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庆元：有时，病人生死取决于医生一念之间

原创 龚芷葳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詹庆元，内科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及五部（MICU）主任。擅长呼吸危重症的临床救治。

采访笔记

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个。这个数字，是他带着他的队伍，驰援武汉，最终救治的数字。这个数字令他满意，代表着一种圆满。

在武汉，他其实有过心痛。当听说有两位医生感染新冠，病势危重，正在别处上着ECMO，他坐不住了，“我来了，就要把他们接回来治疗，他们是英雄，从哪里倒下的，就该从哪里站起来。”于是，他积极组织，沟通，在一切准备就绪下，他亲自把这两位勇士接回医院，悉心治疗，终究转危为安。“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同行陷入绝境，李文亮医生的遗憾，不能再发生。”

他是ICU医生，平素见惯了生离死别，所以，他在叙述时有一种超脱的平静。在讲述某些情节的时候，似乎存在片刻的抽离，但是，他又是感性的，仅仅一个细节，他又融入到当时情感起伏与悲辛交加的状态当中，他说，亲历武汉战疫，最打动人心的，是见到许许多多割舍不了的亲情。平凡、微小，却包裹着每一颗敏感又多情的心。

一百，真是一个好数字。代表过往，也代表开始。我见过许多种关于一百的人类状态的表达，比如，你喜欢的一百样东西，结束对话的一百种方式，一百句人生哲学，一百种焦虑，等等，而他的那个一百，很直接，轰隆一声，就到了面前，一百个新冠患者，那是他与他的团队曾经拯救的。

他说，不喜欢总是看到某些媒体，或者自媒体拿武汉的“惨”大做文章。“人类的伟大，在于有自我修复能力。有本书上说，暴风雪终将结束，经历过的人们，可能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确定，暴风雪是不是真的结束了。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当他们穿过暴风雪的时候，就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人了，这就是关于暴风雪的一切。”

身为ICU医生，他说，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经过此疫，可以更加从容和科学的去面对。坦然接受现实医学的能力范围。

1.烈火镕金

龚芷葳：詹主任，您是中日友好医院第二批驰援武汉的团队成员，听说您组建团队只用了两个小时，能讲一讲当时的情形吗？

詹庆元：好的。那天中午，我正在科室里忙，十二点刚过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通知我在两点之前组织一支完整的呼吸危重症救治团队，驰援武汉。要求是团队整建制——有领队，有骨干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还有协调人员。这个领队肯定是我充当了，选择骨干医生时，我就想到了我们医院的专培医师，他们接受过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后，在呼吸科轮转，当时就在我们ICU病房经过我的严格培训。因为我很了解他们，所以就“沙场秋点兵”，我很欣慰，挑选的每一位成员都义无反顾，没有任何怨言或者推诿。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回家，我就让爱人帮忙将我的行李带过来，她帮我准备得很充分，一应备足，也很支持。

龚芷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大家可以做到团结一致奔赴武汉，和您平时带队的风格有关吗？

詹庆元：其实和我们ICU的工作性质有关，ICU工作，生死之间分秒必争，讲究众志成城，团队齐心。我们平时就很默契，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更是心往一处使，所以能够迅速组队。我们2月1日到达武汉，驰援的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当时病房并没有起用，机器还不完备，没有呼吸机，没有ECMO，是来了之后再添置起来。

龚芷葳：到了武汉之后，如何运转呢？

詹庆元：依然是主诊医师负责制，大家都会自己管理自己，一套体系已经很完善，不需要刻意强调什么，一切工作都进行得很好。

龚芷葳：您是怎么安排大家工作的？

詹庆元：ICU的建设，取决于四个要素：人员、设备、空间、管理。即利用科学管理方法，将人和设备有效组织起来，在一个特定空间里抢救病人，这就是ICU。所以，第一考虑人，这些同事都是出类拔萃的；第二考虑空间，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其实没有专用ICU病室供使用，我们就因地制宜，临时选了几间房子用作ICU；第三考虑设备，我们从中日友好医院拿了价值1500万的设备去支援，其中还有我自己募捐的大概500万设备——当人员、设备、空间都处理好了，尽快梳理流程即可。

龚芷葳：治疗过程中，每一个ICU中人员都像救火队员，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

詹庆元：是的，有挑战才有ICU，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甚至觉得这不叫挑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有人不喜欢挑战性工作，而我遇到重症病人，会觉得很兴奋，情不自禁往上冲。

龚芷葳：这次抗疫，对您来讲，也是一场不小的考验吗？

詹庆元：是的。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考试。我和同事开玩笑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是烈火镕金的好机会。事实上，我见证了众志成城，大家都很给力。

龚芷葳：治疗新冠和治疗重症流感，哪个对您挑战更大一点呢？

詹庆元：各有各的挑战，流感传染性没那么强，但并发症比新冠多很多，治疗难度可能比新冠更难，但新冠毕竟是一个未知的病种，我们对此了解太少，而且因为新冠传染性更强，对人们的身心负担比起流感更重，总体来讲，都挺难治的。

龚芷葳：在中心医院，您的团队一共救治了多少位患者呢？

詹庆元：很巧，正好100个。

2.平衡的选择

龚芷葳：您在救治上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詹庆元：我认为我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治疗危重病人的经验丰富，在中日友好医院，已经完成了300多个病人的ECMO治疗，我们救治的病人，呼吸衰竭往往非常严重，重症流感的病情也比新冠更严重——我们每年都要抢救大量的这类病人。总体而言，第一，经验很重要；第二，团队很重要，ECMO需要一个特别强大，能打硬仗的团队，除了要求技术水平高，更需要彼此间心有灵犀，那是大伙儿多年历练磨合成的默契。

龚芷葳：新冠是一个未知的病毒，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您都用了哪些“神器”？

詹庆元：新冠病毒，对此目前没有特效药，但是人体会产生抗体，我能做的就是给予病人支持，让病人自行恢复，我们所给予的支持，好或者不好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病人是否氧合改善、通气改善，同时没有出现并发症，这是体现一个团队最基本水平的考验——我有一个观点：只要给予病人的支持到位，病人就会活下去，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积极干预，需要插管就插管，需要使用ECMO就使用……不产生并发症，病人产生抗体就会很好转归；第二，治疗团队是最重要的，和我一起驰援武汉的80、90后，都是我亲自挑选的，都非常棒。

龚芷葳：除了ICU，您还是呼吸科医生，在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呼吸科医生在原发病的诊治，包括呼吸生理的理解、技术方面的应用，都是有优势的，这些优势体现在哪里？

詹庆元：优势还是很多的。第一：呼吸科医生对疾病的自然病史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自然病史是指从发病到加重，走向好转或者死亡的这段时期的病况。如若其他科室医生，可能不熟悉自然病史，病情如何而来，将要如何发展，是无法判断其预后，也无法知道前期的干预措施是否正确；第二：呼吸科医生有鉴别诊断的优势，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有时真的很相像；第三：呼吸科对呼吸生理的理解更到位；第四：怎么用抗生素，呼吸科医生对于量的掌握更有自己的经验与尺度；第五：呼吸科医生还有一个自然防御习惯，戴口罩——打仗的人首先得会保护自己，否则怎么打仗？

龚芷葳：如何在治疗上找到最佳平衡点？

詹庆元：在医学上的平衡点就是，在病人面临两种选择时，如何正确抉择，这就需要考虑利弊关系，比如该不该用呼吸机——上呼吸机可以改善通气，但有可能加重感染；如果不选择呼吸机可能会因呼吸衰竭死亡——寻找平衡点，一定是利大于弊，才会去做这个治疗。但实际上，医生之间的判断也是有差异的，还是要依据经验，深刻的思考过后，再去实施。

龚芷葳：有一些本身就有器官损伤的患者，如若不幸得了新冠，这样的患者治疗难度就会更大，面对这样的患者，您是怎样攻克堡垒的？

詹庆元：必须要面对现实。比如说，病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治疗起来就会很难，住院时间长的，除了危重的病人，就是合并症较多的病人。这就考验多学科协作。

龚芷葳：已经患过新冠的病人，还会复发吗？

詹庆元：我认为，复发这个词不太准确，有些病人出院后一查核酸又是阳性，这是复发还是本身病毒就没有转阴，本身就是个问题。一般理论上讲，病毒感染以后都会产生抗体，一段时间内对人体有保护作用，有无后遗症、并发症，这和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情况严重甚至是危重型的患者可能有后遗症，比如肺纤维化，也可能会拖累其他系统，包括心脏、神经系统、生殖系统，但后遗症的发现需要大规模随访，三个月到一年，甚至是三年的随访，有了随访的资料后，才能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3.一念之间

龚芷葳：我们了解到疫情期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就是您救助了两位武汉的同行，陪他们一起渡劫，和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

詹庆元：那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两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同行，是危重症患者，当时在武汉肺科医院治疗，已经第二次用ECMO治疗了，当时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因为按照经验，如若病人用了两次ECMO都不见好转，情况就危险了。打听下来，他们的病情确实严重，征得肺科医院领导的同意，我将他们转入了我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同济医院也特别支持，告诉我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

我当时想，第一需要的就是人，这两个病人情况严峻，我带来的队伍，值守病房的兵力不足，只能向中心医院求援。二话没说，中心医院派来了四位得力的医生，十多位护士，又给予了有力的设备支持。为什么一定想把那两位重症病人接过来呢，一方面，他们是同行，知道他们在前线奋不顾身，罹患疫情，不由自主想伸手帮一把，另一方面，武汉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乃至去世，包括李文亮医生，我觉得特别遗憾，“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我这么做，其实是想弥补一下遗憾。

龚芷葳：当初，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ICU的呢？

詹庆元：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当年的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有关于呼吸重症；第二，我觉得自己很适合这个专业。ICU医师应该具备几个特质，这些特质好像我都有（笑）：一、有挑战精神，因为你面对的都是重症患者；第二：要果断、敢拍板、敢拿主意，但果断不是鲁莽，一定要基于客观、科学的综合分析再做决定；第三：要乐观，因为经常会面对死亡，不能因为抢救失败，就一蹶不振，要及时抽离，向前看；第四：身体素质好，我身体挺好，虽然不健身，但是从不暴饮暴食（笑）。如果不具备我说到的这些特质，时间一长，一定会产生疲惫的。

龚芷葳：作为ICU医生，您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

詹庆元： 我觉得，这就是“命”。如何解释呢，第一，这个病是否能治疗，你都要接受——总是有些病能治，有些病不行；第二，生死之间，你能不能遇到好医生；第三，生命是个谜，有时候说不清楚——有人看似熬不过这一关，但眼看着慢慢恢复过来，而有人身体状况还不错，但是越治病情越重——这就是在病情背后，有我们无法解释的影响因素。但是，虽然生死由命，作为ICU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救治每个病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龚芷葳：这样看来，ICU的医生需要强大的内心是吗？

詹庆元：是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ICU医生。有时，病人的生死就取决于医生的一念之间，如果作为医生都想放弃了，病人何谈求生，所以，医生拥有强大的信念是很重要的。

采访/唐晔 编辑/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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