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约录 | 烟草禁令（下）：鸦片战争之后的大清鸦片梦

文 | 江隐龙

鸦片战争：一斗“雅片”燃起的硝烟

清廷的禁令愈严，鸦片的秘密买卖反而愈盛，这背后的无奈现实是清人对鸦片近乎痴迷的热衷。清朝中期，吸食鸦片成为流行于文人阶层的雅好，鸦片更被称为“雅片”，这已然能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并论的文人雅趣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更何况鸦片一旦上瘾便万难戒除。在清帝国繁华的各大都市，高档烟馆鳞比栉次于中心商业区，渐渐成为承载着社会交际功能的重要场所；而吸食鸦片更成了日常待客之道，犹如请友人饮酒喫茶一般自然——如在上海滩约友人一叙至租界上的“眠云阁”、“更上一层楼”等名烟馆一榻横陈，云霞吞吐间决计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桩美事。

上流社会的风雅与下层社会的附庸风雅彼此影响，最终孕育出了颓靡病态而又华丽异常的鸦片文化。资深的瘾君子对吸食鸦片的各个环节均精益求精：鸦片要进口于朝鲜、印度支那或是产于云南麻栗坝的精品；烟膏要出于潮州巧匠之手的冷笼佳膏，还要调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补品；更为讲究的要数烟具：枪分宝石、虾须、象牙、沉香，灯有太原、琉璃、宝石——坊间还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一说，其间自有一番滋味风情。

然而，赋税之利与文人之好毕竟改变不了鸦片毒性极大的事实。吸食鸦片之风的盛行极大影响了清人的身体素质，正如俞蛟《梦厂杂著》所言：“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鸦片馆

受制于鸦片，整个清帝国从朝臣将士到布衣百姓麻杆身体面黄肌瘦，这也成了“东亚病夫”一词的时代背景之一。危急存亡之秋，清帝国终于对鸦片正式宣战了。

战争的号角是从朝堂之上开始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卢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言辞激烈的奏疏，仔细算了一笔财政账：“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1823年至1831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年至1834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於洪水猛兽，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聋发聩，请仿周官用重典之治，治以死罪！”

这份奏折之下，还压着另一位大臣的奏折，上书“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仰且无可用之兵”。道光阅后甚为感动，特诏此臣入京商讨禁烟方略，并任命其为禁烟钦差大臣兼制广东水师，负责禁绝鸦片贸易之事——这一位大臣，便是林则徐。

手握圣谕的林则徐至广州后立刻厉兵秣马包围了英国人的商馆，数日之后，英商无奈将鸦片悉数交出，林则徐于虎门就地将鸦片尽毁，这便是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极大的鼓舞了道光的信心，清廷立即议定新律三十九条，用刑极重：“凡开设窑口、屯积鸦片者，为首斩枭，为从绞监候；开设烟馆者，为首绞监候，为从发新疆为奴；栽种罂粟、制造烟土者，为首绞监候，为从流极边烟瘴；凡吸食鸦片者，自令下之日，经一年有六月尚不悛改者，无论官民皆绞监候。”

因新律只适用于清人，林则徐于广州又设专条：“凡商船入口者皆须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拒绝接受，在几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回国请兵，终于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给清帝国带来了一份“大礼”：鸦片战争。

道光皇帝

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背后的魔幻现实

在战前对林则徐大言“不患卿等猛浪，但患过于畏葸”的道光，彻彻底底被这一次战争打懵了。厦门、宁波、定海、镇海、镇江相继失守，江宁告急。最终，道光同意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城下之盟，中国近代史在此刻，正式展开。

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均因鸦片而起。作为战争的产物，《南京条约》唯一提到鸦片的条文却不是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而是针对林则徐禁烟活动提出的赔偿要求——《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

仅从法理角度来讲，《南京条约》并没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笼统地规定“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真正明确鸦片贸易合法性的是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的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觔纳税银叁拾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

所谓“洋药”，即是鸦片。这一款规定中英国人对于鸦片贸易的规定相对保守，而且只保留了在口岸买卖的权利，同时明确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款对英国人的往内地游历、通商的保护并不及于鸦片。可以看出，身为战胜国的英国，对于鸦片贸易这一不光彩的商业行为，也颇为小心谨慎。

《南京条约》内容

直到在光绪二年（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这份小心谨慎才渐渐化为理直气壮。《烟台条约》第三端第十二款规定：“洋药一宗，威大臣议请本国，准为另定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候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卖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

由此，鸦片贸易在大清帝国正式合法化。而历史的黑色幽默恰恰在此显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清朝沿海各省来说，鸦片贸易虽有危害，但也会带来利好。《烟台条约》中规定应抽收厘税由各省酌办，这里的洋药厘金在各省地方税收中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如果真要禁绝鸦片，这一部分洋药厘金便打了水漂。

清廷官员们对鸦片的态度比起文人雅好来说更加务实：鸦片对瘾君子来说是刚需，禁烟一方面会减少税收，另一方面也会刺激走私。而不禁烟呢？国势至少看上去没有变得更坏。就在满朝官员在为鸦片贸易之利弊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公开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引爆舆论而大噪。一边是文中“重修合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的呼声，一边是朝堂规范鸦片贸易的奏请，此时的大清帝国，实在是极具魔幻色彩。

这一场混乱而精彩的闹剧，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迎来了尾声。随着国际对鸦片贸易的声讨以及英国工业结构的转型，英国主动取消了对清鸦片贸易出口的特权。这一年的《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中，英国承诺以十年为期，渐次禁绝鸦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照会中还出现了“吗啡及吗啡针之害尤胜鸦片”之语——看来毒品的发展，又在人类的硝烟弥漫中向前迈了一大步。

1912年1月23日，世界上第一份国际禁毒条约《国际鸦片公约》终于在海牙签署。只是此时清帝国已是危在旦夕。22天前，中华民国于南京——正是《南京条约》签订的地方宣布立国；21天后，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宣布退位，清朝灭亡。只是，中国人与鸦片的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一个谣言

清末新政：摄政王与地方督抚的另一场鸦片战争

清朝对鸦片的暧昧态度源于鸦片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非正常贸易所能比拟。事实上，鸦片税一直是清末税收的重要来源，尤其是一些沿海省份，鸦片事关地方经济命脉，在存废问题上地方总督、巡抚不惜与朝廷翻脸，于是清朝最后几年的禁烟活动便就引发了另一场内部“鸦片战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开始预备立宪；光绪三十四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虽然在历史的车辙上向前望去，清朝已经进入了不折不扣的尾声，但在当时的朝野上下，清朝依然中兴有望，尤其在咨议局选举已经形成气候的背景下，大清帝国很可能会渐渐转轨为大清民国。如果历史果然如此发展，或许鸦片也真的会从此在中国消失——当时清廷主持新政大局的摄政王载沣在鸦片问题上极为强硬，尤其是意识到断了鸦片贸易也便断了众多地方督抚财源之后，禁烟的决心更加坚定。

于是，禁烟便成了清廷与地方势力角逐最主要的战场。想想会让人觉得可悲，清帝国在灭亡的最后几年，中央与地方还在为是否取缔鸦片而争吵不休，在经济利益面前，民族大义、国家前途，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在一系列的摩擦中上，广西巡抚张鸣岐终于公开对禁烟这个“国策”发难：“明知禁烟乃功令所在，展限为众谤所归，惟事关省市安危，不敢拘泥原案，务虚名而受实祸。”言下之意，反对禁烟也是忧国忧民，宁可经受骂名也不能让国家受祸。张鸣岐的理由很充分，鸦片商早就给巡抚交了底：“大宗货物以烟土为重，商务命脉全赖账目为流通……烟土店一经歇业，则账项无着，必致摇动全体。”

咨议局

张鸣岐的担忧不无道理。广西财政久赖鸦片贸易，如果贸然禁烟，一方面广西经济会轰然崩溃，另一方面合法的鸦片会趋向走私，在国家动荡之时不但不能真正禁烟反而会白白丧失鸦片税的丰富利润，而这正是张鸣岐对抗禁烟国策的底气。

清廷也不是不明白其中利害。宣统元年（1909年），资政院预备国会曾汇总禁烟后的鸦片税损失，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二千八百多万两白银。载沣如何不需要这笔银子呢？不过载沣同时也明白，这笔鸦片税真正收入国库的着实有限。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省督抚早已是“宰制一方、威福由已”，商业税更是自行征收——毫无疑问，禁烟不仅仅是为了禁绝鸦片，同时也可顺势压制地方，取得一箭双雕之效。

只是，大厦将倾，非载沣一人可支。短短两年，在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方的北洋军阀的分别运作下，清帝国一夕坍塌。志大才疏的载沣不能绥靖地方，便只能绥靖靖国家，大清民国既然不能成立，于是中华民国也便应运而生。

可怜，禁烟之事，也就此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划上了何止符。中华民国长时期处于军阀混战中，各个军阀为缓解财政压力，或明或暗都开始种植鸦片——除了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山西王”阎锡山，中国大地上再一次鸦片横流。当此之世，反倒是国际社会开始帮助、督促中华民国禁烟了。

民国二年，在由美国改良会传教士丁义华主持上海中国青年会会议上，与会代表团一致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严禁鸦片，“以修改中英烟约，实行恢复禁烟主权为宗旨”。但在道德与经济的战争上，道德从来都不是胜者，中原大地的战火年复一年，而有战火的地方，就一定有鸦片。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才设立禁烟委员会以幅铲除中国吸食鸦片的风潮，并颁布了一系列禁烟法规，只是历史留给中华民国的时间，也不多了。

清帝国一夕坍塌

结语

三百年来国殇乱。后世史学家每每感叹鸦片误国、烟草害命，但在与鸦片与烟草的战争中，人类从来不是胜利的一方。中华民国时期，天然具有巨额利润的鸦片重新为军阀所用，再一次泛滥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再一次提出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政策，可是直到1939年黄炎培视察西康时，满眼所见依然是遍地鸦片。禁毒之困尤此，禁烟则更是难上加难。当后世的烟民吞云吐雾之时，有谁会对在意香烟包装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呢？

回顾中国禁烟的律法条约，或许唯剩下光绪十年（188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在历史的角落中冷笑吧。那是《望厦条约》第三十二款的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半个世纪之后，这个禁止鸦片贸易的合众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而条约的另一个签订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