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从《翁同龢日记》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

同治帝载淳死于何病？历来说法不一。官书说死于天花，稗史笔记则称死于梅毒。其实《翁同龢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同治帝得病到死亡，逐日都有记载。他是同治帝的汉文师傅之一，《日记》所记都是亲历之事，比之传闻，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兹按《日记》结合有关说法，就同治帝病情及死因略做论析于下。

同治帝

据《日记》所记，同治帝于1874年11月29日（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西苑怡游时着凉，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10天后即12月8日（十月三十日），开始“发疹”。次日经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诊断后，确定是天花。12月10日（十一月初二日），翁同龢与其他汉文师傅，清早到内务府大臣坐处，即按皇帝出天花时大臣都得换穿花衣，悬红绢于胸的规矩易服，“托案上人请安，送天喜”，上午约9时，会见请脉后回来的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得皇帝自患天花3天来“脉沉细，口渴腰疼，懊恼，四日不得大便，项颈稠密，色紫滞干艳，证属重险云云。不思食咽痛作呕”。他察看了昨、今两日的处方，都用芦根、元参、蝉衣、金银花等，吉更〔桔梗〕、牛蒡、紫草、葛根、酒军等药，皆“凉润之品”。

从12月9日到10日，同治帝病症确诊以来，翁同龢自太医处得到的信息、看到的药方，确实是天花。而且传出自确诊天花后12天中，“奏折用黄面红里，穿花衣补褂，供娘娘，递如意”。翁同龢为此还特地到市肆购买如意二柄，加上已有一柄，“预备如意三柄，明日呈递”。

12月11日（十一月初三），《日记》称：“天明后同人始集，先至案上请安，知昨日申初（作者注：约下午三时）大便已通，进鸭粥二次，得眠，咽痛亦减。见昨晚方，有渐见光润之语，不胜喜跃。”下午4时请脉。翁同龢抄得药方：“脉案言大便已通，胃口渐开，诸症皆减，惟顶陷板实（翁小注：又有攒簇字），色带紫滞，毒尚未清，阴分不足，故皮根未能松绽云云。方大致如昨（翁小注：芦根、牛蒡、酒军二钱，吉更〔桔梗〕、元参，余不记，引用蚯蚓）。遂出。”

此后，翁同龢每天进宫问安，回寓后必在日记中详述脉案和药方。皇帝病情似有起色，天花渐见放白行浆。到12月15日（十一月初七日），脉案言：“阴分尚能布液，毒化浆行，化险为平。现在天花八朝，浆未苍老，咽痛音哑，呛颏胸堵，腰酸等尚未骤减，若得肾精不动，胸次宽通，即为顺象云云。又言阴分未足，当滋阴化毒，大致如此，凡二百许字。”《日记》当天记皇帝起居：“昨天大外行一次，进稀饭多半盂，元宝汤（翁小注：即馄饨）多半盂（小注：似两次）而已。”看来天花已在逐渐发出，但皇帝体质仍然虚弱。

12月16日（十一月初八日）传下圣旨令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同起进见。这是自同治帝得病以来，翁同龢第一次被召见，也是军机、御前大臣第一次被召见。他和诸臣先至养心殿东暖阁，见两宫太后正坐于御榻，手持蜡烛在察看皇帝天花病况。太后命诸臣上前瞻仰，同治帝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蒣，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瞻仰毕，略奏数语皆退”。

如果说，在此之前，翁同龢只是从御医的脉案和处方中了解皇帝的病情，那么，这次是他亲眼所见病中的皇帝。他看到了“花极稠密”的真相，看到了皇帝“天颜温蒣”“目光微露”的虚弱憔悴样子，看到了两宫太后秉烛观察的焦虑神态。这一切在他心头抹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致当天“彻夜不得寐”。

翁同龢与诸大臣退出东暖阁后，又被传入觐。这次是两宫太后召见，讨论皇帝天花期间政事如何运作。因为慈安向来不大过问朝政，召见臣工向例由慈禧主持料断。她说：“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章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显然，慈禧要借臣工之口说出自己想要的办法。大家心领神会，提出“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慈禧命诸臣“具折奏请”，即作为“公论”，向皇帝建议。召见中，慈禧又提出：“上体向安，必寻娱乐，若偶以丝竹陶写，诸臣谅无议论？”这是个君臣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朝野早已私议纷纷，哄传皇帝在内监和宠臣导引下常微服私行，寻花问柳，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公然直说而已。估计太后也有所风闻，想用丝竹音乐取代，转移皇帝兴趣。既然太后已婉转提到此事，要求臣工体谅，于是“诸王跪向前，有语宫闱琐事”。其中惇亲王奕誴因“奏对失体，颇蒙诘责”。大概是他如实反映了皇帝私生活的放浪，遭到太后诘问训斥。问题实在太敏感，直白会使双方难堪，最后便不了了之。翁同龢在《日记》中描述慈禧当时的状态说：“皇太后调护过勤，焦忧过甚，不免流涕。”

召对结束后，翁同龢与诸臣退至枢廷拟稿，恭请两宫在皇帝天花期间“权时训谕”，代行摄政，俟来年天花期满皇帝病好后“再照常办理”。奏折拟完正要散时，又传再见。大家便齐至西暖阁叩见太后。慈禧说：“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估计是她怕皇帝对此有看法，决定再召见廷臣，叮嘱他们见机行事，不可渎请。

翁同龢

第二天17日（初九日），皇帝与太后又在东暖阁召见翁同龢与军机、御前大臣。《日记》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挨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料极足，不胜喜悦而退。”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之处有三点：一是同治帝的天花，灌浆饱满，“颗料极足”，正在全面出痘，而且精神也较前为好，说话“声音有力”；二是慈禧顺利获得皇帝认可，代阅一切折件，但她还是再次强调系出自“臣工之请”。本来是件正常的事，何必一再隐瞒己意非要托信臣工请求？联系到皇帝在太后垂帘听政时已对傀儡地位有所反感，看来母子之间已在权力归属问题上存在芥蒂；三是对恭亲王奕䜣，同治帝仍无好感，说话时声色俱厉。自从奕䜣不同意同治帝修葺圆明园，并揭出皇帝微服私行之后，同治帝对他一直心怀怨恨。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恭亲王在自己患天花时代理朝政。按清代习惯，皇帝有事出京如御驾亲征、巡察民情等，都有指定首揆代理政务的先例。奕䜣当时是首席军机，同治不愿他代理政务，说明对奕䜣成见已深。而慈禧尽管说过：“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但她也不愿劝导儿子让恭王暂摄政务，表明她和儿子识见相同，对奕䜣只可用其长而不可托付大政。皇帝、太后、恭王之间在当时的错综复杂关系，通过对《日记》的解读，可以悟出其中的微妙。

其实，这天的皇帝病情并不昭示真在好转，天花未能顺利发出，而是因皇帝身体虚弱逐渐向着毒热内扰方向转化。到28日（二十日）皇帝的脉案已是：“头眩发热，均惟余毒乘虚袭入筋络，腰间肿痛作痛流脓，顶脖臂膝皆有溃症烂处。”三天后，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称，“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渐流向脊。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可言”，病症十分凶险。

1875年1月6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翁同龢与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同时被传召见，入养心殿东暖阁，见皇帝倚于病榻，面容憔悴，痂一半未落，自诉“胸中觉热”。视毕，诸臣与两宫太后同至东暖阁明间。慈禧说皇帝现在流汁过多，精神委顿，问大家有何良法？边说边哭，涕泗交下。大家认为“择医为上”。荣禄推荐一位89岁专治外症的名医祁仲，太后同意传来诊治。稍顷传诸人皆入。翁同龢见皇帝侧卧于榻，御医揭药膏挤脓，“脓已半盅，色白，稠而气腥，漫肿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视之可骇”。想必病情严重，致使这位素以笔墨谨慎的帝师不自觉地写出“视之可骇”的真切感受。退至明间，慈禧悲伤得涕泪直流，泣不成声，“群臣皆莫能仰视”。约在11时，祁仲到达，与御医李德立等入内诊治，半小时视毕，命云西暖阁问状，两太后与恭王、醇王入，其他人不得与闻而退。事后，翁向荣禄打听，据告祁仲言：“此痘痛发处尚非肾俞穴，冀可治，药用十全大补汤。”但结果祁仲的处方未用，“存案而已”。

捱至1月12日（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载淳终于无药可救，下午6时，一命呜呼，年仅19岁。

同治帝之死，《清史稿》及其他官书都说死于天花。当代研究清史的学者，更具体地说他由于痘毒内陷，导致“走马牙疳”而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档案中发现的《万岁爷进药用底簿》送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院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同治帝系天花而死”。

但是，当时私议盛传同治帝死于梅毒。“太后不知恶疾，强以天花治之，愈治愈重”，结果误了时间，送掉性命。产生这类私议的原因，可能与同治帝生活放浪、微服纵淫有关。有一则野史记此事的因果关系称：

孝哲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所见，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作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

说同治帝无家庭之乐，出而纵淫，验之慈禧对同治帝不喜欢由她看中的凤秀之女而选了崇绮之女为皇后的事实，参照有关慈禧经常干涉帝、后亲热乃至夫妻生活的传闻，此说并不过分。传说慈禧经常告诫儿子“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搞得皇帝极为反感，“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

说同治帝微服私行，纵淫取乐，既符事实，也合情理。试想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精力旺盛又无处发泄，于是别寻他途，逍遥取乐，事在情理之中，他不敢去著名的青楼妓院，怕撞着狎妓取乐的臣工，有损天颜，只得找暗娼或下三滥的去处寻欢作乐，因为这些地方是有身份的大臣们不屑一顾之处，可以不被发觉而得保密。事实上，同治帝的放浪早为人知，参与其事的，也不止一、二小太监，还有恭亲王奕䜣的儿子载贗。所以当奕䜣劝阻修圆明园，君臣发生争执，皇帝坚持要他说出指责自己微服私行有何证据时，奕䜣以“臣子载贗”对，并指出了时间、地点，皇帝为之语塞。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怒之下革去奕䜣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时，会一并把载贗也革去贝勒郡王衔了；为什么他在病中召见军机、御前大臣时，仍对奕䜣声色俱厉，没有丝毫好感了。

其实，知道皇帝微服纵欲的，何止奕䜣？前面所说太后召见诸臣征询能否让皇帝“偶以丝竹陶写”寻求娱乐时，惇亲王奕誴被斥为“奏对失体”受到诘斥，奕誴奏对的就是这类不堪入耳之事。即便翁同龢，也曾看到过这位天子门生带小太监骑马、乘轿飞速奔回皇宫的事实，只是他在日记中写的比较隐晦而已。由此，也就可以解读《日记》中经常提到皇帝传旨“无书房”的事了。有时四五天“无书房”，有时竟半个多月“无书房”。为什么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

凡此，都可证明同治帝确实行为不轨，放浪纵淫。朝野乃至慈禧都心知肚明，只是碍着君臣名分，谁都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如此，那么说他得了淫疮，也就不足为怪，否定这种可能性，反倒使人不可理解。

问题在于可能患了淫疮的同治帝，是不是死于淫疮？

从《日记》看，皇帝自发疹起到12月28日的20天内，翁同龢从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处看到的脉案与处方，以及他被召见时亲眼所见皇帝的症状，确实都是患了天花和治疗天花的用药。说慈禧一开始就命太医以天花治淫疮，显然不符合事实。除非翁同龢事后重新改写了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淫疮逐日造假。验之于《日记》原稿影印件，不存在这种可能；质之于翁同龢秉性人品，也不存在这种可能。他的《日记》只有写得隐晦或故意不记某事的习惯，至今尚未有人指出造假的记录。

但是，《日记》自12月28日以后所记，更多的是腰、臀间的溃疡流脓日渐严重，发展到肾水不济，牙断黑肿糜烂，这种症状确实使人有淫疮毒发的怀疑。不过，翁同龢在皇帝死前3天即1875年1月9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被召见时曾询问过御医有关皇帝的病情，得到的回答是：“所下（笔者注：同治帝昨夜大便一昼夜8次）尽是余毒，口糜又虑成走马疳。”同治帝临死时“两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不能成脓，仅流血水，势将穿腮，牙齿糜黑，口气作臭，毒热内攻”，最后，牙关紧闭，连汤药都灌不进，确实是毒热内陷，导致走马疳而死。说他死于淫疮，既无文献依据，又与实际不合，纯属是一种猜测、怀疑。

不过，同治帝之死与他放浪纵淫不无关系。若不是他在夜间常微服私行，寻花问柳，把身子掏空了，那么一个19岁的青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加上良好的医疗条件，是决不会被天花击倒的。从《日记》看，他患天花后之所以行浆不足，毒热内陷导致腰、臀溃烂，根本上是因为“阴分不足”，气虚肾亏所致。因此，纵情淫乐送了同治帝的性命。

再做深一层的分析，若不是慈禧太后经常干预儿子与儿媳的私生活，同治帝大婚后也不至于时时得宿乾清宫，欲爱而无所可爱者。那么，说她害了儿子，当不属过苛。尤其是当她明知儿子行为不端，有失帝德而不加劝阻，甚至不准臣工议论此事，那么，说她过分溺爱儿子，不是一个好母亲，也属公允平实之论。这个堪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女强人，在家庭问题上如此地专横和失落理性，难怪会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谴责了。

（本文摘自沈渭滨著《士与大变动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