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赵尚志的战犯东城政雄：一个由盲从到觉醒的原伪满警佐

“我不仅是谋杀了赵尚志将军一个人，而是令东三省的三千万人民痛失他们的领袖，拖延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我愈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

“盲从之可怕。”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要为日中友好做事，这是我的使命。我的罪行留在中国抗日史上，不会消失。我的忏悔无尽无休。”

这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成员、原侵华战犯东城政雄回国后在其文章和信件中写下的悔恨之词。

日本侵华期间，东城政雄在伪满洲国做过十年警察，后被苏联俘虏。1950年7月，与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一同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获释回国，开启了贯穿其后半生的忏悔认罪、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旅程。

东城政雄 1990年前后

东城政雄的侵华履历

东城政雄（1913-1995），日本福岛县人，自述“在军国思想熏陶下，我盲目笃信天皇制，为了出人头地，选择了去伪满洲国当警察”。他回忆当年到伪满洲国当警察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义一首相《对支那政策纲领》的奏文，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华侵略，在义务教育阶段用“教育敕语”，军队中用“军人敕语”来禁锢国民思想，不仅如此还大肆宣传“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定要守住北面的生命线——满洲”。那时候我已经服完兵役，成为预备役，也结了婚。可是随着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注）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我一同退伍的人又陆续被召回军队。我住在宫城县，一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从东北（日本的东北地区）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现役警察除外，月薪70元。”看完后，我喜出望外，马上报了名。考试通过后，1935年来到满洲国，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为美化其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在伪满洲国实现“五族协和”、共建“王道乐土”等口号，号召国民去伪满洲国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这些极具煽动效果的蛊惑使得当时很多日本年轻人怀着满腔憧憬来到伪满洲国，自然也就有了东城政雄的“喜出望外”。

1935年，东城政雄进入新京（现长春）伪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学习，为别科第12期学员。伪满警察设立之初，人员构成复杂，大部分是张学良政权时期的中国警察，还有临时拼凑的日本警察。因此日本侵略者十分注重对伪满警察的教育和训练，在伪满首都新京成立中央警察学校、各省市设地方警察学校以及在各县设训练所，训化不同级别的伪满警察。在训化过程中，向他们灌输 “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五族一体”等殖民主义思想，要求各级警察都要无条件地效忠于日本侵略者。

东城政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奖状和奖品，之后的主要经历如下（伪满警察的等级从高到低为：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1935年10月 首都警察厅 小双堡警察署 警务员 警长

1937年9月 首都警察厅 长通路警察署 外勤监督 警长

1938年3月 黑龙江省宝清县警务科 特务股员 警尉补

1939年3月 宝清县警务科 司法股主任 警尉

1940年3月 汤原县巴兰河森林警察队 队长、迎兰镇警察署警务主任（兼任）警尉

1940年10月 汤原县警察署 警务主任 警尉

1941年10月 鹤立县兴山警察署 特务主任 警尉

1942年5月 依兰县达连河警察所 所长 警尉

1943年3月 三江省地方警察学校 教官 警佐

1943年10月 抚达县国境警察队海清队 队长 警佐

1945年3月 富锦县警务科 警防股长 警佐

1945年8月 被押解至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服劳役

1950年7月 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7月 获释回日本

人成鬼——伪满警察的罪恶前半生

伪满警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操控下的武装力量，是日本侵华势力在中国民间的延伸，也是其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和对中国财富进行疯狂掠夺的工具。伪满警察配备步枪和轻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因为有“临阵格杀”权力，他们制造了无数起迫害、屠杀抗日爱国军民的惨案。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伪满警察还从事极端的特务活动、实施种种惨无人道的政策压迫、奴役东北人民。东城政雄长达四十余页的供词就是伪满警察罪行的一个缩影。“伪满警察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是东城政雄回忆中经常出现的语句。

东城政雄起初在伪首都警察科任职，负责把警察运往屠杀中国人的刑场。如1937年在长春附近有40名群众被屠杀。他在现场“悠然地看着中国人被伪满警察用步枪、手枪击毙，或者被日本刀斩首。还有满铁医院的医生在现场解剖尸体，挖出内脏，做着禽兽不如的事情。每个月都有四五十名中国人被这样屠杀”。

伪满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毒打和审讯群众，甚至秘密处决。如1938年东城政雄等从伪宝清县公署监狱提出四名“犯人”押送到河边，在上司的指使下，东城从背后开枪射杀其中一人，并将尸体抛入河中。其上司说：“这些人无论怎么拷打都不招供，没有利用价值，只好这样处理了。”再比如1940年，时任汤原县警察署警务主任的东城政雄因怀疑一名妇女（40岁）的丈夫是抗联战士，便下令抓捕该名妇女并将其吊起来拷打，逼其说出其丈夫的去处以及武器的藏匿地点。该名妇女当时怀孕6个月，酷刑导致胎儿流产。

东北沦陷后成为了日军的粮食和资源的供应基地，侵华日军所需物资的半数都是从东北掠夺的。为满足日军对粮食的需求，伪满洲国施行严酷的“粮谷出荷（强迫低价收购粮食）”和“粮食配给”的政策，从民众口中夺粮，伪满警察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据东城政雄回忆，在他管辖的地区，高粱、玉米、大豆等一律上交，不许老百姓吃。配发给老百姓的是参杂了野草的麦麸，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人甚至吃老鼠。东城腰间佩戴着手枪横行乡里，总觉着“什么地方会藏着粮食”。他让手下持枪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哪怕只发现一撮大豆，村民也会因违反“粮食出荷”命令而遭逮捕和拷问，然后被逼在编造的审讯记录上按手印，以“反国家思想”的罪名被抓进监狱。由于不择手段地搜刮，东城甚至能超额完成下达的粮食征收量。他在笔供中形容当时的所作所为“行同鬼畜”“榨干了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伪满警察是以极端特务活动为重点的警察，配备了很多专职特务警察，与警备警察的武装活动受到同等重视。1938年东城政雄在佳木斯地方警察学校接受了一个月的特务训练，提高了其在收集情报方面的业务水平。

东城政雄在笔供中写道“我因谋杀赵尚志将军立功，获得殊荣，这是我最大的罪行”。

1941年，东城政雄到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任特务主任。兴山街又称鹤岗街，是军事机密保护地区（关东军指定的要塞地带），境内的山岳地带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有中国共产党的学校。著名的鹤岗煤矿也在此地。煤矿的中国工人出入频繁，很容易“混入反满抗日者”。

东城政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当时是负责‘讨伐红匪’任务的兴山特务主任，因为在治安差的地方干得好会有津贴且发迹提升快，我是主动向厅里请求去干的。”

看到兴山的复杂情况，东城认为有必要建立情报网。他用钱、鸦片等收买中国人做密探，让这些人伪装成开杂货店的、开旅馆的、打猎的皮货商人等。他们或混迹于街巷、煤矿周围、或被送进山中，打探中共地下党、抗联部队以及苏联间谍的情报。

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东北抗联一直是日寇的心腹大患。1939年新任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到任后，立即发布命令，全力搜捕抗联领导人。第一号人物杨靖宇，第二号人物赵尚志，分别悬赏两万元和一万元收买两人的人头。

1941年10月，滞留在苏联的赵尚志回国执行任务，身边只有几个随行人员。他们在鹤立、汤原一带的山区活动，引起了伪满军警的注意。11月下旬的一天，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听取了下属东城特务主任的汇报：“东城一向利用的密探中有10名左右的猎人，他们在鹤立、汤原两县交界的山里打猎，冬季就搭棚子，住在山里。据他们说赵尚志和他的几个心腹出现了，在收集旧部、重建抗日联军，计划发动抗日爱国武装斗争。”

田井久二郎十分重视这个情报。他的职责是维护鹤岗煤矿的治安，确保每年向日军提供450万吨的煤炭。如果赵尚志率领抗联来到鹤立县，三万多矿工一定会蜂拥而起追随赵尚志抗日。另外，鹤立县有很多日本开拓团移民，他们大量掠夺当地百姓的土地，民怨深积，反抗一触即发。因此，田井久二郎决心要抢在赵尚志重组抗联队伍之前实施抓捕。田井还幻想着一旦成功，不仅能被提拔重用，将来衣锦还乡，还可以给死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枪下的众多日本兵报仇。但他深知赵尚志英勇善战并深得百姓支持，即便派出一个师的兵力也未必能抓到他，于是他决定放弃“武力讨伐”，与东城政雄密谋利用密探诱捕赵尚志。

田井久二郎计划在赵尚志身边安插密探，骗取信任后，将赵尚志引诱到警察的伏击圈内，期间想办法让赵尚志负伤，然后活捉。他让东城政雄物色“机智”的密探，东城说收买密探需要经费。田井久二郎马上向伪三江省警察厅特务科申请，但由于情报可靠度不高，这笔资金没有获得批复。于是田井久二郎对东城说，事成之后，关东军一万元赏金可以充作报酬。也可以从伪保安局那里弄些鸦片，或者批些粮食、火药等特许物资给密探，允许密探做些赚钱的买卖。

有了上司的大力支持，东城政雄欣然领命，表示要尽最大能力完成任务。彼时，关东军为了加强鹤岗煤矿的治安，要求田井久二郎向煤矿附近的梧桐河派驻警备队。梧桐河在兴山北20公里处，曾是矿区和交通要道。田井久二郎认为梧桐河是诱捕赵尚志的最佳地点，于是加强了该地警力，并告知了东城。

为了获取赵尚志的准确情报，东城政雄一次性收买了25名中国人做密探。1942年1月下旬他派一辆卡车将密探和粮食送进梧桐河的山地里。同时东城政雄命令梧桐河警备队把用于引诱赵尚志的密探刘德山送进山。刘德山很早就认识赵尚志，并且枪法极准。进山前，警备队长（中国人）告诉刘德山要以梧桐河为中心，在当天能返回的范围内活动。如遇陌生人立即回来报告。谁知刘德山进山后就失去了联系。东城只好又安排密探张清玉进山去找刘德山。两名密探在山里先后遇到赵尚志一行，谎称是抗联战士，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成为小分队的一员。赵尚志一行人在冰天雪地里已经跋涉了一个月，粮食不足，身体疲惫。两个密探也惶惶不安，希望能尽快回去。某日，密探张清玉谎称梧桐河警备队粮食充足，警力空虚，诓骗赵尚志去偷袭警备队。赵尚志急于获取粮食等物资，轻信了密探的话。1942年2月11日半夜赵尚志一行几人向梧桐河进发。途中，刘德山伺机从背后开枪击中了赵尚志，刘随即被其他队员击毙。张清玉慌忙跑去梧桐河警备队报信。警备队派出约20名警察包围了赵尚志所在的山中小屋，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押解至伪梧桐河警备队。面对伪满警察的审讯，赵尚志蔑视而答：“你们是日本的走狗，和你们无话可说。”此后一语不发，八小时后因伤势过重英勇就义。

就这样，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伪满军、警、地方自卫团等几年间日以继夜全方位追捕的赵尚志将军不幸落入一个不起眼的基层警察设计的陷阱中，被奸细杀害。不能不让人感叹，当时抗联的处境之艰难，敌我力量之悬殊。而明知如此，赵尚志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仍奋力抗争到最后一刻。这样的对手，敌人也会心生敬佩。

田井久二郎在笔供中交代，事后他为扩大自己的功绩，在向上级呈报公文中捏造事实，把密探刘德山说成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警察。东城对此颇感不满，却也奈何不得。于是梧桐河警备队和兴山警察署获得集体功绩，密探刘德山还获得最高警察奖，追升为警尉补。至于那笔赏金，田井久二郎交代说关东军司令给了1万元，委托伪三江省警察厅长分发，大部分发给了梧桐河警备队员以及用于刘德山的葬礼和抚恤金。而东城政雄则交代，赏金变成了8千元，因为没有“活捉”。尽管对于赏金的数额和去向两人说法不一，但是他们都承认，兴山警察署的日本警察，包括东城本人都没分到赏金，理由是没有直接的“功绩”。东城政雄回忆说他仅领到伪三江省长颁发的奖状和四十元奖金。

如此卖命，仅得到一纸奖状，也无缘丰厚的赏金，不知东城政雄心中是何滋味。但他执行公务时，顺便也会做些收入颇丰的“份外之事”。他在笔供中交代，1939年担任森林警察队副时，辖区内有两千名劳工受雇于“满铁”公司。这些劳工在伪满森林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从事笨重而危险的砍伐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资低。尽管如此，东城政雄仍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工人七千元的预付工资，并指使部下做假账。此外，披着警察外衣的东城政雄只要有机会就勒索百姓财物，收受贿赂，用来满足私欲。

虽然只是个基层警察，东城政雄却十分“敬业”，不遗余力地执行命令，手段残忍、狡诈、卑鄙。1944年，伪满政府为了表彰东城政雄自1935年以来在镇压抗日反满群众中的出色表现，特别是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行动，授予他勋八位景云章（景云章是伪满洲国发放的勋章，授予对象为在参与前线作战、“剿匪”、维护治安、国家建设等方面有功者——译注）。东城政雄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同时为了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而丧失人性，甘愿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鹰犬、残害中国人民的凶手。

1945年8月11日，东城政雄在警察署已经能听到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他为了销毁伪满警察的罪证，伙同一名日本警察将相关文件和手枪投入井里逃跑，后被俘。

转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六年

1950年7月，东城政雄随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当了10年伪满警察的东城政雄，集极端顽固的性格、根深蒂固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兼伪满警察的恶习于一身，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在回忆接受改造的文章中写道：

我生来固执，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丝毫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组织战俘开展民主运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警察的身份比军人更具“政治倾向”，战俘中的民主派一向把警察视为眼中钉，他们甚至说“把特务、宪兵、警察变成白桦林的肥料”。这反而让我愈加强烈地反抗，在头脑中不断否定共产主义。

回到中国后，一开始我对作为战犯被关进监狱感到很不满。态度蛮横地对管理所的所长说：“把我这样的小跟班称为‘战犯’，是何道理？赶快让我回国！” 

性格倔强的东城政雄在押时是典型的顽固分子之一，而管理所人道主义的待遇和工作人员耐心的教育逐渐感化了他。东城政雄在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中提及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我因睡觉着凉，引发了严重腹泻。室友劝我去医务室。可我瞧不起中国医生，觉着他们看不出什么名堂，就不想去。可是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一天排便30次之多，我频繁地去厕所。最后来不及去厕所了，我在房间的角落铺上报纸，蹲在上边。这一幕被看守看到了。

看守：“你在那干什么？”

我：“肚子疼…… ”

看守：“马上去医务室吧。”

在走廊里，看守关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心想：“你又不是医生，知道什么。哪天开始疼有什么关系？”就谎说：“三天前。”

在医务室医生给我灌了肠。

在回房间的走廊上，我感觉又要排便，不由得站住了，不料大便拉到了裤子里，顿时发出刺鼻的臭味，我呆呆地站在那。班长从后边跑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他一看我的表情马上明白了，赶忙帮我脱掉裤子，然后把裤子卷好送到洗衣房，又拿来晒好的裤子让我穿上。我羞愧难当，担心被班长训斥。可是班长对我说：“过一会儿裤子会洗好的，不要担心。回房间休息吧。”看守的真诚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回到房间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

东城政雄，1950年0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中国政府人道的医疗管理成为了很多战犯思想转变的契机。由于出身、年龄、经历、职级各有不同，日本战犯的认罪反省也是千人千面，但基本上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众多的个体最终构筑了“中归联”这一特殊群体的认罪史。史料显示，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进驻管理所后对战犯开展了悔罪教育，一年时间内就有二百余人实现了认罪，初期表现嚣张的战犯由200余人降至50余人，减少160人左右。从东城政雄的回忆看，他应该属于这个时期实现转变的。

东城政雄下面的回忆反映了侦讯工作中战犯之间串供的问题： 

1954年的一天，全体犯人集合去礼堂看电影。在人员汇集的走廊上，遇到了我的原上司——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他一路小跑过来，神色紧张阴险，低声说道：“千万不要写谋杀赵尚志的事情。要是被知道了，我们都得死。”说完又赶忙回到将校组的队伍里。这番话让我莫名地感动：“到底还是老上司为我着想啊。”我又一次下定决心，绝不能说出谋杀的事情。

但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的“集中式坦白”中战犯之间的认罪触动了东城政雄：

这个时期开始集中式坦白讨论，将战犯分成师团、宪兵、警察等组别，上午各个组集体开展认罪学习，下午回到自己房间学习。战犯们的态度也明显变得认真起来。有人回忆起战争的情景说:“自己做的事情太残忍了，让人无法原谅。”说着说着忍不住哭起来。

过了一个多月，大家改变了想法，认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一天在我房间的一角，两个士兵在讨论某次作战中，他们在村子里到底杀死了几头猪。我不禁嘲笑他们：“这种愚蠢的小事情也要讨论。”   

接下来这两个士兵又在一起讨论了很多次。我又想：“停止这无聊的讨论吧，我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可是与以往不同，一瞬间我感到心里升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冲动，不能认为士兵们是傻瓜，看似幼稚的谈话，现在却有种异样的力量抓住了我。“这样下去可以吗？能一直保持沉默吗？”我觉着身体内仿佛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自我，我分裂成两个人。几天后，我决定写出我所知道的关于赵尚志将军的事情。

战犯们通过集中式讨论，清楚自身战争罪行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其他战犯的罪恶，进而意识到了彼此战争罪行的不可饶恕，这应为东北工作团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的意外收获。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就是在侦讯阶段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讨论、相互提醒、相互批评和帮助中完成的。

两年后的1956年，田井久二郎在已有的笔供基础上，又专门写出了《谋杀赵尚志事件的供述书》，明确承认他是本次事件的主谋，策划了整个谋杀计划，并交由东城实施。

新生——后半生的反省与认罪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宽释大多数，审判极少数，并一律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对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者还可以提前释放的宽大处理原则。45岁的东城政雄第三批获释于当年八月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祖国。

1956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获释回国的战犯希望尽快融入日本社会，他们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而，这些阔别祖国多年“游子”们却被视为“赤化”分子，求职就业屡遭歧视，很多人境遇凄凉。

东城政雄回国前，妻子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继母、两个兄弟、四个孩子）靠借债生活。他回到日本，变卖家产还清债务后已身无分文。日本总务省1953年曾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对在世老兵给予“退役抚恤金”。但日本政府认为伪满洲国不属于日本，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员不能享受军人津贴，东城政雄自然领不到“抚恤金”。这使他看清了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上的暧昧态度：

日本政府对外，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在《日中友好条约》中，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可是对内，“恩给法”规定不给予外国（如满洲国）的公务员津贴。在民众面前把满洲国宣传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设立傀儡政权，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占领地，满洲国并不是独立国家。这种对外和对内矛盾的说法，对中日友好而言是非常遗憾的。

东城政雄领不到“抚恤金”，也无稳定工作，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辗转异乡，居无定处，做过农场雇工、医院临时工、作坊的工人和守卫等。东城政雄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这让他联想起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百姓，终于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他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和中日友好的必要性，发誓尽其所能为前半生赎罪。

1988年10月，“中归联”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吴浩然及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陈奇访日，东城政雄等“中归联”成员与客人合影。

回国后的东城政雄为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1942年赵尚志将军牺牲后，头颅被割下，身体被扔进松花江。随后由东城政雄乘飞机将头颅送至新京伪满洲国警务司（统辖伪满警察的最高机构），此后将军的遗首便下落不明。1987年研究战争史的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女士在哈尔滨考察之际，曾去过赵尚志被捕的地方——梧桐河，并得知抗联老战士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山崎枝子出于对赵尚志将军的敬仰，回国后也积极协助搜寻线索。当她了解到谋杀赵尚志的两名主犯中田井久二郎已去世，而东城政雄还活着时，决定去见东城。山崎枝子在文中描述了与东城政雄见面时的情景：

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我。他已经76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刻反省，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计划。”

东城政雄告诉山崎枝子，他从佳木斯乘飞机出发，将赵尚志的头颅送至新京时，由于机舱内暖和，原本冰冻着的头颅已解冻，呈浅紫色。听说计划将头埋在长春大经路的般若寺院内。但是他不在现场，第二天就休假了。山崎枝子很快将东城的证词告知了中方。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2004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般若寺重见天日。此时东城政雄已过世多年，若是在有生之年得知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在他提供的地方找到的，他应该会感到些许安慰吧。

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在访问东城政雄时，还送给他《赵尚志传》一书。为了解赵尚志将军伟大的一生，东城政雄读了很多遍。他认为日本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侵华战争，还有人觉着“因为是战争，我也没有办法”或“我是开拓团员，我没做任何坏事啊”等等。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日本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在中国这一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希望能有人了解赵尚志将军的崇高精神。东城政雄很遗憾自己没有能力和财力将《赵尚志传》译成日文，让日本年轻人了解赵尚志将军。

性格倔强顽固的东城政雄，觉醒后与自己走错的前半生彻底诀别，虽然回国后生活困窘，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面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偏见与阻力，撰文批判战后日本天皇以及政府逃避战争责任、揭露伪满警察的罪恶行径等、向“中归联”提议调查日本侵华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名单、让儿子与中国工程师成为朋友，热情招待中国赴日研修生、建立中国广播的听友会等，努力践行“中归联”“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活动宗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努力着。

东城政雄的言行感动了周围人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作为“赞助会员”加盟“中归联”和平活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城政雄介绍的高山洋子、高山英子等日本友好人士为支持抚顺的经济发展做了多方努力。

1995年5月，东城政雄结束了他颇不寻常的一生，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日本战犯归国后和平活动透视中日历史认识的落差研究”（15BZS07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周桂香为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王健为大连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