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源：“范式变迁”会带来后发国家兴起的机会 | 清华经管说

以下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作者朱恒源

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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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连续跨越了贫困陷阱，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学界的共识是，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发展，就要由以往的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而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便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药方就是创新：把经济发展由更多地依靠土地、劳动力等基础要素的投入，转移到依靠创新上来。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这个从资源驱动到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后发国家必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在与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中，后发国家如何才能从追赶到超越，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呢？

历史经验表明，“范式变迁”会带来后发国家兴起的机会。

何为范式变迁

物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电子跃迁，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处于不同的能级轨道上，处于低能级轨道的电子，吸收足够的能量，就能够跃迁到新的高能级轨道上。类似地，经济发展中，每当遇到产业革命的时候，也会面临不同的范式轨道的转换，也可以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是指在若干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形成相互关联的市场、产品、工艺、技术、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组合，开辟若干不同寻常的投资和盈利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在技术路线、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以及管理上开展一系列创新。这些创新彼此影响、反馈循环、持续演进，向社会的各个产业渗透，并最终改变产业形态、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体系，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导致新的产业革命。

在人类产业发展历史上，此前由范式变迁引发的产业革命有三次：机械化革命、电气化革命和信息化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时，都给后发国家提供了机会。第一次产业革命时的英国，第二次产业革命时的美国，第三次产业革命时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是借助新产业革命的机会，向新产业范式转型，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跃迁。

智能化革命来袭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在全球初露端倪。这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以巨大的需求规模做支撑，足够多样化的产业网络节点为基础，生产设施在社会中网状分布，产能被多个商业主体共享，从而既能大规模生产、又能按需定制。最终将形成一个全新的、用新型互联网技术连接的、辐射全球的产业网络，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社会形成智能化生产、个性化消费的新范式。

技术内嵌于已有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且通过企业家的创新，创造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催生一系列新产品、新行业。这些新产品新行业的诞生，必然会促使社会组织、冲突协调等产业和社会治理机制随之改进，从而根本上推动人类进入智能化社会。

所有国家和经济体，无论转型早晚、快慢，最终都将卷入这场产业范式变迁的大潮流中，而这次产业革命，也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一个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窗口。

中国产业智能化转型的起点

在经济转轨的当下，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我们认为，中国抓住智能化产业转型的机遇，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在这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的时候，中国刚刚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型。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均衡，还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的产业结构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领域的技术创新，都可以形成与中国制造能力的连接。

其次，在产业转型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科技起飞。中国的研发强度在2000年首次超过1%，到2013年就超过2%。2018年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19%，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研发投入国。如今，中国是全球研发工程师最多的国家，专利和科技论文产出在全球名列前茅，尽管质量和人均水平还有待提高，但这无疑是中国产业中所蕴涵的巨大的创新能力要素。这些能力要素发挥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应用和市场，就能极大地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第三，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规模巨大、同时差异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革命虽然发端于技术，但技术落地却离不开具体的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来讲，技术都是过剩的，市场需求因而成为稀缺资源。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产业革命发生时，创新要素往往是围绕需求活跃区域聚集的。中国市场上这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将提供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让不同的技术方案和升级路径都可以得到探索、试验。

最后，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络，基本完成了消费端的数据化迁移。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庞大的数字技术使用人群，有用新的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改造的经验，以及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系统。把这个系统与中国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相结合，使新的智能化技术由消费端向产业端迁移，完成对供给端的改革改组和改造，将助推产业范式变迁的实现。

“技术—经济范式迁移”是后发经济体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窗口，当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化革命，正是中国实现经济新跃迁的历史性机遇。

教授简介

朱恒源

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动态环境下的产业转型和企业战略，创新和创业；他和杨斌教授一起发展了战略节奏理论，提出“PRE-M Model”的战略分析框架，诠释如何在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把握战略节奏。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R & D Management,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以及《管理世界》、《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等期刊上。

曾入选容闳技术管理学者、桑坦德创业教育学者、富布莱特学者等。撰写大量企业实践的案例，有近二十篇案例收录至哈佛案例库、百森商学院案例库以及清华经管案例库。出版教材《创业八讲》、专著《战略节奏：在动荡的商业世界超越竞争》、《跃迁：中国制造的未来十年》等。

授课对象涵盖本科生、研究生、MBA、EMBA和高层管理者，是经管学院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多次获得清华大学、北京市和国家级教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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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清华大学藤影荷声

原标题：《朱恒源：“范式变迁”会带来后发国家兴起的机会 | 清华经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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