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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农民考古名人:跟考古队多年,被人喊“曾院士”
9月3日这天,曾卷炳没有去三星堆工作站,“要晒稻谷。”
71岁的曾卷炳家在广汉市三星村,出门就是三星堆遗址区。老伴和他都听说,过几天这里有会,要来很多专家大人物,这令他们联想到去年的“纪念三星堆发现90周年大会”。
饭桌上,曾卷炳和妻子争论起来,“石器,颜色带黑色的……”话里,不时蹦出“文化层”“灰坑”“叠压”之类的考古术语——按照他的回忆,从1980年“飞机航拍”三星堆开始,作为农民,曾卷炳就跟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干考古”了。他印象深刻:34年前(1986年),也是大约这个时间,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号坑、二号坑。
在广汉“考古”圈子里,曾卷炳很有名,“跟考古队多年,懂的东西多,我们都喊他曾院士。”广汉市文管所一位工作人员说道。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多位人士也称赞他“厉害”,是“元老”。
曾卷炳参与过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以及城墙发掘,又学会了陶器修复。带着手艺,他跟着三星堆工作站去过宜宾、雅安、巴中、重庆等很多地方,做发掘和文物修复。
三星堆博物馆
但曾卷炳直言,在三星堆的经历,对自己来说只是“做活路挣钱”。他只去过一次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因为他觉得里面的东西自己早都看过了。那一次进馆,他看到了自己修复后的“罐子”,“嘿嘿,心里还是很开心,听说有几件还在成都的博物馆里展览。”
饭桌上
农家老汉与老伴的“考古争论”
九月了,四川盆地的天气还是热。广汉市三星村的曾卷炳光着上身,抱了一筐稻谷倒在离家不远的一块水泥地上暴晒,旁边就是三星堆遗址区,锁着门。根据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提取的植物标本进行浮选分析,稻谷,也是距今三四千年前这片土地上古蜀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下午1点过了,曾卷炳还没有吃饭。回到家,他摸出一把生花生,咂摸起半杯泡酒,院子里种了柚子,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常见的成都平原的农家。农家里的农民曾卷炳,今年71岁,饭桌上他和老伴争论起来:“那个带黑灰色的,石器不一样的嘛……”一会说起最近大半年沸沸扬扬的三星堆三号坑的发掘,“找到一个铜的,耳朵出现了,就没再挖了。”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去年年底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曾提到,去年12月2日,现场考古人员在距地表1米深左右,发现了疑似青铜器,被认为是大口尊,器物肩部的“兽头”露了出来。
曾卷炳在吃午饭
“三号坑后面,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坑,位置是这样的……”曾卷炳的手指在桌子上滑动。半杯酒喝了大半,他剥了颗花生,又说:“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不过,更严谨的学者——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央视《开讲啦》中透露的说法是:脑洞再大一些,如果还有四号坑、五号坑、六号坑……
有考古学者指出,类似一、二号坑的祭祀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祭祀区进行揭示。“三星堆祭祀区的科学考古不是为了挖坑,而是为了展现古蜀文明以及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位置。”
论在三星堆的“资历”
他比不少考古人员还深
曾卷炳在三星堆的“资历”,比不少考古人员还要深。
他嘴里常提到两位“陈老师”,是当年三星堆考古的领队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他称呼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为雷老师,而副站长冉宏林,曾卷炳还记得他来考古工地实习的样子……
又喝了一口酒,曾卷炳开始回忆。
他出生在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小时候从没听过三星堆的故事,“就记得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有搞考古的到田里插过红旗。”他说,现在的三星堆,原来是村里种庄稼的地方。
对于自己的“考古事业”,曾卷炳说,是1980年“直升飞机航拍”的时候开始的。根据陈德安的回忆,1980年秋天,三星堆遗址开始了一次正式大规模的发掘,当年用直升机在空中航拍了一个小时的遗址。
“考古”是个什么东西?曾卷炳根本没有概念。对他来说,那会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抡锄头,而且每天还有工钱,“最开始八九角钱,后来涨到一块,再后来两块三块……”那年他31岁,他直言,自己去考古工地就是“做活路”、“挣钱”,“那个时候肉才几角钱一斤……”
1986年夏天
亲身见证一号坑、二号坑发掘
“考古队的老师喊挖哪里,就挖哪里,喊怎么挖——比如用手铲刮薄一点,就刮薄点……”1980年的考古发掘,持续了几个月。除了挖土、打探眼的手艺,曾卷炳没有记得更多的东西,他印象深刻的还是1986年的那个夏天。
他和妻子的记忆,与当时不少人的一样:一号坑的发现,源于当地一座砖厂挖土方时发现了玉石。之后,1号坑快要挖完的时候,“我吃过早饭过去准备拆棚子,看到旁边村里的杨永成蹲坐在那里。”走过去后,他被告知,这里发现了“铜脑壳(面具)”。他记得,接着一名张姓人员蹬着自行车去报告公安局,“机耕道石头路,他还摔了一跤,牙都磕坏了。”很快,公安也蹬着自行车赶了过来,再后来武警到位。
三星堆出土铜人头像 图据ic photo
之后,现场开始了“三班倒”发掘。曾卷炳白班负责买菜,轮到晚班时给土坑往外舀水。晚上光线不好,“有天挖到了一根手指大小的玉,象牙取了之后应该是在第二层发现的。”
第二天白天,“省考古院的老师在图上看到玉的标记,现场没看到东西。”开始大家以为有人拿了,“后来我说要不在挖的土堆里找找,晚上光线不好,说不定就扔那了。”一顿刨土后,果然玉找到了,这样白班才开始干活。
曾卷炳印象里,坑的最上面是象牙,“二号坑有将近70根”,中间是一些大的青铜器,例如大的青铜立人,“最下面好像有一些玉石,都比较碎。”
“那年也是现在这个时间挖的。”曾卷炳说,因为忙于考古工地上的活,家里的好几亩地水稻,那年都是请人收割的。
曾去过很多考古工地
“搞了这么多年了嘛”
桌子上的花生没了,曾卷炳又抓了一把,边吃边说。
“后来人多了,就没有买菜了。九几年的时候,又跟到考古队搞钻探调查。”曾卷炳解释,调查是为了搞清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有多大,“鸭子河两岸各几百米的范围,哪里有遗址,有多少处,都要搞清楚。”
离开了考古工地,这个活看起来“高级”一些,曾卷炳吐槽连连:用洛阳铲的探铲,手攥着往土里杵,手上全是水泡。“后来还找过三星堆遗址的城墙,也是打探眼,考古老师们要解剖城墙。”
除了三星堆遗址,曾卷炳还去过周边不少其他考古工地,还记得的有巴中、绵阳三台、雅安,“在重庆待了好几年,雅安汉源也去了好几回了。”
德阳一处考古工地上的村民
“都是跟着工作站去的。”为什么选你们?“肯定是我们更熟悉、更懂得一些,搞了这么多年了嘛。”
农村老汉的“考古经”:
文化层、叠压、青铜罍……
半杯酒喝完了,曾卷炳的话多了起来,像是在给我们上“考古公开课”。“文化层”、“叠压”、“灰坑”等考古术语,甚至于“青铜罍”也从这个农村老汉的嘴里说了出来。
“先用锄头刨掉表土层,一般大概二三十公分深。再下面,就是文化层,就要开始用手铲刮,要刮得跟这个桌面一样光——路都要让你看得出来。”
什么是文化层?“比如可能土层里会有陶器,就是人生活过的痕迹嘛,土质会不一样。”
“灰坑里文化层会有叠压,哪一层压哪一层,要把这一层做了,考古队的老师们画了图,把这一层有什么东西和方位标了,才可以清下一层。”
“探方的土壁上,要刮得光洁一些,然后分层就看得很清楚了,这样老师们才好划线,把不同的层分年代。”
“在丰都的时候挖一座古墓的墓道,那次就很麻烦,因为那边的土很黏,要轻轻地刮,才能看出来明显的分层。”
“看到过一些青铜器,叫做罍,还有我修复的陶器,有那种陶盉。”
…………
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
基本是他修复的
“前几天,我还去工作站修复东西。”曾卷炳说,前段时间形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成了网红,与之一同面世并引发学术争鸣的“龙凤纹”盘,他也参与了修复。
形似“愤怒的小鸟”的泥塑陶猪
而曾卷炳关于修复的故事,要从2001年开始讲起……曾卷炳没什么基础,他会种地,看到村里人编笼子、筛子,看一眼就会,所以那年他跟着工作站的人去重庆帮忙做修复时,“就看着四个老师们怎么做,学。”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再后来去巫山,自己就能独立修了。
“有个底,然后找片拼,要是有口子,中间的找不到片,就要搭上去——弧度要跟上下一致,找不到片的地方,就要用石膏补、打磨;口的外缘、内缘,纹饰都要对得上。”曾卷炳说起了心得。
曾卷炳提到了郭汉中——村里那个从学徒娃娃变成修复大师的人。他记得,郭汉中跟着考古队做修复的时候,不过十多岁,“当时陈老师就说,小伙子不错,喊他跟到学习修复青铜器。”曾卷炳主要修复陶器,“粘贴、上石膏再打磨,平均一个也要花一天时间。”他印象里,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万涛老师那里,修复一个罐子,“花了好几天时间,东西太大了,陶片也碎。”
停顿一下,曾卷炳又喝了一口酒:“还有个地方,打了两三次电话喊我过去修复。”陶器修复过很多,曾卷炳总结:三星堆的最难,“要找片,还不一定找得齐。”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基本上多出自曾卷炳之手。
“他懂得多
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曾院士”
“都知道他,他是工作站做的最长的人了。”广汉市文管所一位研究人员说道。曾卷炳的工作主要是探工,“没有发掘的时候,他就做修复。”在他看来,几十年考古工地的经验积累,使得曾卷炳比一些初上工地的科班人员还要厉害一些,“他懂得也多,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曾院士。”
形似“愤怒的小鸟”的小猪和龙凤纹盘,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辛中华所在考古工地。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卷炳确实参与修复了龙凤纹盘,“师傅手艺还是可以,老技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万涛直言,“他很厉害”,“主要修复陶器,大的小的都有。”
龙凤纹盘
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卷炳可以说是工作站参加工作的元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三星堆干活,参与过祭祀坑的发掘、修复文物,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陶器多数出自他的手。”冉宏林表示,修复陶器的活上手门槛不高,“只要愿意学,是没有问题的。”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图据ic photo
鸭子河从三星村旁边流过,白鹭往返于庄稼地与河面,斑鸠一样的鸟儿在树草间起落,曾卷炳放下了手里的空酒杯。他说,自己这辈子是和三星堆绑在一起了。
不过面对红星新闻记者的提问“想没有想过三星堆之于他的意义”,他一怔:“文物是国家的,我想啥子?”接着他还是说,自己只是去考古工地“做活路”,“挣点辛苦钱。”
尽管三星堆博物馆就在村外,他还是不愿意去参观,即使每年博物馆日可以免费开放,至今他也只进去过一回,“东西都看过的啊,懒得进去看。”也就是那一回,他在博物馆里看到了自己修复的陶器,“还是很开心的。”
说罢,曾卷炳起身,走向厨房,“哎呀,我还没有吃饭的,我去盛碗饭。”
(原题为《见证|三星堆农民考古名人“曾院士”:跟考古队多年,“今天晒稻谷不去修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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