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IDF学术·访谈 | 从剪辑谈中国独立纪录片
原创 周心倩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编者按：雪美莲(Mary Stephen)，新浪潮大师埃里克·侯麦御用剪辑师、导演、作家。出生于香港，后随家人移民加拿大，1976年赴法于巴黎第三大学学习电影。从第一次与侯麦合作，在《飞行员的妻子》中担任剪辑师助理开始，雪美莲与侯麦一起工作了逾二十年的时间，直至侯麦遗作《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此后她与中国影人的合作也带来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包括《明月几时有》《归途列车》《盲山》《1428》《点对点》等。2018年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对“D20提名”评优单元的评委会成员之一——雪美莲女士进行了专访。下文内容来自本次专访与Bill Mousoulis对雪美莲的专访，后者出处链接见文末，特此说明。
��IDF·观点 | 雪美莲：“真实”与"事实"间值得争论
从剪辑谈中国独立纪录片——雪美莲专访
采访整理/周心倩
（影评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特约作者）
与侯麦结缘
“侯麦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还不止。一开始，我是为戈达尔剪辑《精疲力竭》(A bout de souffle)的赛西乐·德谷西(Cécile Dégucis)的助理，接着我成了侯麦的首席剪辑师。”
雪美莲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遇到侯麦的时候，还是一个憧憬电影的年轻女孩。那时，她已经随父母移民加拿大，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电影，从而萌发了去以艺术电影闻名的法国求学的念头。1977年，申请到了一个法国的电影学习项目的她带着一腔热情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业余时间，年轻而热忱的雪美莲时常游走在巴黎的各个大学之间自由地蹭课。当时侯麦正在考古与艺术学院做讲师，于是她便于每周三晚上准时来到学院听课。“可能是因为羞涩，他的眼睛一直盯在课桌上，就这么喃喃自语，学生们自顾自地进进出出，根本没有忌讳他的大师身份。”雪美莲回忆。在这群闲散的法国学生中，雪美莲却显得格外认真。她深深体会到侯麦对于讲课的严谨细致，不拘泥于电影理论又涵盖丰富，从“片场指挥”、“中世纪音乐”到“经费预算”都有涉及，给当时正在筹拍自己的第一部短片的她带来了莫大帮助。侯麦对待电影严肃而谦虚，如果碰上恰巧完成了新作品，他甚至会在课堂上播放其中一些“隐藏”了小瑕疵的片段，以便学生集思广益。剪辑师就坐在最后一排，并不暴露身份，与侯麦一起参与学生的讨论。
久而久之，专注认真的雪美莲也赢得了侯麦的好感，一向羞涩不愿私下见人的侯麦答应了她的求见，还让她去自己的片场观摩拍摄。甚至在雪美莲自己的第二部短片中，侯麦还客串露了一脸。毕业后雪美莲想留在法国，当时侯麦的剪辑师是帮戈达尔剪了《精疲力竭》的很有名的塞西乐·德谷西(Cécile Dégucis)，于是侯麦便推荐雪美莲做了塞西乐的助理，他们一起合作了第一部电影《飞行员的妻子》。
1983年，在《沙滩上的宝莲》中第三次担任剪辑助理之后，雪美莲回到了加拿大，连续生了三个孩子，过起了家庭主妇的生活。直到1991年，侯麦的老剪辑师去世，雪美莲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侯麦的召唤下，她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法国，开启了两人此后近二十年的合作。
神秘而低调的“侯麦家族”
“《秋天的故事》中的年轻女孩曾说，有些女人天生老气，有些则永远保留着年轻的心灵和纯真的信仰。通过这席话，侯麦给了我们很多的赞美，并且深深击中了我们的内心。多亏了侯麦，我们似乎都受到了这种魔法的保佑，并且不管好坏，仍然在继续着，在40多岁的年纪，经历着侯麦式女主角的欢乐与痛苦。”
侯麦的创作受到了来自他身边亲密追随者的生活很深的影响。这个由不多的几位成员组成的小团队，是侯麦电影工作的核心，既给予了他工作上的支持，也是他灵感的源泉，侯麦亲切地称之为“侯麦家族”。团队对侯麦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创作《冬天的故事》前，“侯麦家族”的几个女孩纷纷从无忧无虑的少女变成了刚刚离婚或分手的单身母亲，于是才有了这样一个单身妈妈独自抚养女孩的故事。
侯麦以低调神秘的工作方式而著称。他给团队取名为“侯麦家族”，并不是用来强调以侯麦为核心，而是说团队中的每个人就像一家人一样工作。团队中的核心人物包括：摄影师Diane Baratier，声效师Pascal Ribier，制片人Françoise Etchegaray，以及剪辑师Mary Stephen。随后又加入了两位助手：Florence和Bésathbée。许多演员也是侯麦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演了侯麦的很多影片，例如Rosette，Marie Rivière，Pascal Greggory，Fabrice Luchini，Arielle Dombasle等等。Stephen这样形容他们的团队在街上拍摄的景象：一个教授模样的人，身边站着拿了小摄像机的年轻女人，Pascal则永远像一个学生......这样的组合几乎完全地不引人注意，因此也给了侯麦极大的拍摄自由。大部分时候，街上的人们会以为是在拍摄学生作业或者纪录片，实际上侯麦一度还向雪美莲要了一些她加拿大公司的名片，这样他就可以向别人解释说他是在为加拿大电影学校拍摄纪录片。《巴黎约会》中的许多镜头是这样完成的：摄影师Diane Baratier坐在轮椅上(剧组自制的移动摄影车)，而侯麦推着她。在拍摄《夏天的故事》时，摄制组带着摄影机和全套家伙在海滩上拍摄，那些日光浴者和游泳的人，几乎没有谁注视摄像机。因此侯麦经常说，人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奇。
侯麦很注重保持团队的“年轻”，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让年轻人顶替掉原来的老人，且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雪美莲说：“因为侯麦非常喜欢和年轻的女孩子待在一起。他的内心，其实永远都是18岁。无论谁和他聊上5分钟，都会惊讶于他旺盛的精力，而忘记他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侯麦一生的电影创作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年轻人的爱情和欲望，直至他的最后一部片子《男神和女神的罗曼史》，依然青春扑面，很难想象完成于导演的八十高龄。在侯麦的身上，我们仿佛见证了“新浪潮”那股永远的蓬勃朝气和“青春不老”的精神。
侯麦的电影方法——对“自然”的追求
“他的电影视角很低，仿佛讲出我们每一个细小纠结，但是想要说清楚，却又欲辩已忘言。”——影评人卫西谛
侯麦的电影是自然主义的。他热爱使用自然声音，也热爱在影片中呈现一种通过紧密设计与排练后的自然，一种精心构建的“真实”。
侯麦对电影的控制是苛刻的，他会精心设计好构图、取景，演员的走位甚至精确到步数。排练工作量往往很大，有时甚至在电影开拍前一年就开始了，直至演员们完全学会用所扮演的角色的方式说话，所以看起来非常自然。他对影片的结构了然于胸，在完成剪辑前就知道成片将会是什么样。侯麦爱用“正反打”，捕捉听者脸上“有趣的”反应，这样听者就变成了谈话中积极的参与者。当拍摄这样的镜头时，他每次会完全对准一个角色，不管他/她是在说还是在听。侯麦深知沉默比说话时更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镜头的张力下，他巧妙而自然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语言是如何掩盖人们内心真实”的观察。
同时，侯麦以自然声音的坚定拥护者而闻名，他不接受任何人造的声音。那也是为什么他所有原始版本的影片中都拒绝用拟音(只在国际配音的版本中使用)。雪美莲在《冬天的故事》中做声音剪辑，Pascal Ribier随后加入进来，他也做了后期的电脑混音工作，把音乐轨和声音轨混合在一起。《冬》这部影片花了大量精力创造一种正确的声音“气氛”：侯麦特别喜欢带着他的随身听到室外去采集自然的声音，他办公室窗外的教堂钟声，犬吠，剪辑室院子里的鸟鸣等等，以便把它们录入音轨。没有什么比郊外夜晚的狗叫声和清晨的鸟鸣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当雪美莲开始用AVID剪辑时，她会在音轨中加入更多细节。然后Pascal用DD1500声音电子合成器重新编辑，继续加入自然的声音，在混音前使之丰满起来。
做侯麦的剪辑师
“我和侯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俩都是音乐家。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节奏感很一致。和他剪辑时，我们从镜头中通过直觉感受到的音乐使得我们找的剪辑点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侯麦的电影是精心设计的，但在剪辑方面也为雪美莲保留了很大的自由度。比如《秋天的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剧本中并没有，是出于雪美莲强烈的个人喜好而添加的。跳舞的场景做了很多尝试，直到最后重新混合的那一刻，她才突然感觉到完全表达了故事和人物性格。侯麦看到后，也非常赞同，就采用了。影片在法国首映时，他在介绍中特别写明影院的灯光直到最后一幕结束才可以亮，雪美莲因此确定侯麦和她一样完全领会到了那一幕的重要性。
侯麦爱年轻人，也爱听取年轻人的意见。虽然在剪辑前就已经对素材和电影结构了然于胸，但侯麦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剪辑师之上。通常他会先让剪辑师看一遍素材然后看她的反应。在雪美莲和侯麦合作的二十年间，没有争执，普遍存在于剪辑师和导演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从未在两人之间出现过。也许在侯麦向雪美莲抛出橄榄枝的最初，他就已经预见了两人对于电影的默契。雪美莲理解侯麦的主题需要平稳优美的节奏(是非常自然的优美);同时，在剪切点的选择上，两人都坚持音乐导向，凭着直觉从镜头中感受到的音乐，使得他们对电影节奏感的把握几乎一模一样。
跟随侯麦多年的雪美莲将自己对于剪辑艺术的领悟总结为：“剪辑师的使命就是将导演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要求传达出来。”因此，剪辑在雪美莲的观念里分两种，一种是技术化的剪辑，一种是有创造性的剪辑，剪辑师自己的创造力必须参与到影片的表达中来。
以她自己参与剪辑的一部中国纪录片为例，雪美莲解释了将戏剧化的剧情片剪辑手法运用到纪录片剪辑中的好处：“大家看到的成片里，拍摄对象对着镜头大喊大叫，反感自己丑陋的一面被拍摄进去，导演原先把这一段去掉了，而我坚持把它用上。这一场面为纪录片增加了冲突和真实感。”
雪美莲还向听众“抱怨”道，剪辑师的功劳往往被忽略了，“因为观众只看到了影片的最后样子，而没有看到那些原始的素材，不知道被保留的和被剪去的到底是什么”。而这一过程恰恰是剪辑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
纪录片在实验性方向的探索空间
“我曾和好几个中国纪录片人合作：杨荔钠、范立欣和杜海滨。大概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的年轻纪录片人进化挺快，可以说达到了成熟。在实验性的方向上，我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探索。这种互动很不错。”
在阿姆斯特丹，雪美莲结识了很多中国导演，进而促成她近些年来与国内很多优秀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频繁合作，像范立欣、杜海滨等人。雪美莲对中国纪录片导演评价很高，她认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作品非常棒，除了缺钱，导演们的电影意识非常强。早在加拿大的传媒学院上学时，雪美莲就学习到了非常实验的以艺术为基础的创作方法，随后在法国20年的工作经验又丰富了她的剧情片创作心得。这些经历培养了她在不同领域的感受力和欣赏层面的丰富性。她坦言，无论是形式上的功夫还是内容的动人都足以让她爱上一部影片。因此，中国电影制作者们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探索都让她感受到很大的振奋和鼓舞。
事实上，作为法国新浪潮主将之一，侯麦的电影生涯就充满了激进和开拓色彩。在正式开始创作之前，侯麦先是作为一个文笔出色、观察力敏锐的影评人加入了新浪潮的阵地与理论核心《电影手册》，随后戈达尔出演了他的短片《夏洛特和她的牛排》，他也曾和夏布罗尔一起合著了研究希区柯克的专著，是“新浪潮”理论的先锋。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在1958年接下《电影手册》主编之位， 又在5年后毅然离开。当时，一心挑战主流的年轻人强迫他接受“左倾现代主义”，而侯麦留下这样的话语：“我们不应该害怕现代化......但应该知道如何对抗潮流。”从没有在作品中以抽象或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的侯麦，实际上正是用其一以贯之的温和、纤细和精巧的风格，灵活低成本的创作方式，进行着对电影深邃的思考和富有创意的实践。贾樟柯曾在采访中提及侯麦开拓性的对技术的使用带给他的震撼：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年逾八旬的侯麦推出了他充满前瞻性的作品《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全片大部分的人物都是在摄影棚内拍摄的，随后合成在十七八世纪法国那些著名的风景画中。贾樟柯感叹侯麦比大多数年轻导演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数码技术存在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合成影像的可行性。
从与侯麦的合作，到与中国电影人的交流，也许雪美莲对纪录片的关注，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关注正是她与侯麦合作的电影生涯的延续，也是她自己对于电影美学思考的延续。
电影节对于电影人的意义
优秀的纪录片人无处不在，关键在于曝光度和发行。
谈及对于中国纪录片的看法，雪美莲的观点是：优秀的纪录片人无处不在，而要让一部电影收获广泛的观看，则往往极大地依赖于发行。比如雪美莲和杨荔钠合作的一部法国合拍纪录片，虽然得到了像《好莱坞报道者》(The Hollywood Reporter)这样媒体的赞扬，却很少被放映。
“幸运的是，电影节有能力让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影片大放光彩，更可以为那些渴望看到我们没有习惯看或者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的观众提供一个发现的机遇。电影节是交流的地方，能遇到许多人，他们的作品深深嵌入他们的眼光。人们能从这些交流中得到启发。这就是电影节的功能。”
有趣的是，为了保持“不被认出”和维持自己的隐士身份，侯麦曾非常坚定地表明不参加电影节的决心，而是让Françoise，Diane和Stephen及很多演员代表“侯麦大家庭”参加电影节及影片的宣传活动。侯麦所担心的，无非是电影节作为名利的秀场的一面。究竟如何才能最好地发挥电影节的作用?雪美莲真挚地强调了教育和培养才能的重要性：“我们当然可以尽量去宣传、办论坛，但如果没有教育，没有学习新事物和与其他纪录片人交流的欲望，再多的论坛也没意义、没实效。”
参考文献链接：
https：//site.douban.com/uncuttime/widget/forum/1483741/discussion/20375045/
http：//www.innersense.com.au/productions/writings/stephen.html
（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原标题：《IDF学术·访谈 | 从剪辑谈中国独立纪录片》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