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装卫生巾之惑：贫困为何总带有一张女性的面孔

没有一个女人想要成为女穷人。在一些情况下，她的贫穷不是因为她的懒惰或者无能，而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还有，贫穷和月经，哪个都不可耻。

近期，“散装卫生巾”的网购截图把女性因贫困而无法购买品牌卫生巾的问题拉入公共讨论的视线。底层女性的贫困生活状况以如此直观的形象出现，与经济条件优渥的“不就是一杯奶茶钱有啥买不起”观点持有者构成尖锐的对立。不同经济条件下女性的消费观构成冲突，形成了何不食肉糜的新时代苦涩对照，揭露出女性内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认知隔阂。

随着更多男性加入讨论，关于月经贫困的认知矛盾走出女性内部，来到两性之间。许多男性对女性缺乏基本的生理知识而妄加评论，例如，何不像憋尿一样憋住月经。他们因为表现得比女性还懂月经，被戏称为“月经懂王”。在经济差距之外，这些男性的无知反映了来自父权文化下性别的隔阂。就此，许多相关议题不断发散延伸，例如消除月经的禁忌文化，讨论卫生巾的生产成本、降低卫生巾商品税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应该免费发放卫生巾而更好地扶持女性公共健康等讨论。

月经是全球一半人口具有的最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但它在父权制视野下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这样的性别歧视也被延伸在公共政策的立法、纳税和财政中。此次散装卫生巾带来的各类激烈交锋的意见，把主流世界里一度被噤声的月经讨论拉到前台的聚光灯下。月经话题突破了女性个人生活的私域，进入了社会资源如何更公平、更公正地被分配的公共讨论。这种基于男女生理差异、求于社会平等的尝试，是夺回女性社会主体性的努力之一。

女性无法在生理期获得充分、安全、可靠的接垫经血的物资，是“月经贫困”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月经贫困的背后，是生理与性知识的匮乏、被压抑的身体表达与经济权利。本文就此讨论女性内部的不平等，回顾中国体制内月经费用补贴的历史，梳理现在各国改善月经贫困的主流做法，并讨论在父权制的社会下，贫困为何总带有一张女性的面孔。

撕裂的买家——女性内部的卫生巾不平等

还有人买不起卫生巾吗？仅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恐怕是没有了。《中国造纸年鉴》表示中国在2015年就实现了100%的卫生巾市场占有率。券商的行业研究还表示，不仅人人都买得起，而且大家越买越贵、越买越多。2019年8月中泰证券的一份研报称，卫生巾行业低端品牌的占比正在降低，高端品牌致力于消费升级。行业竞争加剧，小企业集中整合，整体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中银国际2019年8月的研报，在2011年到2017年间，中国卫生巾人均消费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5%，人均消费量由152片/年，增长至233片/年。

那到底是谁买不起优质卫生巾？“月经贫困人口”在券商行研中是可以被省略的小数点末位。在中国当下活跃的市场经济中，底层女性也被迫隐身，甚至无法被视作有待开发的“下沉市场”。由于缺少新近数据，大约二十年前的一项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结果或许会间接地告诉我们答案。1997年，中国使用卫生巾的女性为43.6%，不到一半。经血的垫接方式在城乡、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均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具体来看：1.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妇女中74.26%的人使用卫生巾，农村妇女仅为34.08%；2.年龄是第二大明显特征，1980年到1982年出生的女性中有61.12%使用卫生巾，1940到1949年出生的人仅为24.98%；3.汉族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5.75%和22.31%；4.受教育程度越高，卫生巾的使用率越高；大专及以上有84.47%的人使用卫生巾、文盲半文盲仅为17.38%；5.初潮前对生理知识的掌握会影响卫生巾的使用，第一次来月经前知道“来月经是正常现象”的女孩使用卫生巾的概率高于不知道的女性，前者为50.85%，后者为39.12%。6.未婚女性高于已婚女性，前者63.7%的人使用卫生巾，后者为39.12%；结婚越迟，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7.据乡镇、县镇距离越近，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8.年收入越高，使用卫生巾的比例越高。在农村的调查中，年收入在1200至2000元的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仅为29.73%，但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妇女使用卫生巾的比例明显增高至50%。

其中的一些变量在如今恐怕已经没有讨论意义。例如，2004年一项关于贫困地区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需求与服务研究表明，即使在流动女性人口内，已婚和未婚女性在经血垫接的方式上已经没有统计学差异。但另一些变量仍然显著，例如被调查的流动妇女中有12%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没能使用上卫生巾。在2020年的今天，卫生用品公益项目的被捐助者也常常符合这些统计特点：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低教育经历、低收入等。

因为社会对月经的禁忌文化，月经贫困很难被识别。在奶茶爱好者“这有啥买不起”的惊咂中，我们要回到一个这样的社会现实：卫生巾自发明伊始的仅有一百多年，进入中国市场不足四十年，成为主流的经血接垫方式不足二十年。由草木灰和破布片做成的骑马带、月事带的历史就在昨日，并不遥远。我们仍有同胞姐妹在月经带来的身体不适与苦痛中挣扎。月经作为生理特征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而对贫困的正确认识却需要对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理解。在一些情况下，女人的贫穷不是因为她的懒惰或者无能，而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

女人何以月经贫困？

为什么有的女人会是穷人？性别与贫困是一对极为复杂的关系，本文无意过多展开讨论。但取学术研究和社会共识而简言之，土地权的丧失、疾病、缺乏教育和劳动技能是导致女性贫困的直接原因。在相同条件下，相较于男性，性别不平等往往加重了女性的贫困。例如对月经的歧视，而不是月经本身，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许多用人单位虽然不敢公然违反《劳动法》，但仍严苛约束女性生育。“月经假”、“产假”被视作是转移到企业的用人成本，女性愈发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

根据1980年联合国哥本哈根大会，虽然全球2/3~3/4的劳动量由妇女承担，45%的食物是由妇女生产，但妇女仅获得全世界收入的10%。用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喜欢的蛋糕来比喻：女人做出了一个蛋糕，但大部分被其他人（男人）分了。1995年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中70%是妇女，贫困具有一张女性面孔。

或许哥本哈根联合国的数据太旧太大。所幸中国是富有经验、卓有成效的扶贫大国。《“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一文的作者讲述了他在西南某地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村从事扶贫工作的经历。扶贫驻村工作组在这个瑶族聚集的山村开发了小型会址和自然教育基地。2015年入驻时，该村的全年人均收入约为4300元人民币；到2017年后，开发项目“瑶族妈妈的厨房”和“瑶族妈妈的客房”分别成为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7年至2018年，该村户均收入高达1.3万元以上。由于工作内容主要是客房服务、后厨烹饪、牲畜养殖等，该村的妇女成为参与工作的主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获得了当地便民店在烟草局登记进货的准确数据：2017年至2018年间，香烟的进货量约为2015年的1.5倍，且丰富了烟酒商品的进货种类。便民店老板坦言，烟酒是这两年销量增长最快的商品。根据家庭支出的统计，烟酒消费占到了该村家庭开销的8%，几乎与全家医疗开销9%的比例持平（生产投资占30%，教育占10%）。

与此同时，与2015年相比，便民店的卫生巾销量却几乎没有改变，品种也没有增加。作者进一步统计，除了烟酒，该村第二个销量明显改善的商品是摩托车，其次是智能手机，但这些商品的使用者大多以男性为主。可以明显看见，家庭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的是男性的消费。该瑶族山村的女人虽然摆脱了生活贫困，但是不见得改善经期生活。扶贫干预不能必然导致女性福利的改善，短期内也没有让性别更平等。

女性何以致贫的原因太过复杂，本文无意尽数。但这个案例至少告诉了我们答案之一：女性的贫困必须被放在现有父权的社会文化和家庭框架下审视。首先，女性不太有明确的“我挣的钱我来花”这样的个体收入归属意识。女性的收入赋权的是家庭而不是女性个体——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女性也愿意视自己的收入为家庭的收入，将收入的管理交给家庭的决策者——男性。更不要提为负担子女和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的开销。

其次，尽管女性带来家庭主要收入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女人养家”，但文化上“男人养家”的父权制色彩毫无削减。女性的收入增加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善女性的家庭地位，依然是男性主要决定家庭事务的决策，并且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实现经济赋权的实例。家庭内性别收入的结构改变了，但女性狭隘的个体福利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或许我们不能轻易地带入城市女性的脱贫情况，但城市白领中不乏“樊胜美”式的中国女性。经济赋权下性别福利的差异向我们展开了特定文化下妇女经济赋权的复杂性。该文作者也在结论中这样阐述到：“通过收入-消费这样的市场结构，我们很难打破性别不平等。”

中国式月经补贴

以平均值计，女性从初潮到绝经大致经历35年，若以每个月来5天月经计算，一个女性一生中有7年在月经期度过。历史上，从放任经血自流到编织草垫，从卫生巾到嵌入式棉棒，经血接垫的方式不仅直接表现女性的卫生意识、经济和社会地位、更表现了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健康水平、劳工保护、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性别文化。在此次散装卫生巾大讨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提及国企、央企每月发放30元到50元不等的卫生费。在体制内卫生费补贴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国家-市场”三种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中国其实自建国后就长期存在各类针对女性月经问题的补贴和劳动保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要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此后一系列立法与政策不断完善女工的劳动保护工作。但彼时的福利政策也仅仅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例如当时还没有卫生巾，主要是工作单位发放月经纸、红糖，伴有适当缩短相应的工作时间。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一文中讲述了1951年天津棉纺厂内的女性工人的情况。根据当时的资料，女工在来月经时每班需要去厕所4次，每次20分钟，用灰纸8张。由于纸质太硬，把腿都磨破。后来经厂领导研究，月经用灰纸改成消毒的脱脂棉，并对女工进行妇幼卫生教育，基本防止了月经病的发展。改善后，经期女工跑厕所次数减少到2次，每人每班节省40分钟。女工对此特别满意，普遍反应“共产党真好，连这个事儿也照顾到了。”文章也指出，劳动女工月经用品的改善不具有普遍性，同时期天津其他纺织工厂的女工仍用烟盒废纸等垫接经血。

虽然我们无法全景式地了解当时女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如何解决自己的月事，但管中窥豹可见，女性在新中国里迎来劳动者身份的转变。这些自上而下的福利政策服务于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在全社会动员和劳动竞赛的背景下，月经作为一个影响员工劳动产出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国企、央企、体制内单位对女性发放卫生补贴的政策被固定下来，在过去70年的历史中断断续续，延续至今。尽管有国家的照顾，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中国女性在那时仍处于集体月经贫困的年代。

随着80、90年代，国企改制，国家支持的传统产业经历市场转型。劳动关系改革带来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从“社会主义的主人”滑向市场经济的底层。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意义消解，传统产业工人的“高保障、高福利”受到巨大冲击。女工最先被国家裁员，成为下岗工人，进而被动员“安心从事家务劳动”，回归家庭，自然丧失了在国企、央企、体制内工作而享受的相应物资和补贴。虽然国企、央企、体制内的卫生巾福利被保留下来，但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新社会环境里，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意义，仅成为少数人的福利。

此外，中国在各类政策实践中仍存在许多补丁式的做法。例如近年来，地方政府会根据各地情况制定省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中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为在职女职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若干元的卫生费。但这些规定在实践中的效力有限，私有企业不见得执行落实这样的规定。与之相比，产假、月经假间接带来的职场隐性性别歧视的愈发严重，卫生费问题并不迫切，被置于角落。

还有另外一些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的、免费的卫生巾物资。例如在援藏建设政策中也出现了卫生巾的身影：山南市扎囊县2016年实施“10小进农家”政策，这里的“10小”是指包含卫生巾、卫生纸、牙刷等十种生活必需用品的物资。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之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已经构成了相当的补充。许多机构活跃在帮扶妇女儿童解决生理问题的一线，向贫困山区捐赠包含卫生巾的“爱心包”等。这些类型的福利还有待更多详实的资料的补充，来说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女性的月经贫困。

从“卫生费”到“粉红税”，谁该为卫生巾买单？

如何降低卫生巾的开销、让其成为女性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是其生产成本、售价与税收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如何正义分配的问题。在互联网上的相关建议纷多。许多女性从个体一手经验出发，讲述月经带来的生活和工作不便、月经开销带来的经济压力，进而呼吁职场、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政策改变。免费、免税等主张，牵扯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敏感神经，反对者的声音也随即强烈反弹。他们就经济成本的可行性、政策如何平衡竞争与公平，税收调节消费行为的意义方面反驳。本文先笼统地将两派分为福利主义者与其他反对者两大阵营。

按照福利主义的观念，自然不平等（两性差异）带来的月经问题，是女性无法自主选择的生理特点。基于现有的生产水平，卫生巾早已不再是社会难以负担的奢侈品，不构成“昂贵偏好”；提供这样的福利，也不会有损于其他社会成员（男性、尚未月经或绝经的女性）的利益，即不构成“冒犯偏好”。那么，解决卫生巾的分配问题，是在“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上追求“人人平等”的信念。于是，福利主义者提出的主张为：社会经济政策应该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例如提供免费公共卫生巾、减税免税等措施，实现“机会平等”。

在现实生活中，与卫生巾相关的公共政策实践有以下几种：一、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提供福利和社会保障。即卫生巾、棉棒等月经用品像卫生纸一样被当做公共用品提供，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3月的消息，在苏格兰，为所有女性提供免费卫生用品的法案已初步通过。苏格兰将在指定地点，如社区中心、青年俱乐部和药房，提供免费的卫生棉条和卫生巾，估计每年将花费2410万英镑。这一举措也让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品的国家。

第二种做法是在福利主义的主张下减税或免税。中国的女性卫生生理用品一度是按照增值税最高的17%（13%）征税的，此外还要加征城建和教育附加税。如果是进口女性卫生产品，还要征收7.5%进口关税。

在许多国家，随着女性运动和非盈利组织的争取，卫生巾类用品税收呈现下降、减免的趋势。英国目前对该类商品征收欧洲联盟加值税法中最低的税率5%；截至2019年6月，美国已经有12个州对卫生巾免税；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已经免除卫生巾税。

网络讨论中的反对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例如，伪装成经济学视角的降税无用论认为，每片卫生巾少个两分钱没啥区别，即使降税“资本家”（生产者）仍会抬价，女性还是要付钱；义务和权利并行论认为，不履行卫生巾纳税义务就没有享受妇科医保的权利；抵制外资、支持国货的话语转移问题焦点，把主张减税者污名成政府仇恨者。

尽管这些反对意见乏善可陈，逻辑不通，有许多胡搅蛮缠、阴谋论和拍脑袋想当然的意味。

但我们依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一度按照奢侈品征收的卫生巾税有其历史原因，但如今享受免税待遇的财税合法性何来？

本文认为，财税史学者梁发芾在其2016年刊登的文章中给出的解释较有说服力，限于篇幅稍有删改：“在税收立法活动中，什么物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往往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一种物品是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时代而不同，因文化而不同，甚至因性别而不同。税收立法直接关系到社会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和利益调整，立法过程并不会自动地照顾到每个人或每个群体的特殊利益。所以，税收立法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集体行动和集体选择，不断博弈的过程。在男性主宰的立法过程中，女性的利益被忽视，甚至被有意牺牲。欧美女性因此而进行不懈努力，通过种种行动，要求修改法律，取消该项税收，是其维护自身权利的纠偏补救措施。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混乱的，但却体现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精髓。”

以财税法与财政学的角度看，各国卫生巾税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首先，个人权利的保护的确不是免费的；其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基本税收理念，最大的现实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依照这样的标准，卫生巾税只取之于女人，是赤裸的性别不公。结合8月末职工医保改革的新闻，分配意义上社会政策的两性区别对待更明显：男性阴茎包皮手术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行列。同时女性用达英-35、优思明等避孕药却被踢出医保报销范围。

第三种做法是寻找更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方案。在印度，草根企业家阿鲁纳恰拉姆的妻子无力负担昂贵的卫生巾，只能使用报纸或破布。为此，他不顾印度文化对经血的忌讳，在嘲笑和误会中不断试验，寻找低成本卫生巾的生产方式。他的故事被拍摄成电影《印度合伙人》。此外，受到相关游说集团的影响，印度也于2018年取消了卫生巾产品税。

在中国，网传卫生巾的最终售价为出厂价的三倍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上述券商研报，行业平均销售费用占销售额约23%，研发及管理费用大约占比6%。以百亚股份为例，其出厂价为0.38元/片，初级经销价格为0.51元/片，终端平均售价约1.25元/片，为出厂价3.3倍。在中国，从卫生巾生产行业来看，寻找低价替代品或许是一个方案。根据中泰证券的研报，中国国产卫生巾行业为高毛利率行业，2018年，平均毛利率可达45%。以市面上常见的品牌为例，七度空间的品牌毛利率高达72.2%，ABC为43.4%，Free为43.8%、自由点为55.4%。

卫生巾行业是否会针对 “下沉市场”开发“极致性价比”的低价卫生巾商品，还是留给行业去回答。但不论是政府免税还是企业让利，卫生巾都不应该再让女性付出过高溢价。

结语

散装卫生巾的讨论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当代女性的内部差异，更把“月经贫困”的难言之隐暴露于大众视线。在追问女人为什么贫困的过程中，父权社会文化和夫权家庭框架现出原形，中国女性脱贫工作面对的复杂性可见一斑。简单回顾中国的卫生巾相关福利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工作单位发放卫生费、卫生巾物资援助等政策长期存在。这些规定、政策作为中国主流政治动员的注脚，在福利制度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妇女。尽管有许多尝试和摸索，中国的“月经脱贫攻坚仗”仍然远未胜利。在现今市场经济为主基调的社会背景下，国外卫生巾的免费、免税、减税政策能否对中国解决月经贫困问题形成借鉴意义，还需要政策制定者、行业等多方面的讨论。

但不管困难多大、我们仍期待着彻底消除月经贫困的那一天；不论道路多长，全社会仍应该兑现允诺给女孩们的“卫生巾自由”——获得充分教育的自由、平等地获得卫生产品的自由、作为女人免于羞耻而充满自尊地生活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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