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散装卫生巾是谁的问题；马克龙带给黎巴嫩什么

散装卫生巾是谁的问题

近日，一则感慨卫生巾居然有散装的微博，配以100片卫生巾售价21.99元和买家针对“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的质疑做出的“生活难”、“我有难处”等回应的图片，引发了有关“月经贫困”、“卫生巾税”等议题的舆论热潮，截至8月30日下午四时，微博话题#散装卫生巾#已有12亿阅读、20.2万讨论。

经济与文化双重压力下的月经贫困

散装卫生巾是否三无产品、质量有无保证等问题几经反转仍无定论，对于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城市中产女性而言卫生巾的价格可能还比不上一杯奶茶，但市场对低价卫生巾的需求无疑从侧面证明了“月经贫困”的存在。《南方都市报》刊发的一则报道提到，“月经贫困（Period poverty）”指的是女性因经济负担能力不足或受到落后观念等因素制约无法在经期内得到足够的卫生用品，而无法有尊严地度过生理期。南都记者的采访显示，在中国，一名女性每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确实对不少贫困女性造成了经济压力。受访的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和家庭收入的限制，“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成为女孩们应对月经的选择。”

《新京报》“‘散装卫生巾’争议背后：被遮蔽的全球‘月经贫困’和女性生理刚需”一文中提到，根据BBC于今年“世界经期卫生日”5月28日发布的报道，印度3.55亿有月经的女性中只有36%有条件使用一次性卫生巾，其余2.3亿名女性只能使用破布、果壳、灰烬、树叶或者是牛粪来处理经血。即便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14岁-21岁的年轻女性中，有一半曾因经期缺课，每十人中就有一人无力负担卫生用品。文章进一步指出，月经禁忌也是导致月经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月经的污名化早已被科学消解的今天，对月经的言说仍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而“难登大雅之堂”。不过作者欣慰地提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打破禁忌，例如英国女孩基兰·甘地在2015年时选择在月经第二天在不使用任何卫生产品的情况下跑完马拉松全程，傅园慧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接受采访时坦然讲述自己正在来例假，女性在公共领域为自己的需求发声或将是解决月经贫困难题的关键一步。

“卫生巾税”是性别歧视吗？

此次“散装卫生巾”引发空前热议一定程度上也与近日公布的医保改革措施相关联。微信公众号“女泉”刊发的“伟哥、包皮手术齐进医保，谁来考虑避孕药和卫生巾的福利比例”一文指出，此次的改革内容显然对男性更有利。以避孕为例，尽管2017年起免费提供避孕药具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基层网点发放的避孕药具数量与实际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根据相关调查，女性承担着80%-90%的避孕责任，一名女性一生在避孕药上的花费大约为2万到8万元不等。在此背景下，作为女性生理刚需的卫生巾税率是否过高的问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焦点。目前卫生巾所属消费税为“增值税”，与其他零售商品一样，税率为13%。文中提到，一方面卫生巾免税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趋势，澳大利亚、印度、牙买加、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黎巴嫩、肯尼亚、爱尔兰、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十余个洲都已对女性卫生用品免税，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免税不会带来卫生巾价格的大幅降低，更有效的措施有赖于政府的进一步调控和对卫生巾生产商的优惠扶持。

关于卫生巾税率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声音认为，卫生巾之所以贵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无脑追捧大牌所致，是一种智商税。《界面文化》刊发的“从‘粉红税’到‘智商税’，呼吁更便宜的卫生巾究竟令谁不满？”一文探讨了卫生巾议题中的双重性别歧视，一方面是将男性需求默认为标准，导致女性须为同等商品或服务支付更多金钱，另一方面男性往往抱持非理性消费的刻板印象对女性大加挞伐，哪怕是在卫生巾这样男性毫不了解的领域当中。根据文中定义，“粉红税”指的是在购买质地、用途、款式相似的商品或同类型服务时，女性消费者支付的金钱往往比男性消费者要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辆同一公司生产的滑板车，其他参数完全一样，粉色的却要比红色的贵20美元。在此逻辑下，只有女性使用的卫生巾也被作为一种“附加”需求来看待。上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认为，“粉红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性消费者没有充足的价格信息用来对比，网购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足够，但个人的精力有限。并且在消费社会，男性同样会被消费主义裹挟，而只有女性受到交“智商税”的指责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刊文对中国卫生巾发展史进行了简单勾勒，并指出这是一段女性失语的历史。文章开头便指出，“卫生巾到底是一个健康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抑或是一个经济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据作者介绍，1982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1985年，福建人许连捷创办了恒安集团开始生产“安乐”牌卫生巾，1986年买下热播电视剧的片中广告打开了销路。但直到1990年，整个卫生巾市场的年销量也仅为20亿片。与此同时，国外的卫生巾品牌开始进驻中国，并通过广告带来了舒适自信度过经期的价值观，到1999年，中国卫生巾年销售量达到300亿，一半中国女性用上了卫生巾。到2016年，中国女性卫生巾覆盖率超过了96%，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但在作者看来，舆论场对卫生巾的建构始终是畸形的，早年作为禁忌与污秽被避而不谈，当下却又作为一种商业符号被消费，而极少作为一种女性权益的话题被讨论。无论是在汶川地震后还是在武汉抗疫初期，女性对卫生巾的需求总是不被重视，而在散装卫生巾引发的此轮关注当中，很多讨论又是撕裂和无效的。文章最后总结称：“它是消费市场的问题，是文化习俗的问题，是亲密关系的问题，甚至是政治的问题，却总也不是女性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她是一部分女性的问题，却也不是全体女性的问题。”

马克龙为黎巴嫩带来的是什么？

学者Joseph Daher在《雅各宾》发文称，摧毁贝鲁特的爆炸是对数十年来错误统治黎巴嫩的政党的控诉，然而现在，这些政党正在利用这场灾难作为借口，在马克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怂恿下，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8月4日的爆炸发生后，许多国际和地区国家元首宣布支持黎巴嫩人民。然而，正如从以往的危机中了解到的那样，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将这些时刻视为促进和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包括将市场经济扩展到迄今由国家主导的各个经济部门。

爆炸发生几天后，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议下，举行了关于黎巴嫩的视频会议。会议汇集了约30个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的官员。

8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右二）访问爆炸过后的黎巴嫩贝鲁特港口。

他们同意向黎巴嫩提供总额为 2.527 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他们还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条件是黎巴嫩实施“体制改革”。

马克龙在悲剧发生几小时后高调访问了黎巴嫩，他坚持要组建一个能够进行“改革”的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宣称，通过实施“改革”来“打破黎巴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个月前开始的讨论僵局”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实施这些“改革”作为发放任何财政援助的先决条件。2018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西德尔”会议（全称为“通过改革和企业参与推动发展的经济会议”，法语为La Conférence éc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par les réformes et avec les entreprises，缩写为CEDRE）的与会者也是如此。“西德尔”会议该会议承诺为黎巴嫩提供超过110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作为对这些资金的回报，黎巴嫩政府必须承诺发展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缩写为PPP），降低债务水平，并实施紧缩措施。

占主导地位的教派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存在对立，但都同意这些措施。黎巴嫩民族团结政府由所有这些党派组成，由前总理哈里里领导，后来他在2019年10月抗议运动爆发后辞职。

他们的2020年预算计划包括合并或废除一些公共机构，以及国有电力部门的私有化，所有这些都符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德尔”协议的要求。这些政策只会加剧新自由主义的灾难，自1990年代和该国内战结束以来，黎巴嫩已陷入这种灾难。

黎巴嫩内战后走上了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东其他地方推行的经济自由化道路，重点是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和私营部门的增长。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强了黎巴嫩经济长期以来的特点：以金融和服务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其中社会不平等和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黎巴嫩是该地区乃至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均亿万富翁最集中的国家之一。2019年，10%的成年人拥有70.6%的财富。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是在工业、房地产和金融部门。近年来，国际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推动公私伙伴关系，将其作为私有化和私营公共利益的新工具。中东和北非地区也不例外。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后的活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基础设施公私伙伴关系。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尤其旨在促进私人管理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电信、电力和卫生领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坚持认为，必须将此类基础设施私有化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中东国家通过了公私伙伴关系立法，以加倍推进公共服务和国家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在沙特阿拉伯，公私伙伴关系已成为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动的“2030年愿景”经济和政治战略的基本内容。在“2030年远景”之后提出的“2020年国家转型方案”，详细阐述了沙特新领导班子的经济政策，并将私人资本置于未来沙特经济的中心位置。

同样，在2011年起义和2012年起冲突日益军事化之后，叙利亚政权加快了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在2016年1月通过了一项公私伙伴关系法律，授权私营部门管理和开发除石油以外的所有经济部门的国有资产。

黎巴嫩主要政党和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利用私有化计划及其对各部委的控制，加强了裙带关系和腐败网络，而黎巴嫩大多数人口则遭受贫困和屈辱。

示威者在过去几个月中将目标对准了金融机构，攻击了不同地区的总部和银行分支机构。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任命一个新的民族团结政府，尤其是哈里里领导的政府，将会加强银行的地位。

总之，马克龙呼吁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政府，将所有主流政治力量聚集在一起，这只能有助于维护现有的宗派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体系，以及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这一解决方案得到了本地区和更广泛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支持，并将使新自由主义“改革”得以深化。

希腊新的致命移民政策与全欧洲有关

《远方的光：欧洲边境的流亡与避难》一书作者Daniel Trilling在《卫报》发表文章，称每次雅典推走难民船，都是整个欧洲大陆为了自身利益的结果。

《纽约时报》披露，希腊秘密驱逐了1000多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将其中许多人遗弃在爱琴海的充气救生筏上，这是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的最新例子。自2015年以来，希腊实际上已被欧盟其他国家用作抵御不受欢迎的移民的缓冲区，使数千名难民滞留在爱琴海岛屿和大陆上卫生状况糟糕的营地。与此同时，欧盟与土耳其匆匆安排的交易中，后者同意代表欧洲充当边境警察，阻止难民越境前往希腊，以换取财政援助和其他外交让步。

今年春天，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土耳其决定向希腊边境输送数千名移民，以此向欧洲施加压力。这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弹，随后希腊保守的新民主党政府采取了几项强硬的、在法律上有问题的边境管制措施。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希腊在与土耳其的陆地边境经营着一个秘密拘留中心，以便在不给人们申请庇护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即决驱逐（summary deportation）。最新披露的希腊在爱琴海的行动也符合同样的模式。

在希腊莱斯沃斯岛难民营，一名父亲抱着他的女儿。

在地中海中部，人们仍然试图乘坐利比亚蛇头的船从北非出发越境到欧洲，欧盟几年来一直试图通过关闭救援行动来阻止移民。结果是，人们要么更有可能死在海上，要么被送回利比亚。在利比亚这个战区，对移民的酷刑、强迫劳动和虐待——其中一些发生在被欧盟视为合作伙伴的利比亚官员手中——被广泛记录在案。今年春天，意大利和马耳他（和希腊一样，它们也被欧洲邻国用作缓冲区）对救援船只关闭了港口，理由是由于疫情它们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

虽然意大利此后允许一些船只靠岸，但马耳他显然借着新冠疫情的机会，组建了自己的私人商船队，在海上拦截移民，并将他们交给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正如移民监督组织Alarm Phone在4月份报道的那样，马耳他不愿意把人带进港口，导致一艘载有60多人的船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期间有乘客死亡。

很容易将这些情况完全归咎于欧盟地中海边境的国家。但他们的行为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看来是有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3月希腊-土耳其边境危机期间宣称：“我感谢希腊在这些时候成为我们的欧洲盾牌”。

过去五年来，移民政策的强硬转变是逐渐发生的，这是由几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驱动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非欧洲移民是一种文明威胁；中间派政客，试图通过接受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要求来抑制他们；以及安全和国防工业，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例如无人机监控，已经取代了地中海的海军巡逻。当欧盟委员会在下个月公布其关于移民和庇护的新公约时，它可能会被正式确定，这将在未来几年塑造欧盟的整体政策。最新的委员会是去年任命的，已经臭名昭著地通过创建“保护欧洲生活方式”专员职位表明了其意图。

为这种转变辩护的理由可能是，难民危机在欧洲许多地方引发了反移民的反弹，政客有责任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保护弱势移民的需要vs一些选民限制移民的愿望。但这类安全措施最终会从根本上改变提出这些措施的国家的性质。监督欧盟的非政府组织Statewatch本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欧盟的“驱逐机器”（deportation machine）正在出现：欧盟的边境机构Frontex（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计划大幅提高能力，协助成员国驱逐那些被拒绝居留的移民。

根据Statewatch的说法，这种扩张增加了“由Frontex资助和协调的驱逐航班可能会将难民转移到他们有遭受酷刑或迫害风险的国家”的风险，因为欧盟各个成员国评估人们庇护申请的方式不一致。新的执法措施将得到大规模收集个人数据的支持：欧盟还在建立一个庞大的新生物识别数据库，以保存所有入境的第三国国民的详细资料，这个计划受到了隐私专家和移民权益组织的批评。

作者呼吁，这种模式对权利的侵蚀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它是国际性的，而不仅是一国的事。当国家选择采取极端措施将难民赶出自己的领土时，这有可能会破坏为保护难民而存在的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