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相册｜⑯晕船，但还是要出航

【编者按】

摄影师崔益军提供给“上海相册”的这组作品堪称本世纪初上海老城厢图鉴，太多生动形象的市井气息值得你细品。作家王莫之写到：没有卫浴，所以早上经常会在倒马桶的地方碰头，冬夜会在澡堂里邂逅，如此轻易、合理地打量对方的身体。这是对艰苦、逼仄的老城厢生活的精准描述。老房子里秘密好像是半公开的，人是半透明的。但为什么还有人念念不忘？老城厢的消失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从传呼电话退场，座机登场开始……

【上海人事】

2004年3月17日，张桥路

（左）2000年3月20日，华兴路（右）2013年1月15日，金家坊

2006年8月19日，王家码头路

2006年11月22日，光启路

（左）2005年9月6日，沙虹路（右）2007年7月2日，吉安路

2010年2月21日，隆昌路

2007年8月10日，武进路

2008年7月20日，公兴路

（左）2008年1月31日，方浜中路（右）2008年2月26日，天潼路

2007年2月12日，天潼路

2013年7月2日，榆林路

晕船，但还是要出航

我偶尔会海淘几张唱片，为此，邮政编码还没有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撤离。200031，这串数字用沪语来念是如此清越，当它进入外国网站的结算页面，俨然是鄙人的手机号码。泄密的问题我倒是不太担心，这串数字之于那个页面，是我所提供的、距离隐私最为遥远的信息。

一种生活方式有待清场，正如实体唱片已经被流媒体音乐逼至了敦刻尔克的海边。身处一个快递消灭邮寄的时代，邮政编码和上海市区的那些老房子有着相似的境遇。那些老房子，我其实是羞于面对的，尤其是当它们出现在照片之上，对视的时候，某种心理前提比蚊子还要烦人，好像它们以这种方式呈现过后，接着就该拆迁了。

摄影师的感受也许更加复杂。大约是十几年前，我在莫干山路看过一个摄影展，艺术家来自纽约，在上海待了一阵子，墙上挂满了他新近拍摄的上海，让我想起阳澄湖的“汰脚蟹”。朋友介绍朋友，艺术家受了我的几句恭维，大意是这些照片很有价值。“譬如那幅，”我指着改造之前的吴江路说，“那些小吃店啊饭馆啊，前阵子全都拆掉了。”他非常夸张地哦了一声，右眉毛像一只大黑猫在避雨的过程中触了电。次日，我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让我推荐一些像先前的吴江路那样正在拆迁的地方。

恍惚间，我想到的却是自己供职的那本杂志。能否在上面辟一个新栏目呢？就叫“正在消失的上海”，替换掉已经让我嫌弃的栏目“我最喜欢的上海人”。比起找一个名人去聊另一个名人，我更愿意和老百姓打交道，听到他们发出真实的声音。他们可以是动迁房的一个钉子户，或者是已经签了协议，但还没有搬走。将迁徙之前的生活状态封存在杂志，每月推出一篇，换言之，每个月我需要在上海市区找到一处改造中的地块。

这个选题当年如果用心去推，我大概会学那位纽约摄影师，到处打听。我忘了自己是如何答复他的，肯定是一封敷衍的回信。如今，我倒是有了一个好答案。“你也不要特地去找了，”我本该在邮件里这样写道，“你就带着你的相机去南市区的老房子随便逛逛吧。”还要向他解释，南市区是一个已经撤销的辖区。

下笔至此，忽然意识到，今年是南市区离开我们的第二十个年头。所谓我们，主要是一些身份证号码以310102开头的人。就我而言，支撑记忆的似乎只剩下这张身份证了，那上面还印有周浦路，一条早已消失的弄堂马路，全长几十米，最小的门牌号码与市百五店隔街相望，号码最大的，底楼曾经开了一家老虎灶。在我的童年，晨光下的老虎灶是很忙碌的，涌满了来泡开水的附近居民，来烫黄鳝的菜场摊主，还有一些老头子，譬如我爷爷，喜欢跟几个拎着鸟笼的老搭子一道在里面吃茶聊天。茶叶还可以自带，于是，老虎灶一度客串起了廉价茶馆。我念小学的时候，老虎灶还在，上下学必然路过，偶尔瞄一眼，因为有老头子坐在里面而想起爷爷。老虎灶的拆除，仿佛是给远在他方的爷爷捎去的一份礼物，与此同时，那种一触即发的遐想也渐渐消失了，在它沾上人生的苦涩之前。

2008年1月9日，吉安路

2010年9月13日，东沙虹巷路

2010年3月28日，万裕街

以上，我的回忆没有跳出邮编200010的区域。在那里，如今高耸着双子塔，外滩金融中心鲸吞似的将我的童年化零为整。这无疑是我极少回去的主要原因：那里的改变是如此彻底，已经无力唤起我的乡愁。这类乡愁以建筑物为媒，通常是在回望的过程中遇见了一前一后、步履不停的感伤与温暖。虹口区的舟山路、九龙路，杨浦区的平凉路，就有一些老房子能给我这种体验，仿佛自己曾经在里面住过。但是，我并没有入住的冲动，不仅是因为弄堂生活意味着诸多不便。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在我眼里，最明亮的部分早已不是弄堂，而是以弄堂为背景的传统大家庭以及某种人际关系。

率先瓦解的是人际关系，动迁使之失去了往日的亲近。这份亲近得益于艰苦、逼仄的住房条件：一大家子人挤在十几二十平米的屋子里，阁楼搭出来还可以睡人；没有卫浴，所以早上经常会在倒马桶的地方碰头，冬夜会在澡堂里邂逅，如此轻易、合理地打量对方的身体；厨房是共用的，难免会产生摩擦，情商高的，油盐酱醋不够的话开口就是。我小时候一度很喜欢看奶奶烧菜，宁波人的饮食结构偏向海货，经常是奶奶在煎带鱼，张家阿婆在爆条虾，徐家阿婆的红烧梭子蟹在锅子里已是香气扑鼻。还没有开饭呢，我倒是鱼虾蟹都尝过味道了。我其实真没有那么馋，只是阿婆们盛情难却，好像我不动筷子就是对她们厨艺的蔑视。为此，我那为难的目光游走在奶奶与阿婆之间。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藏在那些眼神里的杂音。张家阿婆大概是为了显摆，定规要我吃一口。她的小儿子是做生意的，她们家吃的海货从个头到品质都像是要去参加奥运会的。有一次，她看到我奶奶在处理新买的黄鱼，脱口而出：“哦哟，这黄鱼也太小了。”这些，我是听几个长辈讲的。张家的风光持续了五六年，直到那小儿子因为贩毒判了刑。据说是在云南落网的，讲起来可以巨细靡遗，像在说书，很多细节本该只有当事者才知道，但是在老房子里，秘密好像是半公开的，人是半透明的。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人与人纠缠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延伸出更复杂的关系。像是张家，两个老的与大儿子一家住在我们楼下，大女儿那家与我们是隔壁邻居。我偶尔会去隔壁打FC红白机，并不是因为邻居这层关系，而是我的小学同学W来找他的表哥玩，拉了我一道进去。W住在周浦路老虎灶的楼上，他奶奶和我奶奶是麻将搭子，她们的牌局有时候开在十六号的陆家。陆家的外孙也是我的同学。陆家的有些情况，我奶奶还是从我这里听说的。当年，我的同班同学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邻居。住在九号三楼的B，她的母亲与我的父母是同学，连插队落户都分配在同一个大队。我父母很爱讲的一个段子是，他们曾经短暂地当过邻居，大约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某段日子。后来，因为一场大火，房子烧空了，外公外婆才举家搬到了离小东门一站路的大东门，他们此后住了四十多年的棚户区，以前叫老太平弄的西村，现在是浦江公馆。

西村的人际关系更为亲近，因为住了很多苏北家庭。他们喜欢露天就餐，午饭或许只是捧着一个大碗，各自坐在矮凳上吃，晚饭则把饭桌搬到家门口。每到饭点，弄堂里飘着饭菜的香气，还有街坊如同一家的味道。这时，传呼电话亭的阿姨可能夹着小纸条跑过来，对楼上喊道：“三十三号的小黑皮，有侬的电话。”弄堂里，好像存在着某种光晕。类似的感觉在几年后有了变奏式的复现，当时外婆家新装了家庭电话，吃年夜饭的时候，座机响起，小孩子抢着去接，然后兴奋地喊长辈的名字。再后来，手机登场，长辈过世，年夜饭从传统大家庭的聚首降格为三口之家的小团圆。

我时常在想，弄堂里的光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弱的？也许始于传呼电话的退场吧。但就我个人而言，那个节点要更早一些，不妨定在1994年，那年冬天，我随父母搬去了他们单位所在的徐汇区。于是，我每日清晨要换两部公交车，一年之后改骑自行车。从复兴中路骑到南车站路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这一骑就是将近七年。我与南市区的情缘毁于一场高考，这样说未免残酷，事实上，即使没有高考，紧接着还有两波动迁。我一直没能融入徐汇区，周围的邻居每几年就会更替，从本世纪算起，其中还掺进了许多外国面孔。脸是唯一清晰的、可供辨认的，此外，一切皆是谜团。徐汇区是未知的，我只是住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形同一个梦游者。

梦游者这三个字出自赫尔曼·布洛赫的小说，在那本同名小说的第三卷，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来探讨价值的贬值。世界是价值贬值的进程，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一进程是现代的本质。

2019年9月28日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5月21日

2017年11月7日

去年，我的父母为了是否拆除家庭电话而烦恼。那台座机的功用远比鸡肋还要鸡肋。“每个月也就二十五块呀。”最后，他们达成了共识，不拆了，好像那电话是他们养了二十多年的一个宠物，无法割舍。而我呢，却在心里默算，当初安装这台电话花了两千多块，相当于当时两个月的工资。从传呼电话（传统大家庭）到家庭电话（三口之家）再到手机（独立个体），我们的人际关系一路贬值，这实在是非常符合二十一世纪的情感表达。

文字作者简介：王莫之，1982年生于上海南市区，在某本城市指南杂志工作过十余年，闲暇时喜欢写点小说，写一些音乐随笔，著有长篇小说《现代变奏》、《安慰喜剧》，短篇小说集《310上海异人故事》。

摄影师自述：

记得第一張照片是1998年，南市老城厢。我一不深思构图、二不等待光线，我要的是手起刀落，抓拍那些被突然定格的人和事。可以想象，上一秒，他们正在和谁道着家长里短，而下一秒，他们脸上的表情又会如何改变，行动中的人，才是弄堂的魂。 

上海的弄堂，有种独特的气味。这里平静、休闲、温馨，同时也拥挤、八卦、暗流涌动。这里的人生活得自然随意，以最低的成本，享受最大的快乐。我拍摄到那些在路边倒马桶、洗衣服做家务的上海男人，你不会觉得突兀或者丢脸。弄堂是上海文化的根源，塑造了这个大都市最初的城市精神，实用、精明，同时也奉献、勤奋。

（从左至右）2019年8月2日/2017年8月6日/2017年7月24日

照片的第二部分是我近年来拍摄的上海，如今己经退休的我，仍然割舍不了对摄影的挚爱，常常带一台只能拍摄黑白文件的相机，依然在光影和叙事的交织中，不断探索摄影语言新的可能。

崔益军，1952年生，曾任解放日报摄影记者、申江服务导报摄影部主任，1982年开始摄影创作。 

“澎湃新闻/视界”发起“上海相册”项目，旨在梳理、挖掘上海摄影师群体代表性作品，从宏观、微观层面呈现给读者一系列关于上海各时期、各领域的影像，并通过与上海作家这一群体的合作，收集撰写属于上海的故事，以此碰撞出一种关于城市发展脉络新的表达方式和观看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