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锡生：珍珠港事件前中国之缩影

中国外交处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中国已经单独对日作战四年五个月了。其间，尽管中国曾经不断要求西方列强给予外交、经济及武器上的援助，但它们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绝。英国和法国因为担心日本对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多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们更进一步切断了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的国际通道。

美国的态度也只是稍微好一点。虽然美国民众对日军在华暴行不时发出抱怨，但是美国商人继续把战略物资卖给日本赚取暴利，间接支持了日本的对华侵略。美国政府也保持其一贯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它不时发表一些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无意为中国而与日本直接作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国提供少量的贷款和军援，但数量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国的作战能力。1941年，美日关系明显恶化，原因与其说是为了替中国打抱不平，不如说是因为世界局势恶化，日本对东南亚的威胁日益增加。总的来说，从1937年到1941年，即便中国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战线的一分子，美国也始终没有对中国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援助。

当时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反而是德国和苏联。在数量上，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或经济援助都远远超过西方其他国家的总和。不过它们对中国的态度不久即因欧战的爆发而改变。德国逐渐亲近日本，并最终成立轴心国同盟，不论中国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终于完全停止德国对中国的军事供应。而苏联不愿意陷入两面作战的最坏局面，也必须小心处理它与德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因此，苏联虽然仍不断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中方要求，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动有时也影响到军援补给线的顺畅。

简而言之，在这段长时间里，中国遭受西方主要列强的漠视，相当孤立，对日抗战只能靠自己努力。

国内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情况也在急剧恶化。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国民政府号称是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虽然还不能贯彻到每一个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长江中下游五六个富裕的省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并且有希望逐渐扩展版图。在这几个省中，国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员、试行新县制、征兵征粮，并从事大规模建军工作。

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中央政府早已被日军赶出其原有的那五六个富裕省份。表面上控制的领土也不及原来版图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贫穷落后的省份。中央政府的权威名存实亡，因为剩下的土地被割裂为许多个半独立的地方系统，各自有其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领袖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些地方系统之下，还有更多的小系统，对大系统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

珍珠港事件

在华北，阎锡山实际控制着山西，境内几乎没有中央政府派驻的官员，阎锡山的主要干部在名义上全部加入了国民党。阎锡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于重庆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领军之间。再往西走，越过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陕西中部和南部，则是广大的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及陕西和绥远之一部，它们被各种执力控制。这些势力有的倾向重庆，有的与日本秘密往来，不少地区甚至不挂中华民国国旗而只挂自己的旗帜。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苏联的附庸。同样地，西藏与英国的关系远比与重庆更亲密。事实上，中央政府官员若要进入这两个地区，都必须事先经过特别安排，甚至低声下气地请求批准。

在华南，广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其势力也进入了湖北、安徽两省。西南的云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龙云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拥有自己的军队。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一直令蒋介石惴惴不安。事实上，汪精卫是在龙云的协助下才从汉口顺利逃到河内，再转赴南京成为日本傀儡。同时，龙云也始终反对中央军为防止日本自越南进攻中国后方而进驻云南。至于离四川更远的广东，其未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则在粤籍军人掌控之下，他们表面上遵奉国民政府之命，实际上各行其是。

最后是战时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许多地方军人的竞技场。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内内战频繁为全国之冠而恶名昭彰，不少地方军人为了支应战费和中饱私囊，提前征税已经征到1950年代了，所谓的“天府之国”早已元气大伤。虽然中央政府因为抗战迁入四川，但也无法改变其地方权力结构。事实上，中央政府刚刚进入四川时，它的权威就遭到该省军人的挑战。虽然王瓒绪是四川人，而且他的省长任命本身已经是中央政府为了羁縻地方势力而做出的让步，但由于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川省军人的不满。蒋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贺国光)前往成都安抚，才暂时平息反对声浪。四川的政争也波及邻省西康，当时割据西康的四川军人刘文辉坚决反对中央势力进入其辖区。

因此到了1941年，中央政府对任何一个省份的控制都无法像1937年以前对长江中下游省份那样有效了。此时的中央政府经常无权任免省主席，即便偶尔在极少数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广大的城乡仍然在地方势力掌控之中。

换言之，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征兵征税、公安法制仍然按照中央政府未来到之前形形色色的本地陋规办事。在这些地方，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权威，而是依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谈判、要挟、恐吓乃至利益分赃来处理。尽管重庆的领导人大声疾呼推行某项政策，但中央政令一旦出了重庆便难发生作用。难怪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已经感叹内政问题对国家生存的威胁远超过外敌日本。他特别提到的三个困难是征兵、征粮纳税和中共。它们都已经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在经济上，沿海省份的沦陷意味着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辛苦建设起来的单薄工业化基础全部化为泡影。日本迅速占领沿海各省，破坏或掠夺中国的现代工业设施，只有极少部分设备被仓促撤到后方，它们经由水路、陆路，甚至以人力、畜力拖负的方式搬运，其过程虽可歌可泣，却混乱不堪，成绩有限。再经过日本空军和陆军四年处心积虑的摧残，中国又后继无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中国的生产力恐怕已经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至更低。简言之，中国只能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中拼命挤榨出一些剩余物资，来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敌人作战。最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制造一部军用机动车辆，而日本不但可以制造大量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甚至可以制造八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其科技力量与世界任何强国比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与政治情况一样支离破碎。在国民政府匆忙撤离沿海各省时，它把大批的中下层行政干部留在沦陷区，其结果是，后方的各级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权势分子掌控。明显的例子是，尽管法币应该是全国通行的货币，但事实上，伪政府币、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币、民国以前的各种地方钱币在许多地方通行无阻。市场既然如此割裂，难怪囤积居奇、走私、与敌伪通商、贩卖鸦片或其他违禁品都能在地方军人的保护伞之下公然进行。也正是这样一个落后的经济，居然能够支撑中国的抗战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

在军事上，问题同样严重。从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军(蒋介石嫡系队伍及部分两广军队)运用民族主义高潮，强势压倒其他地区的军阀，逼其输诚以保全他们在各自原有地盘的统治权。因此，1928年中国达成的所谓“统一”局面，其实是经由讨价还价而获得的。在此后十年的“南京时代”，蒋介石大大增强了他的军事实力。他建立了一支小而精的现代化军队，进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厂设备、工业器材，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他还在世界市场上物色到一批西方军事专家，重金礼聘来华。到了1937年，这支中央军在训练、装备、纪律方面已经成为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军队。虽然这支军队在数量上并不能与地方军队的总数相比，但它比任何个别的地方军队都要强大和善战。也就是这支军队，使得蒋介石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上赢得了主导权，并使他敢在七七事变时决定对日作战。他的抗日决定在当时只赢得了少数地方军人诚心的支持，大多数地方军人骑墙观望。

然而在战争开始后仅仅6~8个月，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实力对比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同时在华北、华东(特别是淞沪)正面迎敌，让他的王牌军队遭受重创，使得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力量对比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状况。有些地方军由于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武器装备可能比中央军更精良。但蒋介石既无实权命令这些军队参战，也无实权把它们精良的武器转发给战斗力强的部队。在不少地区，地方政权阳奉阴违，如果重庆政府坚决要求它们抗日，它们不但不会奉令作战，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伪政权。正因如此，在全国进行对日抗战的同时，也有不少地区正在进行小型内战。设若不是蒋介石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权会与日本达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协议，乃至明目张胆地成立地区性傀儡政权。

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

毫无疑问，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中国军队的实质与七七事变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它在编制上已膨胀到四五百万兵员之众，一方面尽忠职守的军官找不到足够的壮丁入伍；而另一方面贪污腐化的军官却大量吃空缺，致使军队的实际人数远低于编制规定。尽管国民政府有全国性的征兵法规，但实施则因地而异。地方上负责执行该法规的官员，其行为常常被其他因素左右，比如缺乏户口调查数据，向权贵家庭示惠或收贿，或者是延续本地历来的陋规而置法令于不顾，其后果是全国各地的征兵制度充满腐败不公。

一般言之，壮丁在征集之后，他们悲惨的命运才真正开始。在漫长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经常以绳索捆绑，必须忍受鞭打、饥饿和其他种种非人待遇。难怪到达营地时只有少数壮丁仍然健康，相当一部分壮丁半途逃亡，或是死于异乡。由于大多数省份控制在地方军人手中，地方军人首先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达成征兵指标。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两征甚至三征，或是向地方官员谈条件做交易以取得壮丁，而这样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的机会和民众痛苦的程度。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衰退，普遍急需整编训练、补充员额和更新装备。连绵不断的作战和接踵而至的挫败使政府无暇进行有秩序的整军。因此，蒋介石在1937~1941年几度试图施行整军计划，最后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蒋介石最器重的德国和苏联军事专家又相继撤离，更使士兵和下级军官的训练及参谋作业受到重大打击。

武器的补给当然更为困难。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民政府曾经两次试图从国外大量进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1939年，要求苏联装备20个陆军师；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专程赴美，试图说服英国继续维持缅甸交通，以保证西方武器可以经过仰光进入中国。但是两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结果是，1941年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已经比1937年大为减退，不但缺乏先进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甚至缺乏步枪、机枪和弹药。

相对于地方军队，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渐趋劣势。多次战败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战斗力，而且严重影响将领的心理状态和行事作风。在“南京时代”，中央军的将领完全是专业军人，以全副精力投注于训练和作战，少有行政职务的羁绊，也无须操心壮丁、武器或补给等后勤事务，因为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负责安排。

但是他们一旦撤退到内陆省份后，情形立即改变。他们必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求生存，有时需要圈地求生，或从地方官员手中夺取粮食和税金。无形之中，他们的心态逐渐由野战部队变成占领部队，生存成为最迫切的目的。事实上，他们变成外来统治者。更有甚者，由于1939~1940年国外武器来源逐渐被切断，一旦在作战中丧失武器便无法补充。于是他们的心态便变得越来越保守，保存实力成为首要考虑。

中央军队在与地方政府、地方市场以及广大群众发生直接接触以后，将领越来越无法抵抗民间社会生活的引诱，也难以抗拒贪污腐化和贪生怕死的作风。除了一小部分将领仍能保持战前的纪律和高昂斗志，或是因为作战需要而经常调动防地(如第五军、第六军、第十军)，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队长期在一个固定地点驻扎，就会出现风纪败坏的情况，而且时间愈久，腐化和颓废的程度愈高(如汤恩伯在河南省)。这个腐蚀过程最后感染了蒋介石的大部分军队。

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真相与幻象

基于以上所述，蒋介石号称是“中国最高领袖”，而其领导的政府号称是“中国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上的。当时世界各国(除日本以外)之所以无视这个事实，宁愿与蒋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决心表现得最坚定；第二，在国民政府旗帜下五花八门的军队中，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凝聚力最坚固。不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或之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几乎无一人倒向日本。相比之下，许多地方军人选择依附国民政府，他们的忠诚度和抗日决心却有所不同，有些势力甚至认为倒向日本或伪政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虽然数量上只是全中国军队的十分之一左右，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自称是全国领袖的说法，也能说服列强接受他为中国的合法代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一夜之间突然发现彼此已经成为同盟国。犹记得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曾大胆预言中国的抵抗不出三个月必将瓦解。当时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也不指望中国能够持久抗战。作为中国的敌人，日本历来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更了解中国在各方面的弱点。但是它的错误是见树不见林，过分低估了中国能够不惜一切牺牲抵抗外侮的民族意识。相反地，当太平洋战争危机日益加深时，中国未来的西方盟友却又只见林而不见树，过分高估了中国的作战能力，对中国众多弱点不够了解，甚或误解，以致对中国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蒋介石一生的事业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恐怕是他过于成功地扮演了“中国最高领袖”的角色，使许多同时代的外国人误以为真，因而忽略了他权力基础的薄弱性。所以当他无法兑现他的各种承诺时，外国人便当然认为他是缺乏兑现的意愿。换言之，许多外国人不了解蒋介石是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力量去兑现诺言，因而把责任归诸他的人格缺点，如缺乏智慧、诚意、远见、爱国心，甚至普通常识。外国人不免会问，若非如此，蒋介石何以能对明明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建议置之不顾？以此观之，蒋介石成功地掩饰了自己权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国人又喜欢先入为主地用西方政治制度观念来分析中国事务，两者结合，引致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而这种结合不但无谓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间的摩擦，也导致了不少后世学者的误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经由以上的观点，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变得如此错综复杂的原因所在。

（本文系《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一书“前言”，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