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克劳福德：社交距离背后存在阶层分异

制图：冯婧

新冠疫情之下，一众产业几近停摆，城市进入非常状态，人们期待生活能早日重回正轨，但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却并不认同——如果说疫情暴露出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都市问题，为什么要回归昨日？

克劳福德是前哈佛大学城市设计规划教授，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她介绍起伯克利（Berkeley）这座城市的双重面貌，一面是公认的绿色宜居城市，另一面是疫情期间仍然露宿的无家可归者。我们在讨论绿色宜居时，是否有一些群体始终被排除在外？

克劳福德强调空间的阶层属性，同样值得追问的还有社交距离、慢行城市。高密度居住的低收入社区，社交距离是种奢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慢行城市如何惠及低收入群体，而不是以自行车道为名的又一轮士绅化造城运动？

城市需要做出改变。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您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我是幸运的，伯克利是一座绿色城市，我生活在一处低密度社区。这里都是独户住宅，临近树林和公园。家里空间宽敞，出了家门也可以步行到达绿地，除了需要适应远程工作和线上会议，疫情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这几乎算是一种“特权”。

伯克利并没有实行过很严格的居家令，人们还是可以出门散步。目前，城市生活也在逐步恢复，已经能看到一些餐厅开始营业，他们会在店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放桌椅，控制社交距离。

但伯克利还有另一面。比如无家可归者，开车出门时我会路过一些无家可归者营地。当地政府为他们配备了移动式厕所和洗手设施，但很显然，他们仍暴露在危险中。（编者注：据伯克利市议会统计，2019年当地的无家可归者人数约为2000人，其中包括儿童，据估算，将其安置到永久庇护所需要花费每年4300万美元，约合2.96亿人民币。）

无家可归者之外，还有很多人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对他们而言，保持社交距离同样是一种奢侈。

今年5月，纽约的多米诺公园（Domino Park）用白色粉笔在草坪上划出“社交距离圈”。图源 Getty

加州的无家可归者人数不断攀升，图为与伯克利相邻的奥克兰市，桥下空间成为无家可归者暂避处。图源 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闻：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交距离的设计，比如纽约的一处公园在草坪上划出“社交距离圈”，英国还举办了首场符合社交距离的演唱会。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社交距离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暂时性的吗？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我相信，新冠疫情是暂时性的，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社交距离也不会。我们对病毒还不够了解，保持社交距离或许有效，当然你还需要口罩。

通过聚集而社交，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完全禁止人们聚会。目前这些关于社交距离的设计，都试图用创造性的方式让聚会变得相对安全。除了演唱会，还有汽车电影院，人们可以驾车到一块大屏幕前，坐在车内看电影。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追问，当我们谈论某些空间需要设置社交距离时，谁在使用这些空间？我们默认的是哪部分群体？你会发现，大部分还是中产阶层的居住、消费和休闲场所。

疫情期间，我的一些纽约朋友们干脆逃去了低密度的郊区和农村，比如长岛（Long Island）。我不需要逃去其他地方，只是因为我比较幸运，恰好住在了一处低密度社区。但哪些群体仍然生活在病毒感染的高风险区域？他们是否无法逃脱、别无选择？

单纯强调社交距离能够解决他们的需求吗？有没有针对他们的设计？

澎湃新闻：这也是您一直强调的空间的“阶层属性”。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是的。新冠不会是人类遭遇的最后一场传染病大流行，但它应该促使人们反思，城市中什么是重要的。

疫情让人们更加珍视绿色空间的价值，希望能在城市中拥抱大自然，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接近绿色。

有人说，需要建更多公园。但这些公园为谁而建？

我们习惯于从美学角度欣赏公园，比如强调它的空间设计，或它能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但这些并不代表它就是一处好的公共空间。加州湾区有一圈绿带，谁更容易到达？可能是自行车爱好者，也可能是私家车主，但这里很少能看到低收入者。

已经有很多学术研究关注城市绿色空间在分配上的不平等，关注公共空间的可达性，特别是对低收入社区。

也已经有一些机构尝试做出改变。相比大兴土木，一些改变很不起眼，甚至不需要巨额投入。比如在低收入社区增加绿化，或加大对绿化的养护费用。（编者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一位教授Rachel Morello Frosch曾研究美国的“绿色空间鸿沟”Green Space Gap。研究发现，2001至2011年，美国少数族裔更多的社区，绿化流失率高于白人社区，原因之一在于政府减少了对低收入社区绿化维护费用的投入。）

8月，英国纽卡斯尔举办了首场符合社交距离的演唱会，场内设置了“迷你看台”，彼此相距两米。图源：演唱会主办机构Virgin Money Unity Arena

澎湃新闻：疫情之后，包括巴黎、伦敦、波哥大等城市开始重启慢行城市计划，希望让骑行和步行更便利，摆脱城市对私家车的依赖，这算是一种不错的回应吗？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对于一些“通用型解决方案”（Universal Solutions），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当有人提出城市需要建造更多公园时，我们需要追问，它们为谁而建，而当有人提议修更多的自行车道和步道时，我们同样需要追问，它们真的能够惠及一些弱势群体吗？

曾有人研究一条街被划为步行区后的变化。其零售结构被改变了，新入驻的往往是大型连锁品牌，可能它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更具生活气息，一些老的店铺可能会被驱逐。谁是它所“欢迎”的行人？这种情况下，慢行或许只是士绅化的新形态。

骑行在哥本哈根等城市运转良好，但它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城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属性，需要脚踏实地去观察，到底谁居住在这里，他们有哪些切实需求。

比如，那些露宿的无家可归者状况糟糕，他们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中，也会进一步加剧公共卫生危机，加州曾提出“门钥匙”计划（Project Roomkey），但至今进度缓慢。（编者注：4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提出，由政府租用1.5万间酒店客房，供无家可归者暂居，费用的75%由联邦紧急事务总署FEMA承担，但推进迟缓，一大障碍是服务人员短缺，无法提供日常食物供给、安保等医护服务。）

澎湃新闻：除了休憩，公共空间还有其他属性，对于某些群体它还意味着一种生计方式。疫情让很多非正规经济从业者丧失了收入来源，疫情之后，它会恢复吗？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疫情期间，加州的“车库市集”（Garage Sells）都暂停了。但有个好现象，我第一次在家附近看到了街头小贩。看起来他们的卫生状况很不错，口罩、手套和清洁设备都很齐全。

允许失业者在公共空间摆摊是个不错的开始，中国的一些城市也开始鼓励人们在街头摆摊。很多人在疫情期间丢失了工作，摆摊是一种相对容易的生计方式。

生计之外，我还想强调公共空间的另一层属性，它是人们表达不同声音的场域。“黑命攸关”（Black Life Matters）运动对于公共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在疫情之前我们就能听到类似的说法，公共空间已经死了，但这不是真的，人们仍然在努力表达。

当然围绕这场运动本身也有一系列争议，比如聚集会不会再次引发病毒暴发，有人戴口罩，也有人专门为不戴口罩的权利而抗议。

疫情前的“车库市集”。图源 Wikimedia Commons

澎湃新闻：您曾研究洛杉矶的“车库市集”，认为它打破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人们将自己的车库和后院开放，进行售卖。疫情过后，公私边界还会出现哪些变化？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这个话题很有趣，有一些还不成熟的观察。比如，很多人可以远程办公，学者们开始习惯用Zoom开线上讲座、分享会，观众比以前“现场讲座时代”要多得多。此刻我坐在书桌前，有人视频会议是在婴儿房里，镜头里不时出现孩子、猫，你会发现，即便在一个很私人的空间里，一个人也可以通过网络变得极为公共。我还想继续看看这种公共与私人边界的变化会走向何方。

澎湃新闻：面对一个危机愈发频发的时代，城市需要更有“韧性”吗？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我认为“韧性”是个很微妙的词，它暗含了一种假设，城市遭遇了艰难时刻，当危机解除，我们可以重回正轨。

但什么是“正轨”？如果说，疫情暴露了很多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过去？城市应该做出改变。

当我们谈论公共空间时，公共是个复数（Publics）概念，它是多元的、有阶层差异的，甚至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冲突。

疫情之后，我们不能继续漠视处境恶劣的群体。学术机构应该去研究城市的建成环境是否真的惠及公共，而不是满足于打造一处又一处迷人的舒适空间（Feel-Good Space），咖啡馆、自行车道、户外长廊并不等于更公共。

澎湃新闻：您的“日常都市主义”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学者，想对中国读者说点什么吗？

玛格丽特·克劳福德：我觉得，中国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方式很多元。中国读者应该去观察自己周遭的公共空间，观察谁在使用这些空间，以什么方式。

比如，在线上消费风靡的今天，你还会光顾摊贩吗？疫情让大家习惯了用Zoom等视频应用开会，疫情之后，你和朋友们还会约在线下聚会吗？谁还在使用公共空间？除了干净、整洁之外，还可以用哪些词来形容公共空间？

只有当你认识到它的价值，才会珍视它，意识到它是一个重要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