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散装卫生巾”的人

“散装卫生巾”的热搜评论刺痛了阿莱。

那句“我有难处”，让她想起贫困的青春期，自己为了省下一片卫生巾，是怎样把塑料袋垫在内裤上，再垫上一层纸，来应付那个“说不出口”的烦恼。

草纸包不住秘密。经血会从纸边漏出，渗透在裤子上，引起调皮的男同学的嘲笑。为此，每次月经到来，她都如临大敌，不想去上学。

志愿者马婷见过更多局促不安的眼神，来自乡村的留守女童。第一次来月经，女孩们以为“得了病，就要死了”。

还有一些癌症病人，卫生巾是她们的日用品，买来的散装卫生巾可以堆满整个房间。

被“月经贫困”话题串联起的，是一个个隐秘的角落，和难以言说的苦楚。

网店贩售的散装卫生巾。

在散装卫生巾商品问答页面，店家称有工厂消毒证明等证件。

贫穷

“穷”深刻印在27岁的阿莱记忆里。父母务农，家里姐妹四个，吃饭穿衣都紧巴巴的，卫生巾就像是奢侈品。

小学六年级，升学考试，要交补课费50元。父母拿不出这笔钱，阿莱只得硬着头皮去上学，假装忘记带了。她的名字因此被记在教室的后墙上，整整一个学期。哪怕后来补上了20块钱，她也再不想上那堂课了。

六年级下学期，她月经初潮，不敢张口问父母要钱买卫生巾。小卖部的卫生巾平均一片要2毛钱。母亲买来的基础款20片，她能用上半年：卫生巾上面铺上草纸，一片用一天也不换，经血少时，就把塑料袋垫在内裤上，再垫上纸。

这个秘密让她看起来很不自然。每当放学，她会把书包带拉到最低，好让书包遮住渗到裤子上的血渍。总有几条裤子被洗到褪色，也洗不掉那些浅黄色的污渍。

这样的经历王惠也有过。她已经博士毕业，是3岁孩子的母亲，至今保持一个习惯：月经期尽量不出门。

她的少女时期在青岛的一个村庄度过。农村小卖部售卖的月经棉臃肿不堪，像一根油条，吸水之后变得又硬又窄，经血常会侧漏到裤子上。

可是这样“不好用”的月经棉，家里也没有存货。上中学时，她的父母月收入不到500元，妈妈为了省下卫生棉给她用，常常用红色的草纸折一折垫着将就。

从王惠的村子到县城坐公交，车费只要一块钱。但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几次县城。直到读高中，王惠才见到县城超市里卖的那种有名字的卫生巾。它们看上去那么洁白轻盈。

王惠不想比她小8岁的妹妹经历类似的窘境。读大学兼职的钱，她每次补贴给妹妹，都一再嘱咐，“买好一点的卫生巾给自己用”。

她觉得，“经历过贫困，更能感同身受”。

“耻感”

还有一些少女，被来月经的“羞耻感”强烈地包裹着。

大学生赵嘉曾去到贵州凯里的乡村短期支教。那里的老师很少，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一同生活，他们看上去腼腆又好奇。

赵嘉支教的一个月里，“100个孩子里有30个” 只换过一套衣服，有的人校服袖口皮筋松了，蓝色校服袖子变成了黑色，也没有换洗。

她教的是英语，孩子们大多发音不准，她会将那些听写不认真，发音不对的孩子留下来，给他们补课。其中有一个五年级的女孩，聪明早熟，教过的单词跟读几次就能背诵，但就是不愿意好好学，经常被留堂。

一次放学，她看到女孩裤子后面脏了，以为坐到什么脏东西。女孩难为情地小声告诉她，自己卫生巾用完了，拿树皮纸垫的，家里妈妈妹妹也要用卫生巾，不好意思开口要。

赵嘉回到宿舍，把自己带来的一整袋卫生巾都留给了女孩。支教团聚会时，她提出给孩子们上一节性教育课。

她们约出班上发育较早的十几位女孩，给她们讲月经是成长的正常现象，怎么和家人开口，怎样清理保持卫生。

赵嘉惊讶地发现，女孩中只有一个人的家长讲过为什么来月经，并且教她如何使用卫生巾。

而其他孩子的家长，从未和孩子提起过生理卫生常识，甚至会批评，“来个月经就不能干活？变娇贵了。”一些孩子为此来了月经，也不敢和家人讲。

在爱小丫基金会做了七年志愿者的马婷，给留守女童发了三四年的卫生巾“小丫包”。走进那些贫困县的中小学，她明显感到女孩们来月经的“耻感”，这些家庭普遍贫穷，父母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相比男性，女孩是家中被冷落的人。

来月经后，女孩们偷偷把自己不穿了的秋衣、秋裤裁剪成布，当作卫生巾使用，也不会告诉爷爷奶奶。不少农村女孩8-9岁才上一年级，到了四五年级会经历初潮。在月经期间，也要帮家里干活，放牛放羊。

马婷感到，这些未得到关照的心在忐忑地等待着一句安抚。

“春柳”

给留守女童上性教育课时，每当讲到“月经”“性”等字眼，孩子们都低下头。

志愿者会告诉她们，来月经，是“你们长大了，成熟了，能替家里分担了，是好事情” 。

志愿者问，听懂了吗，底下一片沉默。

课后，他们给孩子们发放小卡片，收集听课反馈。在卡片上，孩子们留言说， “感谢老师，懂了怎么保护自己。”

从2017年开始，上海仁德基金会发起“春柳计划”，给四川和陕西的留守女童提供生理期关怀。秘书长王宛馨说，项目起初是给偏远地区的女童普及性知识，但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生理期问题是六至九年级留守女童的主要烦恼。

除了卫生包，春柳计划还给女童们送去生理知识的课程，和关爱陪伴。

王宛馨说，项目起名“春柳”，也是寓意女童如春柳般羞涩娇弱，缺少面对生理及身体变化的勇气，但终究也会茁壮成长。

仁德基金会发起的“春柳计划”。

困境

至今，三山家里还堆放着一大箱散装卫生巾，20多元100个，静静地待在储物间的一角。

散装卫生巾的使用者是外婆。2018年，外婆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自此家里买过的散装卫生巾不计其数。

外婆没用完的卫生纸。

宫颈癌晚期患者的阴道和肛门会不断分泌血液、炎症脓水和脱落的癌症组织。患者卧床时，臀部垫着护理垫，再穿一层成人纸尿裤。因为纸尿裤透气性不足，频繁的穿脱不方便，很多患者家属选择用卫生巾替代纸尿裤。

卫生巾垫着臀部，吸收分泌物，不必与下体直接接触，对患者来说更舒适一些。

尽管散装卫生巾不贵，但白天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晚上三四个小时换一次，一周就能用完近百个。频繁更换卫生巾，三山外婆心疼，她趁家人不注意时，替换卫生纸垫着。

家人也不想让外婆忧心。癌症晚期病人吃的药物艾坦一盒4000多元，医保无法报销，他们瞒着外婆，说一块钱一粒。

外婆吃的药。

照顾卧床病人的活很辛苦，几个小时陪上一次厕所，几个小时买一次饭，一天换几次衣服，都要清清楚楚。担心别人照顾不上心，家人没有请护工，就三山、妈妈和舅舅倒着班看护。

每天上班前的5：00-9：30，三山去医院，到了9：30妈妈再来换班。等到妈妈上班时，就是三山和舅舅倒班。

妈妈的工作做一天休一天，常常是她下了班就直奔医院过夜，一个月回家一次，在医院里睡了两年的折叠床。

每次为外婆清洗完分泌物，他们都会擦上消毒用品，扑上产妇用的松花粉保持干燥。同病区的患者中，只有外婆从来没有长过疹子，因为卫生巾更换得勤。

三山分不清外婆是装作乐观，还是对自己病情并不清楚。她总是说，一个人在医院就可以，赶着家人离开。

老家房子那整条街都是纺织厂和服装厂，外婆年轻时在棉纺厂工作，喜欢做手工。三山还没结婚，外婆就开始给她将来的孩子做枕头了。

生病的第一年，她还偷偷地给三山做棉拖鞋，恨不得把她一辈子要用的棉拖鞋都做完。

外婆给三山缝制的棉拖鞋。

今年5月，外婆昏迷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三山未来的丈夫包红包。半夜里，她醒过来，抓着外公的胳膊清点崭新的纸币，整整齐齐地包好，放在枕头底下。

这之后，她再也没有醒过来。散装卫生巾，让三山想起外婆。

在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多达10数万人。有售卖散装卫生巾的网店店主向媒体透露，他们的商品大多流向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的肿瘤医院。

散装卫生巾就这样连接了发达和贫困地区的不同女性的境遇。

13岁时，贵州女孩雅倩曾与身为扶贫干部的妈妈去到农村。在一个贫困户家里，她发现自己来月经了，对方找来一块棕褐色的粗布给她，说她和孩子都用这种月经带。

她也跟随母亲去到医院，在妇科病房，盖着脏污的被褥的妇女被问到病情，难以启齿。母亲告诉雅倩，有人来例假时使用了不洁的卫生品，被感染了病菌。

在王宛馨看来，散装卫生巾的话题被热议，也许能让大家关注到这些女性的困境，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