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承继”——那些沉寂时刻

2019年圣诞，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在北美上映，好评如潮，入围了三项奥斯卡重量级奖项（最佳男主、配角以及最佳剧本奖）。影片的内容是基于一则重大而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而成，讲述了21世纪初天主教会丑闻不断被爆出后，教宗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由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主动请辞教宗职务，权力斡旋之下，阿根廷主教贝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由乔纳森·普雷斯饰演）被选为新任教宗（即当今的方济各教宗Pope Francisco）。当贝格里奥主教换上教宗专门的白色服制步入中央阳台面向众人时，首位来自南半球的教宗宣告诞生，他也是第一位出任教宗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教宗对“宗徒圣伯多禄之位”的承继，堪称罗马天主教世界里最具有戏剧性的权力交接之一。

中国香港版将片名译为“教廷白烟”，主要是以电影中的教宗选举时，教廷烟囱升腾起的“白烟”，以示新人选出的意象为特写，故此译也可谓精湛。电影色彩明艳，西斯廷天顶壁画的多彩、枢机主教的红袍，以闪回形式呈现的黑白片段等等，颜色的冲撞似有着一言难尽的层层深意。故事的不少重大情节做了艺术化的处理，颜色的冲突影射重大，折射出宗教力量裹挟下的世界现代史中多方角力的事件与现实对历史张力的反拨。

《教宗的承继》剧照

颜色之外，对白也是本片的重大亮点。两位教宗数场重头“对手戏”，包括就神学观点的论辩、教会发展的分歧、个人历史遭遇的吐露等，数回合进退得体的针锋相对可谓极其精彩。由此情节，作为观众的我们都可设想历史真实对话场景中的“刀光剑影”。但笔者所关注的，恰是电影的留白之处，那些陷入沉寂的间隙，方才是教宗承继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

保守与革新的承继

但丁的《神曲》将教宗的退位，贬斥为懦夫的举止。纵观教会史，教宗在世宣布退位的情况极为罕见。在圣统制运作的近两千年中，仅在中世纪发生了一例。1294年，西来斯廷五世（Celestine V，？-1294）以85岁高龄被选为教宗，后因无力应付教廷内外事务，半年后即遭强势的枢机主教、继任的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1234-1303）逼迫逊位。当然，历史上还有一些真伪教宗对立存在的时刻，通常因所持观点相悖，而不得兼于教廷。至于主动让贤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堪称古往今来的第一人。

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1920-2005）故世，分散在52个国家的112名枢机主教（Cardinals，根据服制颜色也可译为“红衣主教”）齐聚梵蒂冈西斯廷小堂（Sistine Chapel）参加教宗选举，当选者至少要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即77票。第一轮投票结束，不出意料，冒出的是黑烟，票数最高的是德国主教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47票，第二位是阿根廷主教贝格里奥10票。拉辛格是一位著述等身、具有极高威望的神学泰斗，他是枢机主教团的首领，是若望·保禄二世的重要支持者与得力助手，同时也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贝格里奥则恰恰相反，是一名极具改革意识的耶稣会士，他深入民众，主张教会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午餐时，拉辛格游说了多为红衣主教，说明他的理念，希望能够在第二轮投票中有结果。果然，第二次票决后，烟囱里冒出了白烟，拉辛格主教当选，定名号为“本笃”，人称“本笃十六世”。

枢机主教团投票选举新教宗

然而，本笃十六世的就任已不合时宜。随着信息革命的来临，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婚姻自由、堕胎自由、性取向自由等等，成为社会的常态，而本笃十六世是一位来自旧社会的精英主义者，结交的是银行家、政治家，奉行权力结构与规则，与外界环境的变化与民众的诉求相隔甚远。他延续了上一任若望·保禄二世的立场，对避孕、堕胎、同性恋等不予支持，认为一切与《圣经》相悖的行为，都是倒行逆施，于是他的当选使得天主教会改革的势头再度受挫。加之，教廷内部众多的派系斗争、银行丑闻、娈童丑案迭起等，使得教会与外部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2012年，远在南美阿根廷主教的贝格里奥特赴梵蒂冈向教宗请辞。时隔多年，两位昔日的对手再见都已满头银发。年迈的本笃十六世，更是需要心脏起搏器支撑。寻常的寒暄之后，教宗对贝格里奥的辞职感到非常的不悦。处于丑闻漩涡的教廷如何应对一位改革派的代表请辞，此举可视为对教廷保守势力的直接抗议。贝格里奥也毫不掩饰对当下教会的失望，在他看来，教会如今已经和现实世界脱轨、失去公信力，而主教们和司铎们就如同推销人员，在向信众兜售一种过期的商品。本笃十六世则认为，教义应该是静态恒定的，而贝格里奥则认为教义应当与时俱进，两人不免为此又争论一番。

贝格里奥是本笃十六世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自他上任阿根廷主教后，他拒绝住在奢华的主教官邸。他简朴亲民的生活作风，在本笃十六世为代表的保守派看来，简直是用行动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其他主教，认为对照之下他们的生活是奢侈的。此外，贝格里奥接受同性恋、离异者再婚等，他也经常到人群中布道，亲自分发食物，包括向非教徒。因为在他看来圣餐的意义，不在于嘉奖贤人，而是提供食物给那些挨饿的人。这些解释在本笃十六世看来都是强词夺理，是“狭隘的相对主义在作怪”。如果因为立场和条件发生改变，就更改对教条的解释，那教会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本笃十六世曾说这样一句警示：“如果教会和这个时代联姻，那必定在下个时代中守寡。”作为保守派的本笃十六与革新派的贝格里奥看似都难以说服彼此。

几日后，本笃十六世私下告知贝格里奥自己准备辞任，并嘱意贝格里奥接任。“上帝希望下一任教宗来修正上一任的错误。”贝格里奥十分震惊，因为教宗退位在天主教漫长的历史中事极少有的情况。而且此时正值教廷接受外界质疑的时候，这必然会引发更多的猜测，而最重要的是信众们难以接受。所谓教宗，正是被认为背负着人类所有罪孽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继承者。正是历任教宗在世间布道、受难、牺牲，才使得宗教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保障。如果教宗辞任，甚至可以被视作为背叛，将会给罗马天主教的合法性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贝格里奥担心的问题，教宗自然已经考虑到了。但是如今教廷内外交困，旧的秩序与经验，已经无法帮助他管理。教廷面对的是十二亿信众，只有解决教会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完成这一过渡，教廷的权威才不会被信众颠覆，所以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继任者，尽一切可能顺利完成这一权力交接。而在本笃十六世看来，这个人选正是贝格里奥。

次年2月，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演讲中宣布，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决定辞任教宗一职，他在演讲中对信众说，自己将不再是天主教的领袖，而是一位在朝圣路上开启最后一程的朝圣者。同年，贝格里奥当选新教宗，取名方济各，他也是首位取“方济各”为教名的教宗。他没有按照惯例，换上教宗专用的精美披肩和绶带，而是以衣冠简朴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接受人们对新时代的欢呼和期望。方济各教宗上任后，致力于修正本笃十六世的一些错误，打破天主教的高墙，对避孕、同性恋等问题宽容，同时更加关注贫困、儿童、移民和经济不公平的问题。他是信息时代的使徒，是天主教新秩序的捍卫者，也来自教廷最精锐的修会耶稣会的成员之一。

“黑衣教宗”与方济各的黑色回忆

“黑衣教宗”（the Black Pope）是一则生动的比喻，指涉耶稣会总会长（the Superior General）。耶稣会士的服装统一为黑色，与罗马教宗的服装形成黑白对撞的剧烈反差。由于耶稣会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在宗教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他们时常是国王的忏悔神父，甚至为教宗做礼拜。1814年，耶稣会恢复建制之后的阶段中，他们很快又回到了教廷事务的中心。因此在修会权力日隆之际，耶稣会负责人常被视作真正掌握权柄的“黑衣教宗”。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还将这个称法运用到小说（Le jésuite，1865）中去。到了19世纪的末叶，“黑衣教宗”的说法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但其实也藏着对于耶稣会使命方式的揶揄，具有某种偏向否定的意味在其中，意指耶稣会似乎存有密谋的活动属性，而前台的白衣教宗则好似提线木偶般受摆布。并且这种偏向于阴谋论的臆测，还曾经被新教牧师以书作形式抨击。当然，这些说法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但也不能够仅从正面或者负面的单一向度来阐释。的确，耶稣会士通常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具有比较出众的学识和能力，他们的陶成通常要花费15年的时间在各人文学科的涵养上，且修会具有相对灵活应变的机动法则，助会士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教活动，免受过度约束，比如明末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采取的“补儒易佛”契合中国文化，打开“上层路线”传教。耶稣会士凭借机敏与智慧进入社会权力核心在欧洲，他们倾听王侯公爵的忏悔，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权力人物，兼具宗教权威性和世俗影响力。在修会势力日渐扩大至膨胀之时，被罗马教廷镇压。

方济各教宗与耶稣会总会长（左）

如果说，1773年耶稣会被敕令宣布解散代表着修会与教廷关系的谷底时，那么2013年方济各教宗胜选或许可以被认为相处最融洽一项标志了。但是电影中，贝格里奥面对本笃十六世的禅让，却犹疑起来。因他还有尚未洗清的罪孽，这是他心里跨不过的一道坎，是未在教廷档案中完全记录下来的最黑暗的一页，这与作为耶稣会南美省会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自大航海时代，耶稣会便已踏上了拉美的传教之路。修会在拉美地区会省的逐渐成形和不断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更反映了耶稣会士同当地原住民之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拉美各个国家之间的种种政治、文化层面的力量都会影响到修会使命的发展，会士的人数消长也与之密切相关。在当地民众中间活动，需要娴熟的语言技能，要求掌握多种语言，并且彼此间又有不用的语法和词汇要求，同时对民族历史的熟捻和对当地文化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往往是耶稣会比较擅长的领域。因此，修会也利用这样的机遇建立了高等学府，为拉丁美洲的人才培养提供助力，同时修会的影响力和威望，也日渐扩大。

1976年阿根廷“肮脏战争”屠杀平民

1973年，贝格里奥被任命为耶稣会拉美会省的负责人。3年之后，阿根廷爆发了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Dirty War），这场屠戮整整持续到1983年。恐怖主义方针支配下军政府武力推翻民选政府掌权，许多敢于站出来发声的人都无端消失，这引发国际社会巨大关注。耶稣会士被认为在这场战役中一直站在那些贫穷的、被边缘化的人群这边，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时，他们始终与当地人同仇敌忾。但当时的贝格里奥是耶稣会在该地区的首领，为保护其下的司铎，对军政府曲意逢迎，并让属下停止对抗活动。然而，耶稣会士们并不理解他，认为他投靠了军政府，不再听命于他，更将他斥为懦弱小人。贝格里奥一气之下，将这些反对他作法的人踢出耶稣会。不想没几日，那些失去修会庇护的会士们就被政府军抓走，等他赶去救人，为时已晚。之后军事独裁倒台，民主回归。贝格里奥又被修会流放到了偏远地区，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两年，但正是这两年的普通司铎生涯中，他学会了去倾听。他尝试去反思，反思暴政的危害，也对自己年轻时候的独断专行展开反省，为自己间接害死的耶稣会士们忏悔，认为这都是他的自负造成的。因为自负，将筑起自己与别人之间的高墙，并导致更多人蒙难。而军政府的暴政，也恰是一种自负的表现，因为自负而傲慢，视人命如草芥。

1998年，贝格里奥再回阿根廷，将他这些年的思考悉数变为呼吁。贝格里奥国际会议多次发声，也在平民中宣道。2003年，被任命为阿根廷主教的贝格里奥依旧坚持自己的作风，不做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他常常走入民众中布道，亲力亲为给人们派发食物，他把这当作是一种苦修。因为忏悔和赎罪让他更明白受难的意义。在看来只有受难者，才能看到他人的疾苦。

“聚焦”教宗的沉寂

在《教宗的承继》中，有一处极为特殊的静音特效处理。在听了贝格里奥的忏悔后，教宗本笃十六世也试图为自己的罪过告诫，他本应该体众生受难，却因为自己无法面对现实苦难，而躲在书堆里，以维护教会的本垒为缘由，放任罪行。正是这些推诿，让信仰远离了他。这里的一段沉默，实则正是对应了进入21世纪以来，日益爆出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侵害儿童案件。

电影《聚焦》的海报及标语“打开故事，打破沉默”

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深度报道专栏（Spotlight Investigation）将经年调查的神职人员娈童事件进行了报道。事实上，这类“丑闻”已在坊间流传了许久。最令广大读者们震惊的不单单是犯案神职人员的可耻行径，更是那些被认为是知识渊博、形象良好的主教或是修会负责人对于这类犯罪行为的故意掩盖。他们未能够保护那些无辜的孩童、未成年人，从而导致人们对罗马天主教会救灵使命、教会以及修会的管理都大失所望。这一事件被翻拍成电影《聚焦》，并在2015年上映，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内的众多高规格嘉奖。

若以《聚焦》所关注的北美地区为例，实际早在1985年就有爆出这类丑闻，路易斯安纳州的神父被指控犯下11宗娈童案件，由此波及整个美国，最后引发世界级关注，但主教们对之避而不谈、沉默不答。有一些犯案神职人员接受了药物治疗，但绝大部分仅是接受调任，换到那些不再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上。《聚焦》案所指的大规模侵害儿童案中，也有一部分是北美的耶稣会士所犯下的。2011年，俄勒冈会省的耶稣会士被指控在所辖阿拉斯加地区犯下数宗案件，最后会省支付了高达2.5亿美元的赔偿金给700余位受害人。这些受害人，主要北美的原住民或是阿拉斯加土居家庭的孩子，共有57名耶稣会士犯下该罪。会省也因为大规模赔偿而破产。最臭名昭著的耶稣会士犯案者，被判处25年的监禁，并革除教籍。但这在最终判决之前，对他惩罚多是在不同的会省之间调动，而省会长甚至是总会长都未曾直面这类问题。

多年来，这类耸人听闻的案件层出不穷，而教会的处理方式，大多则是掩盖，将犯下罪行的神职人员调往其他的教区。于是很多情况下，这些神职人员有恃无恐，这样可憎的罪行又重新开始。教会在自身周围建起的高墙，不仅阻隔了人心，还掩护了罪恶。贝格里奥曾经亲耳听闻一位主教说“宁可让九个孩子受罪，也不能让九百万人因一起丑闻而失去信仰。”眼看着教会向着他无法容忍的法相发展，贝格里奥不愿意再做一个销售人员，向信徒们兜售一个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教会。本笃十六世无言以对，陷入一片寂静。贝格里奥对教宗说：“忏悔可以消弭犯罪感，但是不会有助于受害者。”贝格里奥自己就是耶稣会士，他对于这样的行为持绝不姑息的态度。自2013年出任教宗以来，方济各教宗帮助建立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神职人员侵害儿童的措施，将之名为“希望与治愈：保卫孩童与青年”（Instruments of Hope and Healing: Safeguardi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在北美地区实行。以美国耶稣会为先行者，所有的美国耶稣会士都必须每隔三年接受关于防止、回应和监督这类事件发生的专门训练。在欧洲，罗马的宗座格里高利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作为主导推行该措施。2019年2月，方济各在梵蒂冈召开为期四天的“在教会内保护儿童”的主题峰会，决心根除天主教内部泛滥的神职人员性侵害儿童现象。同年底，方济各教宗宣布废止《宗座保密法规》，将那些以保密法规为借口，掩盖神职人员罪行的说辞废除。没有人可以打着信仰的旗帜再度行恶。

今天，我们依旧可以通过网络翻阅到《波士顿环球报》电子刊上的专栏内容，同时，以耶稣会为个中一例，修会在公开发行的著作中直面这段曾经不见天日的历史现实。敢于面对，是迈向希望的重要一步。个体如此，修会如此，教廷更应如此。

两位教宗的会面

逊位后不久，本笃十六世又回到梵蒂冈居住，他的影响力依旧十分强大。面对丑闻和自我怀疑，善于内省的本笃十六世勇敢地召见和面对他最严厉的批判者和嘱意的继任者来到罗马。梵蒂冈的高墙之内，一场传统与进步、罪恶与宽恕之间的对话，由此展开。这两位截然不同主体，理性与勇敢的本笃十六世、开明与仁慈的方济各，直面各自的过去，在沉寂中试图推倒内心高起的壁垒，打开教会入世的大门，为全世界十亿信徒开创未来。教宗之位，或许象征权力，但要保证权力使然，信徒的信任才是信仰存续的关键。沉寂的反思后，新的时代已经扬起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