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日本的双循环改革，“攘外”还是“安内”？

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个词是“国内大循环”。

“两个循环”的概念，首次提出于5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随后在5月23日两会期间及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总书记都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两个循环”的“发展新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如何正确理解“两个循环”，尤其是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深刻涵义，坊间有许多解读。理解和实践或都需要更细致、更深刻的研究，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曾经经历过这一段，并且艰难地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日本的“国内大循环”

提出要提升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与国际市场形成更好的协调，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策重点，也是当时的拐点。

这个时期，日本通过若干纲领性文件，并制定了一些新的宏观目标，而很明显的，其长期计划都是以扩大内需为轴心，要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1985年，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出面组成了有17名委员的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研究会 “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简称经构研。其于1986年4月7日提出了有关未来日本经济发展方针的报告书“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这就是著名的《前川报告》。在这个日本经济政策转型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促进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

其后，各种相应政策文件陆续跟上。

1986年5月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1986年12月，内阁协议会制定《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1987年4月，通过《经济审议会经济结钩调整专门委员会报告》，也被称为《新前川报告》。

这些纲领性文件均指向日本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其共同特点就是，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以使日本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态，提倡大力扩大内需，并建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良好环境等。其含义无异于“推动国内大循环，形成双循环格局”。

新首相竹下登组阁后，制定了1988-1992年新经济计划，对内需扩大作了更周密的安排，进一步突出扩大内需的重要性。竹下计划的三大目标中的两个直接与“国内大循环”相关，一是提高国民生活消费水平，解决其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问题，特别提出要在住宅、公共福利等方面加强保障。二是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尤其是东京与地方的不平衡，提出要释放东京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扩大日本国内需求。

有没有觉得很是眼熟？

复杂而艰难的外因是触发点

日本之所以“突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战略“转向”，有其深刻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既是日本经济“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日本经济“如坐针毡”的年代。

也许当下的人们对《前川报告》不太熟悉，但一定对同年度发生的另外两件事耳熟能详。第一件事是，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1985年底的海外净资产余额为1298亿美元，超过世界主要债权国英国、联邦德国而居首位。美国同年出现1024亿美元的对外净负债额，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第二件事是，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即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这个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这两件事的发生，也有着深刻背景。

二战以后，日本政府确立了“经济增长至上”方针，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而美国为了冷战战略的需要，也积极扶助日本发展经济。由此，产生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奇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6.9%，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个经济增长与“外需”依赖紧密相关。日本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到了80年代，用IMF方式计算，其顺差1980年是21亿美元，1985年达到560亿美元，1987年升至964亿美元。而对美顺差这三年分别为69亿美元、395亿美元和521亿美元。增长势头极快。

此时，日美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美国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可以对美国世界战略中物资性起补充作用，但现在，反而变成了“挖墙脚”或“阻碍品”。美国指责日本使美国产业陷入危机。日本前外相曾将当时的气氛形容为“战争气氛”。

因此，日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国际化”、“金融市场放开”、“内需增长”为基本国策，力主结构改革。

同样复杂而艰难的内因才是关键

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只看到，日本的问题，都是日美贸易摩擦在此间带来的压迫。

日本自身的问题，也很多。

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盛世，也是盛极而衰的起点。

很多人这么描述。而这种状态的发生，是有原因的。

日本70年代高速增长的关键行业是重化学工业。1955年，重化工业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4.7%，1970年度增长到62.3%。这一时期的主要重化工业如钢铁、石油化学、汽车、家电、造船等，都是在欧美各发达国家已经确立的所谓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均属于规模效应高的大型生产产业，因此日本大企业竞相引进外国技术，追求规模最大化，从而在短时期内确立了自身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日本是资源贫乏型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其能源中石油几乎百分之百进口，进口比例从1955年的20.2%迅速上升到1970年的70.8%，在1973年达到77.8%。其能源自给率则从70.6%急剧下降到16.5%。而出口中重化工业产品所占比重，在此期间从37.8%上升到72.4%，1980年升至88.5%。

因此，日本经济结构迅速演变为进口原料、出口重化工业产品的加工贸易型经济结构。

此外，由于土地改革，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此举虽则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但巨大的垄断企业加上被“推”进城市的劳动人流，推进了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国际规模竞争力，带来了增长奇迹，却也埋下了劳动关系僵化的隐患，以及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

到了70年代后期，支撑高速增长的国际结构已经在崩溃。全球在滞胀，国际关系紧张，石油战争爆发。日本的造船、钢铁、铝业、精炼石油等成为结构性萧条产业。

这时，日本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反而想要刺激经济，大量发行国债，并进一步强化了垄断型大企业的地位，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小承包企业的改组和吞并以图走出危机。导致政府债务危机、中小企业破产加剧、不稳定就业人口增加。

改革就像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实现双循环，有经验也有教训

改革刻不容缓。

首先，在财税政策上，政府加大扶持和让利的力度。日本政府及时进行了税制改革，主题就是“降税”。1987年，日本减税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超过2万亿日元。旨在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此外，尽管连年财政赤字，但日本在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持不减反增。

其次，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加大。金融领域原有的种种限制被放开。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也大大减弱。1986年，日本对各金融机构发行可转让大额存单最高余额从自有资本的25%扩大到200%，外国银行分行从元计价资产的10%放宽到100%。放松金融管制使日本金融市场变得活跃，为扩大各类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接下来，日本以住宅建设、城市生活环境改善为重点的公共事业投资大幅度增长。二战后，日本就在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方面有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差距。此次改革瞄准社会公共设施，旨在以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来扩大内需。财政大量投入，以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同时提高公共设施的质量，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要。

更为关键的是，广泛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企业的活力。政府缩减了包括钢铁、石油等在内的产业规模，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使社会上投入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的资金、人力资源越来越多。同时，疏散东京、大阪的部分功能，向中小城市辐射。

至于结果，我们从历史中都看到了。

在贸易顺差方面，事实上虽然作为改革的触发点和重点事项，但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贸易顺差并未就此缩小。

在资金方面，对外投资剧增，对内投资也剧增，加上汇率等原因，市场一时繁盛无匹，但也埋下了“泡沫”，而在后来带来“失去的十年”。

在科技方面，日本在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等关键科技领域，都拥有巨大科研实力。其相关企业的技术能力及发展也相当不错。尽管目前似乎相对“式微”，但产生过许多影响全球商业格局的企业和技术、产品，其电器、汽车等也成为了全球最有市场的产品之一。

而其作为发达国家，明显完成了从外需拉动到内需提升，内外循环联动的“双循环”改革。

实现双循环，应“攘外”还是“安内”？

瑕疵肯定也不少，但完成了“双循环”跨越的日本，仍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范本。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我们，多有相似之处。无论是高速增长的意愿、决心和方式，抑或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外需拉动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而其在高速增长后遇到的增速放缓问题、劳动力问题等，我们也有。加上巨大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成为最大债权国后与美国“被开战”，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同样站在了几十年辛苦劳作后的困局中央，我们都有焦虑、不安和不甘。

而有关日美贸易摩擦，各种文章的分析已多，却多数都忽略了，日本当时的“双循环”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外因，是内因。尽管《前川报告》似乎是对应“外敌”而生的，并指出：“我国大幅度的经常收支不均衡的继续，无论对我国的经济营运而言，还是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观点看，都应该认为是一种危机状态，今天，我国迎来了必须对传统经济政策和国民生活方式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期。没有这种转换，我国就不可能再发展。”许多日本经济学家表示了批评，认为只是提出面向对外矛盾、尤其是只注重改善与美国关系的结构改革不能成功。只是为了缓和外部矛盾，反而允许大资本对国土滥开发和土地投机、积极推进企业的海外扩张等，将导致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基础解体、失业增加、区域不平衡扩大与深刻化等后果，甚至反倒引起内需的缩小。这种危险我们在日本改革过程中看到了，在中国前些年的发展和改革进程中，恐怕也已经看到了。

因此，改革不是在改善外部，而是重在改变了内部结构。根源于日本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外双重矛盾，从国民本位立场出发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办法。从当时的几项改革措施看，过于致力于外因的举措，往往并未收到“好结果”。强制性的减少贸易顺差、干涉性的压低美元而升值日元等，都更从表征出发，企图解决问题，结果均不但未能解决旧问题，还带来了新问题和后来的危机。而对财税、土地、人力资源、社会福利、环保、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改革，则真正带来了市场主体的活跃和市场运营的繁荣。即使在“失去”数十年后，日本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仍居世界前列，且仍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体而言，日本从“外需拉动”到“内外双循环”，其改革有经验也有教训。放开市场，抑制投机，鼓励创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双循环”的三大法宝。而“攘外”还是“安内”，相信答案已经很清楚。

后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看日本的“转身”可知，立足内因，是转型升级的“核心”，而国内大循环不是对外循环的“对抗”，而是“协调”。

从日本的发展，以及全球贸易发展历史看，全球化始终是大势所趋，其会被阻碍，但不会被终止。说到底，只有“内”或“外”，都不能称得上完整的“循环”。

面对纷纷扰扰甚至是疯疯叨叨的“外”，更要返观内视。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急需结构性改革的关头，不管有没有“外”因，开放市场、调整结构、提升内需，都是应有之义，不必为了“外”而迎合什么，也不必为了所谓“外”自乱阵脚。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