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何以称为经典？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42.00元

吕思勉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虽然出版于八十年前，我仍把它列为中国通史方面的经典著作，推荐给大家学习阅读，这是因为此书的特色在中国通史的著作中是很少见的。关于它的特色，最早已有史学名家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略作评述，可惜八十余年来，阅读界对此点还未十分留意。顾先生《当代中国史学》的“通史的撰述”一节惜墨如金，列举“较近理想的”通史家七位、通史著作八种，而具体展开评述的唯吕先生和张荫麟先生的著作三种。顾先生对《吕著中国通史》的评述是这样写的：

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1947年版，第85页）

这里评述的《中国通史》，就是本文所介绍的《吕著中国通史》（下文或简称《吕著》）。顾先生概括此书的特点有三：一是体裁别致，二是叙述与议论兼顾，三是批判的态度与石破天惊的新观点。关于体裁问题，《吕著》在“绪论”中有专门的解释，此处略而不论。叙述本是史书的主要内容，而《吕著》特加重了议论的部分，所以顾先生说它是“叙述与议论兼顾”，其目的还是在于“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提出他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换言之，《吕著》较之于同类通史著述的不同特色，就在于“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判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的新理论”。

《吕著中国通史》初版书影

要说明《吕著》的这个特色，我们还是需要引录和阅读作者的原文。《吕著中国通史》有“教育”一节，讨论教育事业与宋代的书院，他写道： 

凡国家办的事，往往只能以社会上已通行的，即大众所公认的理论为根据。而这种理论，往往是已经过时的，至少是比较陈旧的。因为不如此，不会为大众所承认。其较新鲜的、方兴的，则其事必在逐渐萌芽，理论必未甚完全，事实亦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提给大众看，国家当然无从依据之以办事。所以政治所办理的事情，往往较社会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为落后。教育事业，亦是如此。

接着，吕先生叙述了宋代的书院之设，说都是当时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或为好学者的所集合；他们都是无所为而为之，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等等。随后，吕先生又写了一段议论：

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吕著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48、249页）

教育指望全由国家来办养包办，那政府一定是举鼎绝髌、力不能及。这本是常识，也是社会科学的成说。如此，宋代的书院制度留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私立教育是否只有分担政府负担的功能呢？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吕先生由书院之制的叙述，进而议论到公立私立的差异，强调它们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代表了思想上、学术上的新与旧。这不能不说就是顾先生所指的“石破天惊”的新理论。

吕思勉（1884-1957）

又如“族制”一节，吕先生在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家庭制度的变迁后说：

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他又说：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做“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智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质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帖。 （《吕著中国通史》，第35、36-37页）

传统的小家庭，能否与现代人的生活相适应？能否担当其养老抚幼的责职？今日的年轻夫妇是否还是忙得像“奴隶一般”？这些都是吕先生研讨“宗族”“家庭”等历史问题后真正想安顿的落脚点。他认为：学习历史，所探求的是“理而非事”，既“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所以希望读者能“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吕著中国通史》，第6页）

《吕著中国通史》第十章“刑法”手稿

读了上面引录的《吕著》议论，我想起《法兰西的特性》的导言里写有的两句名言：“过去和现在成为一对分不开、拆不散的伴侣。”“历史本质上是以未来的名义对当代提出的警告。” （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页）确实，没有对现实的关切，没有对未来的热爱，一个历史学者如何会去思考和追问这样的问题呢？史家对历史的热爱，和对现状与未来的关切，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温情与敬意”是一种方式，吕先生《吕著中国通史》的冷峻的“批评”也是一种方式。如将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与吕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相比较，那么读钱书，如同与慈母谈心；读吕著，则如同与严父对话。一个人的心智如要得到健康的培育，既要有慈母般的“温情”谈心，也要要严父般的“冷峻”对话。史学经典的阅读也是如此。然而，对吕先生来说，对历史持一种冷峻的批评态度，全是出于他的治学的目的和动机。他说：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1941年3月21《中美日报》，《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0-751页）

我曾说：吕先生写的中国通史，都有他的特色，不同层次上，都适合用作学史的入门书。“入门书”三字，不可误解为只适合于初学者的书。其实，吕先生的中国通史，都是浅而不陋，深而不玄，既适合用作通俗学习的入门书，也可以当作深入研读的经典书。其冷峻的批评态度，本是历史学习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滋养心智的必需品。这就是《吕著中国通史》作为中国通史方面的经典书，能够经久不衰、常读常新的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