诚度）的劳动力。从经济角度看，其结果可能是负面的—— 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全球的增长率都较低。

但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有效地使劳动力去政治化，并过度限制了未来。在经济上，军队、警察和私人保安服务的增长已经难以负荷。事实上，为确保资本主义获得意识形态胜利而建立的机器的重负，很可能将其沉没。但也不难看出，扼杀任何对可能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不可避免的、救赎性的未来的感觉，是新自由主义项目的一个关键部分。

此时，所有的环节似乎都已经整齐划一地落到了实处。到了60年代，保守的政治势力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破坏性影响越来越谨慎，雇主们也开始担心机械化的经济影响。苏联威胁的消退，使得资源可以重新分配到对社会和经济规划压力较小的方向上，或者分配到支持一场运动，以扭转进步社会运动的成果，并在美国精英们所认为的全球阶级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方向上。优先事项的改变体现为大政府项目的退出和市场的回归，但实际上，这种改变使政府指导的研究从NASA或替代能源等项目，转向军事、信息和医疗技术。

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一切。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那些资金充足的重点研究项目，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类似50年前预期的进展。如果说95%的机器人研究都是由军方资助的，那么，能从眼睛里射出死亡射线的克拉图（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中的外星人——译者注）式的杀手机器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军事技术显然取得了进步。我们从冷战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是，虽然核弹可能像宣传的那样厉害，但其运载系统却不是；洲际弹道导弹没有能力打击城市，更不用说城市内的具体目标，这意味着，除非你打算毁灭世界，否则首先发动核打击没有什么意义。

现代巡航导弹相比之下较为精确。不过，精确制导武器似乎从来没有能力暗杀特定个人（萨达姆、奥萨马、卡扎菲），即使投下数百枚也不行。而射线枪也没有实现——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尝试过。我们可以假设五角大楼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研究死亡射线，但到目前为止，最接近的武器是激光器，如果瞄准正确，它可能会使直接看着光束的敌方炮手失明。这不仅卑劣，而且可悲，激光不过是50年代的技术。可以造成眩晕的激光器似乎还没出现图纸；而在步兵作战时，几乎所有地方的首选武器仍然是AK-47，这是苏联设计的，以其问世的年份命名：1947年。

互联网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但我们所谈论的只是一个超快的、全球通用的图书馆、邮局和邮购目录的组合。如果在五六十年代向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描述互联网，并将其吹捧为自他那个时代以后最伟大的技术成就，他的反应一定是失望。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们50年里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还以为计算机会思考了！

总的来说，自70年代以来，研究经费大大提高。诚然，来自企业部门的资金比例增加得最多，以至于现在私营企业的研究资金是政府的两倍，但增加的幅度之大，以至于政府的研究资金总额（以美元实际购买力计算）也比60年代高出许多。"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或"蓝天"研究——不是由任何直接的实际应用前景所驱动的，而且最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突破的研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尽管现在投入的资金如此之多，以至于基础研究经费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然而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像100年前人们已经习惯甚至期待的持续不断的观念革命——基因遗传、相对论、精神分析、量子力学。为什么这样说呢？

部分原因是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巨大项目上，所谓的"大科学"。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经常被提及的例子。在花费了近30亿美元，从5个不同的国家雇佣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之后，它主要是为了证明，从基因测序中并没有了解多少对其他人有多大用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些项目的炒作和政治投资表明，现在即使是基础研究，似乎也是由政治、行政和市场需要驱动的，这使得任何革命性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对硅谷和互联网的神话般的起源的迷恋，使得我们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它使我们认为，现在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勇敢的企业家小团队或开发开源软件式的分散合作来推动。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种研究团队最有可能产生成果，但研究和开发仍然是由巨大的官僚项目推动的。

发生改变的是官僚制文化。政府、大学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导致每个人都使用源于企业界的语言、感性和组织形式。虽然这可能有助于创造适应市场的产品，因为这是公司官僚制度的目的，但就促进原创性研究而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我的知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这两个国家的过去30年里，用于行政事务的工作时间比例急剧上升，几乎牺牲了所有其他工作。例如，在我自己的大学里，行政人员比教员多，而教员花在行政管理上的时间至少与花在教研上的时间一样多。世界各地的大学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行政工作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技术的引进。这些技术总是被说成是提高效率和在各层级引入竞争。这些技术最终的实际意义是，每个人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推销东西上：基金申请提案、出书提案、对学生表现和基金申请的评估、对我们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的说明、研究所、会议研讨会、大学本身（现在已成为向潜在学生或捐款者营销的品牌），等等。

当市场化充斥着大学生活时，它所撰写关于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件，可能不过为了把想象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里。在过去30年里，美国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社会理论新作。我们已经沦为中世纪的学者，从70年代就开始编写无休止的法国理论注释，尽管我们意识到，如果今天的学术界出现德勒兹、福柯或布尔迪厄的新化身，我们还是会拒绝授予他们终身教职。

曾几何时，学术界是社会上那些古怪的、聪明的、不切实际的人的避难所。现在不是了。它现在是专业的自我营销者的领域。结果，在这一历史上最怪异的社会自我毁灭中，我们似乎已经认定，我们古怪的、聪明的和不切实际的公民已经没有一席之地了。大多数人都在母亲的地下室里苦苦挣扎，最多只能在互联网上偶尔进行一些急性介入。

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由个人以最小的开销进行的，那么可以想象天体物理学家的情况会有多糟糕。事实上，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最近也警告过那些正在考虑从事科学事业的学生。他说，即使你真的从普遍长达十年作为他人走狗的徘徊期中走出来，你也可以预料到，你最好的想法将在每一个点上受到阻碍：

你会把时间花在写提案上，而不是做研究。更糟糕的是，由于你的提案会被竞争对手评判，所以你无法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必须把精力和才能花在预测和转移批评上，而不是花在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上…….俗话说，原创性的想法会搞砸提案，因为它们还没有被证明是可行的。

这几乎回答了为什么我们没有传送装置或反重力鞋。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创造力，你应当找到一些聪明的人，给他们所需的资源，让他们去追求脑海中出现的任何想法，然后让他们单独行动。大多数人会一无所获，但一两个人可能会有所发现。但是，如果你想把意外突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只要告诉这些人，他们必须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互相竞争上，让你相信他们事先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才能得到资源。

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管理主义的暴政，还有研究成果的私有化。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ie）提醒我们的那样，“开源”研究并不新鲜。学术研究一直是开源的，即学者们共享材料和成果。当然有竞争，但这是“共济”的。在企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研究结果会被嫉妒地保护起来。但企业风气正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中蔓延，使得即使是公共资助的学者也将他们的研究结果视为个人财产。学术出版商让发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难以获得，进一步封闭了知识公共空间。结果，愉快的、开源的竞争变得更像传统的市场竞争。

私有化的形式有很多，甚至包括大公司担心受到经济影响而直接买下并抑制可能带来麻烦的新发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合成燃料配方被买下并锁在石油公司的金库里，但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更为微妙的是，管理层的风气是不鼓励一切冒险或古怪的事情，尤其在没有立即见效的前景时。奇怪的是，互联网可能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正如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所说的那样：

大多数在企业或学术界工作的人都曾目睹过类似的情况：一些工程师坐在一个房间里，互相讨论着各自的想法。一个看起来很有前途的新概念出现了，然后，某个坐在角落里端着笔记本电脑的人，在谷歌上快速搜索了一下，宣布这个“新”想法其实是一个老想法，它——至少是一个似乎差不多的东西——已经被尝试过了。它要么失败了，要么成功了。如果它失败了，那么任何一个想保住饭碗的经理人都不会同意花钱重新尝试；如果成功了，那么它就已经被申请了专利，不可能进入市场了，因为最先想到它的人将拥有“先发优势”，并将制造“进入壁垒”。被这般粉碎的看似有前途的想法，肯定数以百万计。

于是，一种怯懦的、官僚主义的精神充斥着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被冠以创造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毫无意义。那些最有可能在观念上取得突破的思想家最不可能得到资助，即使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进其惊世骇俗意义的人。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指出，“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之后，英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公司形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反而开始依赖高额资金和小型家族企业的结合——这种模式在下一个世纪科技创新突飞猛进时期还一直保持着。(当时的英国也因为宽容怪人和离经叛道者而臭名昭著，而当今的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常见的权宜之计是让他们成为乡村牧师，可想而知，他们成为了业余科学发现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下的官僚制企业资本主义不是英国创造的，而是美国和德国创造的，这两个对立的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为谁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进行了两场血腥的战争——这些战争最终以政府赞助的科学计划达到高潮：看谁将第一个发现原子弹。因此很显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停滞似乎始于1945年之后，当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者。

美国人不喜欢把自己视为一个官僚制度的国家——而是恰恰相反——但当我们不再把官僚制度局限于政府办公室时，就会发现，官僚制度恰恰是我们当下的情形。战胜苏联并没有让市场一统天下，事实上，它巩固了保守的管理精英的统治地位，他们以短期、竞争、底线思维为借口，压制任何可能具有革命意义的事物。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中，那是因为官僚体制的规范和做法已经司空见惯，或者更糟糕，我们无法想象以其他方式行事。计算机有力地削弱我们的社会想象力。正如18世纪和19世纪新型工业自动化的发明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全职工人；而所有旨在使我们免于承担行政职责的软件，也使我们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就像大学教授似乎觉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管理项目基金一样，富裕的家庭主妇们也轻易地接受了每年花几周时间填写40页的在线表格来让孩子上小学。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手机上输入密码管理银行和信用账户，并学习如何完成曾经由旅行社、经纪人和会计师完成的工作。

有人曾经计算过，一个美国人平均一生中会花6个月的时间等红灯。我不知道填表所需的时间是否有类似的数字，但至少不会比这少。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群花如此多的时间从事文书工作。

在资本主义最后的这个僵化阶段，我们正从诗意的技术走向官僚的技术。我所说的“诗意的技术”是指利用理性和技术手段将疯狂的幻想变为现实，所以，诗意的技术与文明一样古老。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最早的复杂机器是由人民制造的。埃及法老之所以能够建造金字塔，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行政程序，从而能够发展出生产线技术，把复杂的任务分成几十项简单的操作，并把每项操作分配给一个工人团队——尽管他们没有比斜面和杠杆更复杂的机械技术了。行政监督把农民大军变成了一台庞大机器的齿轮。而很久以后，在齿轮被发明之后，复杂机械的设计体现了最初为组织人民而形成的原则。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利用那些机器——不管它们的运动部件是手臂和躯干，还是活塞、轮子和弹簧——以实现不可能的幻想：大教堂、登月计划、横贯大陆的铁路。当然，诗意的技术也有一些可怕的东西；诗歌很可能是黑暗的撒旦磨坊之歌（dark Satanic mills出自威廉·布莱克长诗《米尔顿》的自序，一般认为是形容英国工业革命——译者注），也有可能是恩典或解放之歌。但是，理性的行政技术总是服务于某种奇妙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苏联那些疯狂的计划——即使从未实现——标志着诗意技术的高潮。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并不是说不再鼓励远见、创造力和疯狂的幻想，而是说大多数的幻想仍然是自由漂浮的，甚至不再有借口说它们可能会成型或实现。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告诉它的公民，他们不能再考虑梦幻般的集体事业，即使环境危机所迫下，地球的命运取决于此。

这一切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最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因此两者都与官僚制度不相容，而官僚制度是国家的产物。

第二个假设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推动技术进步的。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工业革命的狂热似乎是错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坚持认为工业生产的机械化会摧毁资本主义，这是对的；他们预言市场竞争会迫使工厂主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机械化，这是错的。如果机械化没有发生，那是因为市场竞争实际上并不像马恩所假设的那样对资本主义性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别的原因，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大部分竞争似乎是以大型半垄断企业的官僚结构中的内部市场的形式进行的，会使他们完全感到惊讶。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提出了三个广泛的历史主张：第一，资本主义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第二，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将巨额财富投向少数人，它都在增加总体繁荣；第三，资本主义这样做，可以为每个人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和民主的世界。显然，资本主义已经做不到这些事情了。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正在退缩，他们不再声称它是一个好的制度，而是辩称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或者至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社会，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

但是，怎么会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配置也是在任何可能的未来技术社会中唯一可行的呢？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谁能知道呢？

诚然，有一些人采取这种立场——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有这种人。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我遇到过一些反文明的人，他们不仅坚持认为当前的工业技术只会导致资本主义式的压迫，而且认为将来的任何技术也必然如此，因此只有回到石器时代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但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性的主张必须建立在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没有人相信任何其他经济体系可以运作的世界，那么它不仅需要压制任何关于不可避免的救赎性未来的想法，而且需要压制一切完全不同的技术未来。然而，这自相矛盾。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可能想让我们相信技术变革已经结束——因为那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是进步的。不，他们是要让我们相信技术进步仍在继续，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但这些奇迹的形式是微不足道的改进（比如最新的iPhone！）、关于即将出现的发明的传闻（“我听说他们很快就会有飞行汽车”）、复杂的信息和图像处理方式，以及更复杂的填表平台。

我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制度——能在这方面成功。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当你在阻碍世界技术进步时，却试图让世界相信你在引领技术进步。美国的基础设施日渐衰败，面对全球变暖无能为力，在中国加速推进载人航天计划的同时，美国却象征性地放弃了载人航天计划，美国在公共关系上表现尤其糟糕。其次，变革的步伐不可能永远被阻挡。技术突破终将会出现，困难的探索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另外，世界上官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至少，世界上官僚体系对创造性思维没有那么大敌意的地区——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获得所需的资源，以代替美国及其盟友的位置。互联网确实提供了合作和传播的机会，可能也会帮助我们突破这堵墙。突破口会在哪里？我们无法得知。也许3D打印会做到机器人工厂应该做的事情。也可能会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总会发生的。

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它不会在当下的企业资本主义——或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生。要想开始在火星上建立穹顶，更不用说想办法弄清是否有外星文明可供接触，我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新的体系必须是某种大规模的新官僚机构形式吗？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如此？只有打破现有的官僚结构，我们才能开始。如果要发明机器人为我们洗衣服和收拾厨房，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无论是什么取代资本主义，它都要建立在一个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其中不再有超级富豪或愿意做家务的绝望穷人。只有这样，技术才会开始顺应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这也是挣脱对冲基金经理和公司总裁们的恶劣影响的最好理由——把我们的幻想从这些人禁锢的遮蔽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想象力再次成为人类历史的物质力量。

（本文为思想市场和“结绳志”联合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