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序《万国天津》︱如何解释殖民地的社会“进步”？

又是庚子年。

距今两个甲子之前的庚子年，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到京津，已经闹了一阵子。慈禧等不满意列强对于光绪皇帝改革意愿的支持，故意纵容和利用民间对洋人洋教的不满情绪，再加上如毓贤（1842-1901）之类颟顸地方官员推波助澜的昏招，山东、直隶等地刮起了一股盲目的排外之风。有教堂被焚毁，有传教士和教民被杀，洋人的利益受到冲击，天津的外国租界也被围攻，给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提供了借口。

这一年的7月14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老城。8月15日攻占北京。慈禧挟持光绪皇帝逃离京城，把与列强打交道的事，交给了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1838-1917）和从两广总督任上调回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这一事件史称“庚子国变”。

在列强与北京的清政府谈判期间，联军组成了天津的临时政府，统治这个城市长达两年零一个月之久，一直到1902年8月15日，移交给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1859-1916）。法国学者辛加拉维路依据档案史料和回忆录撰写的这本《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叙述的正是这个联军临时政府在天津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在研究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侵华史的论著中，关于天津临时政府及其管治历史的专著在中文世界里是不多见的，而本书尤以其丰富的原始资料和通俗的叙述方式而独具特色。

天津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摇篮。从1860年《北京条约》开始，英国、法国、美国（以上1861）、德国（1895）、日本（1898）、俄国（1890）、意大利（1901）、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均1902）共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获得租界。加上中国政府，这里有“十大强国”（作者书中用词）。这就是作者把书名叫做“万国天津”的原因。

自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之后，天津就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外交首都。1900年以前，清朝一半以上的对外条约是在天津签订的。二十二个国家的领事馆设在天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天津的洋务运动一直走在前列。利顺德饭店（1863）是中国第一家现代豪华酒店，也是国际交流的舞台，这里安装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话机。

还有许多第一诞生在天津。中国近代第一套公共邮政系统在天津建成，著名的大龙邮票就是由天津海关发行的，背后少不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35-1911）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1842-1913）的襄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火车站是在天津，还有第一辆火车机车也是天津组装的。1882年，天津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医学院。1885年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学校。1896年光绪皇帝御批北洋西学堂（1895年成立）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被钦定为大学堂的近代高校，要早于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就是这样一个走在中国近代化前列的都市天津，在一百二十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遭受了重创。

本书第一章引言，交代天津在近代洋务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进而言及具有国际色彩的天津如何因为镇压义和团而被列强占领，建立起了临时政府。“万国天津”提供了一个殖民主义全球化的独特视角。

第二章《人间地狱》描写“围城”“战役”“洗劫”。义和团与清朝聂士成正规军包围了外国租界，由于俄国兵、日本兵包括欧美列强雇用的亚洲人（印度人、蒙古人、越南人等等）进行反击，7月14日攻占了天津老城，展开了血腥屠杀、抢劫，将天津变成了人间地狱。书中描写列强官兵在天津烧杀掳掠，胡作非为，来自第一手记载，真实具体，读之令人发指。

第三章写联军经过妥协折冲，建立临时政府，管治天津。接下来第四、五、六、七章分类描写临时政府所开展的一系列管治措施。包括“请愿式民主”以反映民意；“巡捕、司法和社保”，以建立现代警务机构，维护社会秩序；城区整治与规划，包括强力拆除老城墙（这会成为军事防护设施）、建立环绕的城市绿荫大道；还有公共卫生问题，如建立公共厕所、建立地下排水系统处理城市污水、成立卫生局、建立传染病防护中心、禁止十三岁以下童妓卖淫（作者认为这是与欧洲兴起的世界保护儿童权益运动相联系的）、采取措施预防鼠疫和霍乱等流行病。在英文世界关于本书的书评中，尤其关注临时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于天津的改造，加以充分肯定。此外，还用一章的篇幅谈到盐的问题，试图以此来解读中国社会精英与占领军和临时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当然，每袋一点一五两白银的销售税以及执照费用等，也是临时政府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第八章《缔造繁荣的政府》写天津管治权交还问题。权力交接过程比较简单，交还前临时政府的各种算计并不简单（当然不会有香港移交那么复杂）。临时政府想尽可能多地保留管治遗产，想以法定的形式要求接手的中国政府遵循不替，当然还有自身安全的打算，中国军队不能出现在天津城市周边，各种军事设施要尽量去除。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作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地赞扬天津临时政府两年多的各种措置，对于全球化的意义，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全书三百四十多页的正文，不算太长，作者的文笔也很生动，叙事脉络分明，用词专业而有分寸，论述基调力求公允且是对华友好的。中译文流畅老辣，完全没有晦涩的翻译腔。但是，这本书我读读停停，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滋味，是沉重，是沮丧，是深思，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首先，令人惋惜的是义和团、红灯照的参加者的鲁莽，令人沮丧的是他们的愚昧，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子弹，怎么可能刀枪不入？攻击电报公司和海关等代表外国的行政机关和建筑，怎么能解决你们生活贫苦问题？对于洋人洋教，怎么不问青红皂白用暴力相对？

可是，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这样评价义和团、红灯照，很可能缺乏“同情的了解”，缺乏历史场景的感受。事件究其因由，可能有司法不公的委屈，可能有对教民强悍的愤懑，可能有此前天津教案、山东教案等处理不当留下的后遗症。如果我们对于近代以来工业化、信息化引发的产业变动带来的社会危机和失序，都会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怎么就不能理解十九世纪末叶由于西方势力的长驱直入，引发山东、直隶百姓对于沦为殖民地深重危机的感受和恐惧呢？

1900年6月底，德皇威廉二世对即将出发的远征军训话说：“冲向敌人，消灭他们！不存在怜悯，不接受俘虏，落于你们手中的人就是死人。要像一千年前匈奴首领阿提拉那样为自己赢得名声，他的威名至今回响！”俄国指挥官则是这样咆哮：“有必要摧毁天津……我们必须给这些乞丐一个教训。”（均见本书引文）

这些话的背后是什么？是恃强凌弱。面对义和团愚昧排外，同时也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今日之历史书写，到底是该嗤笑弱者的愚昧，还是应该鞭笞强者的霸凌呢？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其实是很清楚的。

可是，问题并不仅仅止于此。因为列强还有另一个身份特征，他们是现代工业文明强国的代表。

联军组建的临时政府，很快恢复了天津的秩序，他们在天津所从事的一些活动，明显有利于天津城市的进步与走向现代化。比如公共卫生设施，城区土地的整治，现代化管理理念，甚至包括反映民众呼声的请愿制度，比较清廉的行政管理，现代警务制度等等。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由于西方制度与文化的移植，促进了这些地区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无视。即，怎么解释殖民地的社会进步问题。我们如果摒弃义和团思维，积极主动吸收和消化现代西方文明，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们又对义和团式盲目排外，感到异常痛心。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主动地学习西方文明，改革落后的旧制度，日本是近代非西方国家成功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化的典型案例。义和团的行为不能解决列强的入侵和自己的生计等问题，反而引起更大的国家和个人的损失。1901年的《辛丑条约》，就是明证。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主权国家主导下实施了比较彻底的制度革新，尽管留下了后来军国主义的隐患，但至少说明非西方国家可以成功地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与天津临时政府的运作完全不同。天津临时政府是殖民统治的新版本。不能以天津临时政府的某些先进管治措施，为殖民者的铁血政策提供历史合法性。若无这样的批判，历史学就会让“弱肉强食”变成文明的通则。更何况临时政府的一些作为，也是作秀给世人看的，是对北京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

君不见，西方列强退出之后的殖民地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总有数十乃至上百吧，它们摆脱了贫困和落后了吗？如果只是在农业文明的地摊上，增添几件工业品的摆件，这算现代化了吗？这些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能否走出旧的社会模式，走向现代化，还是要依靠其成为主权国家以后的艰苦建设（比如新加坡）。

亚历山大东征，带来了亚洲东部地区的希腊化；成吉思汗及蒙古人的西征，建立四大汗国，也把蒙古人的元素带到了西亚与东欧。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也是一样，殖民活动带来了西方色彩和工业文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扩散。其效果也只当作如是观。这是我们评价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所谓全球化与现代化，应该有的认识。

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时代不同，现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所裹挟的是工业文明，西方率先工业化影响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进步，因为时代过于切近，我们不知不觉地神话乃至玄学化了西方工业化！

农业革命不曾在西欧发生。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诞生的前提条件，其冲击力对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来说，可以说不比工业革命对于农业文明的人冲击小。世界文明古国都是率先发生在农业革命的国家。小麦在西亚，大米在东亚。欧洲后来的先进农业，其实都是引进的。引进以后的欧洲农业甚至更高明，发展得更好！我们没有人问，欧洲为什么没有农业革命？我们只是说，为什么东亚、西亚有农业革命的条件。我们不会有制度优劣、文明优劣的评价。

亚洲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在探讨什么呢？我们探讨自己落后的原因，背后就暗含了评价文明与制度优劣的前提。这正是我们理解爱德华·萨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应该有的认知。

面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在主权国家领导下，积极引进就好，就像西欧引进了小麦、大米一样。工业革命需要一套制度和工艺，比农业革命的引进复杂，亚洲国家学习就好。日本、新加坡成功的奥秘其实就在这里。至于把为什么没有近代化、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升到什么文明、制度甚至民族、种族的差别中去评价，乃至与“普世价值”捆绑到一个战车上，睥睨其他古文明，谥以落后的标签，这种认识很可能源自于我们的认识局限性。因为对于有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必须历史进程到一定的阶段，蓦然回首，才有可能跳出一些旧的框框。

世界文明格局已经历了多次圜转，工业革命的非原生性不代表中华文明的落后性。文明发展的道路不是单线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唯一的进步标准。如今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体系的弊端正在迅速显现，对所谓“先进”与“落后”，需要建立新的思想框架，重新进行深度的省思。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框架下，人类文明通过交流、借鉴与自主吸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

总之，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没有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空中楼阁。主权独立国家进行自主的现代化探索才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经历了两个甲子的血与火的洗礼，凤凰涅槃，今日之中国现代化，应该是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庚子初夏序于北京清华园

《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法]辛加拉维路著，郭可译，商务印书馆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