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那一道清晓的光——记哲学所的年轻人

这里的哲学所，是指1990年代初的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虽然社科院并非百年老店和巍巍学府，但却拥有一批耆年硕学，学脉绵长；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虽然那是个风流云散的年代，但是整个社科院，尤其哲学所，仍然活跃着一批放在国内任何一家一流哲学系都毫不逊色的年轻人。

本来，社科院只是或主要是个研究机构，虽然办了研究生部，但因为研究人员们一周只需一至两次到所里点卯，平时并不在院里，而且从理论上说，研究所和研究生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建制，所以，若不是我的导师范明生先生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门拼盘课，我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见到这些其时还相当年轻的研究人员，至少不会有课堂上那么“便当”（此为沪语，用沪语发音会更传神）。

毕竟年深日久，我已经不能确记这个所谓“拼盘课”的名称，也许是中西哲学和文化名著选读之类，我记得的是上课的年轻老师，他们分别是俞宣孟、翁绍军、周昌忠和张士楚。

宣孟老师显然已是所里的中坚，那时候他正处于自己“成长”中最好的时光——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也是明生师特别看好、以为所里少数可与一谈学问的人。在那门课上，宣孟老师带我们读陈康先生翻译的《巴门尼德斯篇》。因为大学时节一次路过北京，我在商务的王府井门市部淘到过这部书，而且那时即已细读一过，所以宣孟老师的课我听得津津有味。记得宣孟老师看着我那本书中夹得满满当当的便笺纸条，还曾用上海话夸了我一句，大意是很难得之类。我听了就更来劲儿了，好像回到寝室还特意往书里多塞了几张小纸片什么的。

宣孟老师的大作《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的哲学》其时早已出版了，那应该是“改开”以后第一部研究海氏哲学的中文著作。当时他应该正在准备《本体论研究》一书，且刚好在创刊未久颇有生气的《探索与争鸣》发表了“巴门尼德‘是’的意义说”，文章洋洋洒洒近四万字。那是我读过的宣孟老师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篇文字，真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让人如醉如痴，分不清哪里是巴门尼德的意思，哪里是海德格尔的意思，哪里又是宣孟老师自己的意思，总之文章已臻于化境，如盐之溶于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真此之谓也。

宣孟老师最具标志性的创见是力主将Sein(Being)译为“是”，对此可谓念兹在兹，达到了逢人必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程度，所以那个时段所里的同仁干脆给他取了个雅号就叫Being。所谓真积力久，深造自得，宣孟老师显然是颇为自得于此的。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当年对海氏弟子熊伟先生谈了将Sein译为“是”的意思后，熊先生对他提了三个问题：是否《存在与时间》里所有的Sein都能译为“是”？是否海氏著作里所有的Sein都能译为“是”？是否西方哲学史上所有的Sein都能译为“是”？宣孟老师自信而得意地对我说：写完《本体论研究》，可以告慰熊伟先生，当年这三问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宣孟老师出身复旦哲学系，他说头一年（1978年）报考大学政审未通过，第二年就干脆考研了。课余，他给我们讲段子：刚入学时同门一起去见导师全增嘏先生，全先生一个一个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等毕业时再去见全先生，他还是一个一个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还说很多年后他回复旦去，有一位那时也已成为老先生的先生笑谓：我们有一位俞先生博学多能，另一位俞先生就知道一件事（也就是Being）。宣孟老师闻听正色道：我就是知道一件事！

其实宣孟老师是真正的博学多闻者，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真正的哲人气质，这一点只消与他稍有接触就能非常清晰而深刻地体会到。宣孟老师早年有一句名言：做哲学就是做和尚，只是没有剃度出家——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论相较，宣孟师所论无疑更具东方色彩和神韵。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宣孟师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年轻时颇好“烟火”，一次还告诉我，他有一回来到社科院对过的长春食品店，阔气地抛出十元大洋，昂首对售货员说：一块钱以下的香烟一样来一包！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那门课程之后，我与宣孟老师有长期的“亲密接触”，除了那年在富阳桃花岭偶遇，并在西湖边聊天，记得更早那年，因为宣孟老师的公子在浙大外语系求学，他到杭州来，在求是村我的小公寓，晚上我们连床夜话，他谈兴甚浓，虽多陈年旧事，我听了也极为过瘾且受益。

前年是社科院哲学所六十周年所庆，因为幸运地被邀出席大会，想到往事翩翩，我就在头天晚上发了一条状态，回忆到当年宣孟老师讲的一个段子：是说在一次学术会上，赵越胜听了他主张将Being翻译为“是”的理由后，大大咧咧地自言自语说：你这么说倒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一旁的周国平就调侃说：他这么翻译难道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第二天所庆大会散后，我特意上前去和宣孟老师招呼，他见到我就连连夸我的记性好，说是他这么多年前的随口一说，我竟然还记得这么清楚!

在那次所庆会上，我还遇到了当年同样给我上过课的周昌忠老师。说来有点儿遗憾，毕业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昌忠老师，而他对我却一直是很关注的。据小友蒋益告诉我，那年我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几篇补白豆干小文，昌忠老师也都注意到了，思之不免让人汗颜。

昌忠老师西学素养渊深，为商务翻译过多种科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但他其实是一个自学成才者。早年主要研究科学方法论，后又转入语言哲学研究。让我引起很大兴趣的是，1991年，也即是我硕士入学的第二年，昌忠老师出版了他的一本小书《公孙龙子新论》，记得我从社科院门口的门市买到这本书后，很仔细地把它读了。在昌忠老师的课上，我还试图和他就这本书的某些观点做些讨论。看得出来，昌忠老师对我读他的书很高兴，但是他非常低调，可能也有些不善言辞，所以似乎没有直接回应我那次的某些评论和观感。

直到今天，《公孙龙子新论》对于所谓知性思维的剖析和强调仍然给人深刻的印象，并能够引起人们深切的共鸣。我依稀记起那时候，王元化先生谈黑格尔的《小逻辑》，似乎也特别强调知性思维的正面价值，昌忠老师应该会引之为同调，这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清明和理性的声音。至于此书在治学方法论上的特色，如果要我在当今找个例子的话，我会想到韩林合教授研究庄子和郭象的两本书。与那些由于对西学的隔膜而导致的转轱辘式的中学研究不同，这两位学者由于其对西学的内在素养，使得他们的工作不但本身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学术含量和增量的工作，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性。

昌忠老师1988年三月就写完了他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研究》，但是此书直到1992年六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是次年五月在福州路买到这本书的。不想在做博士论文时我还能够利用到这本书。我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这本书，昌忠老师的表述清楚简约，但在不少地方又颇有深意，耐人寻味，让人颇为受用。毫无疑问，我认为昌忠老师这部书的价值是被大大低估了的，当然这并不是昌忠老师个人的悲哀，而是中国学术和学术界的悲哀。

就我个人来说，令人伤感的是，我的有一位任课老师，哲学所外哲研究室的翁绍军研究员已于前些年去世。翁老师出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早年留英归国的温锡增先生（曾翻译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和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主要领域是希腊哲学和宗教哲学，以及中西交流史。

翁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间较短，我在课上与私下与他的交流和接触都不算多，而主要是通过他翻译的著作，例如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克尔凯廓尔的《哲学片段》，以及利科的《恶的象征》而了解他的学问的。前些年，我还买到了由中西书局出版的他的《<形而上学>论稿》，据后记中说，这部稿子的基础是他当年的硕士论文，但他多年来一直在修改增补。显然，能在七十岁初度时出版这部凝聚自己年轻时哲学梦想的书稿，翁老师应该是深感欣慰的。

由此想起2015年下半年我到华师大参加冯契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那一次，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蒋益小友在孙守飞小友的向导下来会场找我，当晚我们还在师大老村一起石库门嗨皮。蒋小友是较早当面认肯我回忆社科院生涯那几篇小文之“价值”的一位读者，甚至有些夸张地认为我的文字塑造出了社科院哲学所的“学统”。也是在那次交谈中，我们还设想能否对哲学所仍然健在的研究人员做些口述史的访谈。此事当然并未能付诸实施，还记得那天《文汇报》的李念记者也在场，在她随口提到让我策划构思些选题时，我也随口提到了这个口述史“项目”。她肯定这个创意不错，但又认为未必要局限于社科院或哲学所的学者。

在那年的哲学所所庆大会上，我也没有见到当年的另一位任课老师，那就是中哲研究室的张士楚老师，有一个原因是士楚老师后来下海了，听说生意还做得不小，但是哲学研究肯定是已经放弃了。士楚老师是真草大师王蘧常的学生，印象中他讲课很有趣，经常掺杂些上海话。因为他是文化热的拥趸，无论讲什么书，他都会有一句口头禅：有文化的么司（东西），意思是有文化信息和含量。

士楚老师讲的一个段子让我们印象深刻：他刚到社科院时未分到房子，就找到张仲礼院长，张院长对他说，让你老师写封信来嘛！士楚老师后来就拿着王蘧常先生给张院长的信，分到了房子。

士楚老师高个颀长，穿着时尚，风度翩翩，十足才子一枚。那时候人民出版社有一套颇有影响的“三个面向”丛书，士楚老师在里面出了一种，叫做《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套书的总序中最后有句有名的话：朋友们，清晓的光已照亮崎岖的道路，走便是当前的任务。没有错，对于九十年代初的我来说，范老师设计的拼盘课上的这些老师们就是照亮我前行的那一道清晓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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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