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罗义俊“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

我之能够亲炙罗义俊先生，是一桩有些偶然的事儿。1990年秋天，我来到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开始了我的硕士生涯。我的导师是哲学所的范明生研究员，范老师1950年入清华哲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不知是因为范师早年的教养过程使他“天然地”有些现在坊间所谓的“博雅”教育意识，还是纯粹为了填充学分，总之，范师在我（们）的培养方案中“塞”入了一门课程：那就是由社科院历史所的李华兴和罗义俊两位研究员合开的一门课：中国思想文化史。

其时，社科院历史所在徐家汇办公，研究生的课程也在那里进行；于是，那个学期，每逢这门课的日子，我就会一早从淮海中路坐公车，到徐家汇接受时任历史所常务副所长的李华兴研究员和时为古代史室研究员的罗义俊先生的教诲。这门课一共有四名同学，除了另一位我的同门，还有华兴先生自己的两名硕士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范老师的两位学生乃是到徐家汇蹭课去的。

估计同样会出乎现在“博雅”论者之意料，这门课虽名为中国思想文化史，其实就是读两部书：古代部分由罗义俊研究员带读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近代部分由李华兴研究员领读郑振铎所编的《晚清文选》。华兴教授出身于蔡尚思先生门下，当时其专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由浙江人民社出版未久，他以前述“郑编”为脚本亲授此课之近代部分，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而义俊师以《心体与性体》作为古代思想史之“教本”，则似乎需要下几句“转语”了。

记得义俊师在课程一开始对此做过说明，当然他没有谈与“博雅教育”一样在国内学界很久以后才流行开来的所谓“唐宋变革论”，而是径谓《心体与性体》乃前此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总结”，是以将此著作为教材完全“正当”。我不知道这种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也不清楚其他三位同学对此有何“观感”，总之我听了此语似乎是“甘之如饴”，盖因我其时正在社科院港台图书阅览室耽读其时外面还难以见到的各式牟著。

也因为这个缘故，古代部分的课堂上，我就几乎成了义俊师的唯一“听众”甚至“对话者”——华兴先生的一位男性的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复旦历史系，他本来就性喜“空谈”而不尚“玄谈”，而我的那位朴实可爱的同门，每当义俊师用那口宁波沪语讲到“激昂”处，总是会适时露出他那一贯的厚道鬼脸，屡试不爽地，义俊师学着说牟先生那句“拿生命顶上去”时，就每每是这种几乎“笑场”的“剧场效应”。

通过这半门课程的机缘，我和义俊师开始熟悉了起来。我们的师生缘既是起始于《心体与性体》，自然地，我向他请教的主要也是与牟宗三先生著作有关的问题，有些社科院港台图书室当时尚未入藏的作品，如《时代与感受》和《圆善论》，我就是从他那里借阅从而得以“先睹为快”的。

我向义俊师的请益并没有随着课程的结束而终结，但我在这里先要谈一下那门课的作业。由于在港台阅览室“遍读”牟宗三哲学的同时，我也在那里细读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并对这两部论著中解读清代思想演化的“内在理路”说深感兴趣，就写了一篇题为“寻求儒家知识论的源头活水：余英时清代思想史新解释平议”的小文。义俊师不但接受了我这份有些不甚“切题”的作业，还打算推荐到《鹅湖月刊》去发表，不料却被“少不更事”的我以尚不“成熟”为由推却了他的盛意。记得当年我还曾与一位经济所的诸暨老乡聊及此事，他那种茫然不解的神情似乎至今都还在我眼前。

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我还会不时往义俊师在江宁路的府上跑，除了借还牟著，更多的是去听他聊天——听他老人家聊天是一件很高的享受，当然前提是你要听得懂那口宁波腔很重的上海话。义俊师所聊并不限于牟先生和新儒学，但凡历史掌故甚至党史或“文革”“逸闻”，无所不包，亦无所不及，其中有些据说还是他自己“体悟”“考究”和“侦察”所得，每谈到甚有心得之处，他都会先四顾是否有人，然后露出得意的神色，而当此珠玉时分，我更是听得津津有味，如饮佳酿者是也。

义俊师早年毕业于上师大历史系，在进入新儒学之前一直以汉代史和钱穆研究为业。记得他有一次告诉我，大学毕业时因为对土地制度问题的兴趣，曾想报考贺昌群先生的研究生。刚巧那时我在范老师的课堂上递交了一篇题为“侯外庐封建土地国有论平议”的小论文，于是就向他请教对于侯外庐先生的印象，这一问就问出了他那句“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具异端气质的一位”这个“隽语”。现在坊间有些流传误以此语系属于我，此必须隆重申明，以免舛讹失实。

也与此有些关联，一次谈及国际共运史与修正主义思潮，以及所谓议会政治问题，义俊师慷慨而沉郁地旁及文明与野蛮、革命与改良等议题，他沉浸其中，我暗中观察，觉得其议论亦与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所论颇为神似——顺便说一句，由其胞弟陈敏之先生所编，王元化先生作序的顾准遗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当时刚由香港三联书店刊行，当年我还在社科院门口的沪港三联见过那本封面淡蓝素雅的“伟大小书”。

回想起来，义俊师聊天时这类“隽语”甚多。记得他有一次谈到钱宾四先生之所以雅不愿赞同中国传统政制为专制主义，一方面指出后来如徐复观的批评中“良知的迷茫”一语实失之过重，另一方面又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认宾四先生之有此种认知，盖与其少时包括无锡在内的苏南地区吏治尚未大坏有某种关联——此说或可为《国史大纲》导言中吁求是书读者对于国族文化的那种“温情之敬意”作一小小注脚也。

又如，由翟志成对熊十力和梁漱溟之“诛心之论”，义俊师一方面批判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那种阴暗心理，所谓“我不是东西，你也不是东西”（“东西”两字乃用沪语方言“么司”说出）的“逻辑”，另一方面又从梁漱溟和徐复观所“面折”的对象来比较两位之人格挺立程度。凡此种种，不但妙语解颐，而且颇富理趣。

日前因为把自己上半年刚出的小集寄与义俊师，且将送呈陈克艰先生的那册也一并附寄在包裹内，我接到了义俊师的电话。与三年前那次见面聊天感觉有些不同，这次电话中的义俊师听上去中气甚足，让虽常念兹在兹但平时又不会“嘘寒问暖”的我大感快慰。义俊师和我谈及，除非由当年老东家《文汇报》的朋友驱车安排，他和克艰师现在很难得见面，毕竟上了年纪，不得已做些理疗而外，都是居家养身读书为主，前一阵子因为腰伤，大部分时间就干脆采了卧读的老办法。

谈到读书，义俊师就兴奋了起来，他告诉我，前一阵子刚读了唐君毅、谢幼伟和张丕介诸先生的东西，尤其是把《佛性和般若》重读一过。谈到牟先生，义俊师就更兴奋了，他用“好看”两字来描述读牟的感受：就唐、牟而论，一般认为唐比牟“好看”，义俊师则认为反是。此论可谓深得我心，惜乎在自己的老师面前我总是过于“肃穆”和“庄重”，本来还可拿出那个“黑格尔的每句话都不好懂，但整体上好懂，康德的每句话都清楚，但整体上不好懂”的“段子”来比附唐和牟的写作风格和致思取向。

现在国内学界皆公认义俊师是大陆最早系统绍介港台新儒学的学者，他所编的《评新儒家》就是一本入门级的资料书；由于义俊师的工作，特别是其对于儒家义理的持守，他得到牟宗三先生的肯认，实可谓牟门弟子。聊天间义俊师特别提到李瑞全、杨祖汉和李明辉三位牟门高足，并引用天台宗的说法肯定这几位持师说甚严。由此发挥，他反对“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等一系列名号说辞，甚至认为“新儒家”和“新儒学”在牟先生那里也只是“方便说法”，任何前缀都只会割裂、分化和肢解儒之本义，用义俊师的话来说，儒就是儒，儒学就是儒学，儒家就是儒家。在我体会，当义俊师做出这番宣称时，他一定有牟先生曾慨叹的那种“四无依傍，一无与战”的客观悲情，而我那时联想起的却是哈耶克那句“越是危急关头越要坚持原则”的警世箴言。

如前所说，听义俊师聊天是一种高度的享受。确实，他颇喜欢谈党史，从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陈，可谓无所不晓亦无所不谈。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且身处上海这样的风暴中心，这其中的料儿肯定就少不了，其中不少还关涉他的老领导、前辈和同事，个别是我认识的，多数则是只从纸上见过。讲到得意会心之处，义俊师又撂下如许“狠话”：如实地把“文革”的历史记录下来的话，那一定比《资治通鉴》还精彩！又说：除了一人不能议，其他什么都能议，就此而言，“文革”可谓“思想解放”之“先驱”。

此次一个小时的电话粥，照例可谓胜义纷披，让人徒生目不暇接之叹。和克艰先生一样，义俊师论事论人皆极为犀利，记得他谈到与一位曾经的“道友”那次后来导致“不分而分”的谈话，义俊师形容自己一开腔就“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或许是颇为得意于这一表述，后来还用普通话重复了一两遍。当我有时为了“活跃气氛”讲几句俏皮话时，义俊师就会发出我无比熟悉而亲切的“嘎嘎”笑声，还会加上一句：你现在也会用文学笔法了！这时我猜想义俊师也许是翻了两页我寄送过去的段子书？——当然我未敢问他究竟是否如此，毕竟这属于所有最不重要的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之列吧！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义俊师曰：儒就是儒，儒学就是儒学，儒家就是儒家。而我要说：夫子就是夫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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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