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海陆丰到省城城中村：五条人背后的南中国草根文化

今夏播出的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在有意无意之间“捧”红了一支来自广东海丰的乐队五条人。两位乐队“发言人”仁科和茂涛要么上台前独自小憩，要么穿着人字拖登场演出，上了台又不按常理出牌临场换歌，演出后更在对谈环节妙语连珠，一时间这支乐队靠着音乐之外的许多表现圈粉无数。对于那些听闻过“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句俗语的人来说，五条人现场的表演仿佛就是在将海陆丰民风中莽气十足的一面展示给各地观众。比起因为五条人临时换歌而听不懂《道山靓仔》方言歌词的现场观众来说，屏幕前的观众们则可以在节目播出时就借助字幕，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五条人的音乐特色：直白的歌词，大量的方言，在现场吼出一个草根混混的生活。

随着五条人的爆红，一些过往或当下的相关报道和专访也纷纷得到大量转发，为乐迷和网民提供了关于这支乐队的更多往事细节，他们的音乐特点也在越来越多人听了其他作品之后，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在这支爆红乐队的背后，海丰、县城、塑料感、城中村、打口碟、走鬼等等关键词，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滋养五条人的土壤提供了切入点。从海丰县到广州市，再从省城到首都，五条人的音乐和他们浸染的南中国草根文化所折射出的，或许是更为具象的时代记忆。

文化误读？海陆丰、潮汕与“南方”

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次登台并走红之后，知名媒体人梁文道在他的播客节目中也提到了这支乐队，言语间他流露出了一丝丝得意，因为他很早之前就关注这支乐队，还直言他们不仅在大陆华南一带和港澳台地区受欢迎，甚至在海外华人圈子里都非常有名。梁文道的观点在很多关于五条人的文章中也得到呼应，不少人会拿出他们2009年首张专辑《县城记》所获得的奖项清单来论证这支乐队的积淀和音乐水平。但在《乐队的夏天》节目呈现出来的场景中，从参赛乐队和现场乐迷的反应来看，一开始五条人在场上场下对于他们中的多少人而言都像是陌生人，仿佛没几个人听说过这支曾经被乐评人张晓舟夸赞过的南方乐队——直到他们吼完《道山靓仔》并开始那段蹿红网络的对话。随后现场其他乐队给出的“特潮汕”的评价，或是由仁科和茂涛蹩脚普通话口音引发的笑料，都在明确这种陌生感。在这个综艺里，同样是关于南方，资历更老的达达乐队带来的经典曲目《南方》，则在旋律上更加朗朗上口，歌词也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的南方意境想象，相较之下，五条人则来自南方以南，他们把焦点落在具体又陌生的人之上，是远道而来的神秘吟游者。

对于五条人“潮汕”或“南方”特质的讨论也加剧了他们带来的新鲜感。比起广府文化和粤语流行歌，潮汕文化对多数国人来说，有着更为陌生的色彩和更复杂难懂的方言，隔阂也就造成了不少刻板印象。张晓舟曾经在介绍五条人的音乐风格时提及潮汕歌谣的历史，在分析这支乐队的文化底色，尤其是方言创作时，将他们与潮汕文化和历史联结在一起。但如今说起潮汕地区，由于行政区划的缘故，许多人会将目光聚焦在狭义的潮汕三市，即汕头、潮州和揭阳；对于不少出身这个狭义潮汕地区的人们来说，海陆丰（或汕尾）更像是一个微妙甚至有些边缘的存在，那里的人们操着一口和闽南人更为接近的方言，让讲潮汕话的潮汕三市民众对这个地方同样感到隔阂的存在，也免不了产生一些的刻板印象，例如民风剽悍等标签。对往来珠三角和潮汕老家的人们来说，除了传闻中堪比“天顶雷公”的海陆丰，位于海丰西部的鲘门镇或许是更为亲切的存在，这里有往来广深和潮汕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个驿站，对于从珠三角出发归家的潮汕人而言，“过了鲘门”就意味着离家不远了，还有种说法是，过了鲘门喝的就是“自家的水”了。

广东海陆丰的红宫一条街

从行政区划的历史来看，汕尾地位的微妙显而易见。如今的汕尾市依然保有海陆丰这个通称，它由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和城区组成，但这个地级市的地位直到1988年才出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光是海丰和陆丰等地的管辖权就几经变动：从解放后到1957年为止，这里都是粤东行政区下辖地区，1957年又由惠阳专员公署管辖，但一年后又成为汕头专员公署的一部分，直到1983年重归惠阳专员公署；而1988年汕尾设市，也是在撤销原海丰县汕尾镇的基础上，把海丰、陆丰两地和海丰南部的几个城镇一同设为今天的汕尾市。如今，汕尾市毗邻潮汕三市中的揭阳，北接客家文化区的梅州与河源，西邻粤港澳大湾区东端的惠州市；上文提及的鲘门虽曾是汕尾下辖的一个镇，但现在却划入汕尾西部的“深汕合作区”，已经归深圳市管理。

因此，要澄清五条人的海丰底色和所谓潮汕特质的关系，鉴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因素，并非易事。但对五条人的音乐和经历感兴趣的乐迷而言，更多地接触他们的作品和表演，倒是一种避免误读的有效方式。五条人创作中的即景记录与就地取材，提供了一幅幅岭南县城的风情画卷。他们的诸多作品首先让许多听惯了国语作品的听众们意识到，南方并非只有江南或者湖湘，并非只有下不停的雨和潮湿的夜晚，从而进入到一个（或许更适合用方言表达）的更加具体的南中国草根文化语境之中。五条人发行于2009年的专辑《县城记》封面写了一句“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颇有戏谑性的八个字交代了他们的创作的根基，也就是海丰过去和现在的人、事、物。

尽管海陆丰在文化地理上看处境微妙，但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地方和这里走出的人才却从未缺席，甚至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人物。由于清代海陆丰两地由惠州府管辖，海陆丰和惠阳一带的人口往来频繁，以至于在今天的惠州和深圳一带也居住着不少海陆丰人，据信在孙中山于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时，这些海陆丰侨民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海陆丰既可联通革命氛围浓郁的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向东则距离当时一度繁荣的商港汕头也不远，并且有着足迹遍布广东沿海乃至海外多地的海陆丰侨民。其中最为著名的海陆丰革命先烈自然要属彭湃，今天的旅客也可以在取道高速路过境汕尾时看见“彭湃故里”这四个大字招牌。彭湃出身海丰当地一个富庶的地主家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他的兄长彭汉垣也曾在香港和日本留学。彭湃于1922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带头烧毁自家田契，把田地分给农民，这些也都被五条人写进了歌里。1924年，彭湃更是到广州领导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彭湃在1927年10月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初，海陆丰苏维埃不敌当时的政府军，彭湃随后率部撤离，他也辗转广州、香港等地，最终落脚上海，同年于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处决，他的发妻蔡素屏、兄长彭汉垣、胞弟彭述等在1928年至1933年间也先后遇害。在《彭啊湃》这首歌中，五条人并不避讳碰触早已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但比起红色革命视角下的那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五条人歌中的这位革命先烈更像是一位海丰老乡，歌中的彭湃和农民、国民党、上海人的关系，在仁科和茂涛的演唱中以对歌的方式被徐徐道出，穿着西装和抱着留声机的彭湃留学归来，却将田契烧掉，让乡亲农民吓得无所适从，连说要回家养猪；另一边国民党军官则为了在上海活捉彭湃而高兴不已，辅以上海百姓的“看戏”心态。

彭湃

除了用方言民谣唱出的彭湃故事，《陈先生》也是五条人另一首屡被提及的关于海丰历史人物的作品，歌中的陈先生指的是争议颇多的民国军阀陈炯明。这位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军阀，在任期间曾大举推进广东的建设，但又曾武力驱逐孙中山，并反对北伐。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发动两次东征，终于击溃陈炯明，负责东征军政治工作的周恩来也随军进发到汕尾和汕头等地。一度制霸广东的陈炯明晚景凄凉，1933年病逝于香港，死后家中甚至无力负担丧事，最终由陈炯明旧部和社会各界（包括蒋介石）捐款，才让他最终得以安葬在惠州。五条人在歌中先用海丰话唱出“1878伊生于海丰”，到了“1933年佢死于香港”又改用粤语，而第三句也是最后一句歌词“1934年他葬于惠州”则用的是惠州当地使用最多的客家话。《陈先生》看似简单的歌词却由三种方言唱出，也隐约道出了“放眼海丰”背后的复杂性，这个处在潮汕、客家和广府文化交界处的地方，除了有着岭南常见的海滨风光和山野风景，也保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资源。而放眼海丰的过去，也为五条人的方言歌曲创作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底蕴。海陆丰的微妙处境在五条人这里并非是什么需要被摆脱的负担，反而成为了刺激他们创作的动因。

90年代乡愁及其不满

五条人的创作自然会从家乡的风土人情中汲取养分，这两个成长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海丰人，和广东乃至全国很多同龄人一样，都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然而，时代的变化在个人命运上的映射不尽相同，在不同地域的进程也不一样。《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仁科的父亲靠着一度殷实的家底，开过餐厅、酒楼、发廊，还有一家卡拉OK歌厅，但随后因为生意赔本，全家人跑路离开原来住的海丰捷胜镇，来到海城。茂涛的父亲则是个泥瓦匠，在90年代开始当起了包工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父亲生意失败破产，这种失落感“激发了阿茂的创作欲望”。

与仁科和茂涛少时的家道中落相对应的，仍然是汕尾的微妙处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汕尾夹在深圳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在香港也有许多移民过去的汕尾老乡，这里还有建国后的四大渔场之一，按理说都应是有助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如今这里却依然还处在较为落后的境地之中。2012年，一篇名为《汕尾现象：不应落后的最落后沿海城市》的报道就指出，汕尾本就因为行政区划屡次更迭的原因，缺乏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又偏偏夹在强势的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之间，加之与珠三角和汕头两地不远不近的尴尬距离，让汕尾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在粤东三市看来，汕尾很难算得上潮汕地区的一份子，而在珠三角眼中，汕尾又常被划入“粤东四市”。相应地，即便汕尾有着一个天然良港和丰饶的物产，但邻近的惠州和汕头各有各的港口，加上迟来的高速公路，让汕尾难以搭上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直到1996年连接深圳和汕头的深汕公路通车，汕尾才终于迎来一条过境的高速公路；此前粤东地区的交通动脉广梅汕铁路，则偏偏绕开了海陆丰。

广东汕尾，南澳半岛

这篇文章还提到，汕尾的投资环境并不理想，至少在2012年及以前，汕尾的治安水平一般，涉黑势力盘踞，乡镇之间也有着宗派矛盾的对立。这些问题也同样被五条人写进了自己的作品中。尽管茂涛对于海丰的“不满”源自于他少时，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家境变迁的经历和感受，但这些感受背后的问题却依然延续到了21世纪。因此，五条人歌中，尤其是在首张专辑《县城记》中所写的90年代风情，虽然因为方言的运用和地方戏曲元素的加入，带来一丝乡愁氛围，但这种90年代乡愁，却不仅是两个长年在广州的异乡人对故乡或正面或负面的情感表达，也嵌进了一个没有在改革开放黄金期搭上发展快车的广东小城的落寞。

仁科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回忆过自己小时候常看到的当地乡民打斗，甚至自己也曾被打伤，这些经历和见闻被写进《曹操你别怕》之中。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临时改唱的《道山靓仔》，则是关于一个混混的故事，演出版的歌词唱到“我在歌舞厅里面”，而原版的歌舞厅其实是“看守所”。除了本地宗派乡民的打斗，以及当地涉黑团伙的走私、制毒等骇人听闻的案件以外，进入90年代，汕尾也和广东其他沿海城市一样迎来了一波外省务工人员，茂涛曾回忆起本地的年轻人在香港黑帮片的影响下暴力袭击这些外来工人的见闻，但也提到，当地的“外省人”至少在1997年之后就靠着老乡会的方式在汕尾站稳了脚跟。

本地的发展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是汕尾的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在广州乃至香港，都有许多闯出一片天地的汕尾人，整个珠三角的汕尾人已经超过100万，但截至2018年末，汕尾市的常住人口才接近300万，其中人口最多的区县是陆丰，有超过140万，海丰县也有75万居民，但城区和陆河县的人口却分别只有53万和30万。《汕尾现象》一文观察到，汕尾市内“没有一辆象样的公共汽车，但各县区却有着大量的长途专线车”，这些长途车开往深圳的福田、罗湖，以及深圳其他区县，甚至有直达深圳某些专业市场的专车。在五条人的《踩架单车牵条猪》里，公共汽车成了汕尾海丰落寞县城形象的标志：“唉，朋友，你莫问我，有没搭过海丰的公共汽车，我经常看见它载着空气，从‘联安路口’至‘云岭’”；歌的最后更形容海丰“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诚然，汕尾并不是自始至终没有发展，茂涛描述中在90年代盖起的小洋楼，以及大量涌入的外来劳工，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表现；只是进入到21世纪，甚至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保有90年代的县城样貌，和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对基层民众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五条人早期作品中的乡愁，带有不满和戏谑，既是人在省城对于故乡县城的回想，也是身处21世纪对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风情的转述。

省城广州：打口碟与城中村

五条人的两位发言人仁科和茂涛也是从海丰外流到珠三角的人力大军中的一员。2001年，高考失利的茂涛来到广州，在石牌村卖起了打口碟。所谓打口碟或打口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作为“洋垃圾”被进口到中国。尽管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盗版制品，但打口碟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内地不少年轻人，他们通过 打口碟接触到了大量外国的流行音乐，茂涛和仁科也不例外。在综艺上，五条人不讳言自己在广州城中村做小摊贩（“走鬼”）卖打口碟的日子，并以身边的走鬼朋友们为灵感写下了不少歌曲，包括很受欢迎的《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改革开放后，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周边省市的许多劳动力，包括上文提到的为数众多的汕尾人。历史上汕尾人在外乡出名或致富的例子数不胜数，并且有着颇为长久的外迁传统。上世纪初，留日归国的彭湃在海丰当地领导农民运动时，就有过一些不愿意参与其中的海陆丰居民举家西迁，到香港定居；上世纪60、70年代，也有一批海陆丰人偷渡到香港，投奔当地的乡亲，电影《五亿探长雷洛》的原型、香港著名的“黑警”吕乐就出身汕尾，影片对刘德华所饰演的“雷洛”（吕乐的谐音）年轻时的移民经历也有所描述。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既有在港的汕尾人回乡探亲或投资，也有更多的汕尾年轻人涌向香港、深圳或是广州，对于他们来说，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甚至有汕尾移民到当地干起了非法勾当。例如，近年来香港警匪片的代表作《树大招风》中，主角之一的“叶国欢”，原型就是1988年从汕尾偷渡到香港的“贼王”叶继欢。五条人的歌中也少不了香港的存在，他们的《倒港纸》写的就是当年在汕尾随处可见的倒卖港币的贩子。

笑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不打架”的仁科和搭档茂涛当然没有那么传奇的经历，他们也没有一口气跑到香港，而是在步入新世纪的时候，到广州的城中村驻扎下来。叶三在《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提及过他们当时所在的广州石牌村，这个地方位于如今广州天河区，一般被认为是广州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城中村。石牌村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岭南的一个普通农业村落，在广州的城市体量尚未发展到今天这般规模时，石牌村所在的地方还只是广州市郊。但在1987年之后，广州实行城市东移策略，石牌村的大量农田也被征用，到了1994年，这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农业村落，也不再有耕田的农民，许多村民用宅基地盖起的楼房迎来了一批批外来租客，没过几年，外来人口的数量就已经是当地村民的数倍之多。到了1997年，石牌村更是撤村改制，成立了三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这里的改制和房屋租赁经营模式也成为中国城中村改造的一个经典案例。

广州石牌村

尽管经历了撤村改制，但石牌村依然保留了典型的城中村样貌。这里的楼房彼此间楼距极小，出现了所谓“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乃至“不见天”，住户几乎享受不到阳光直射，《南方都市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也直言，住在石牌村的人“虽然是在六楼，但大白天还得开灯”。多数对于石牌村和其他城中村的描述，都离不开这些关键字眼：人口密集、脏乱、治安差，但这些负面标签之外，城中村也给予居住在这里或是前来考察的人们以充满生机的印象：草根、多元、“富于庶民力量”等，或是仁科在节目上所说的城中村“塑料味”，以及走鬼摊贩们彼此之间的交情。

蜗居在石牌村的仁科与茂涛从事的走鬼工作，是当时涌向珠三角的不少外来人口选择的谋生之道。走鬼一词最早出现在香港，最初是为了躲避前来搜查摊贩的洋人（“番鬼”），后来逐渐简练成为“走鬼”这一暗语，又慢慢用来指代街面上的流动摊贩。建国初期，广州的走鬼一度被整改到国有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之中，要么是返乡务农，直到改革开放，走鬼经济又再出现。这种遍地走的摊贩经济与城中村的样貌彼此呼应，既在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的草根阶层带去了生机与活力，让底层民众有立锥之所，但也免不了带来脏乱差的现象，以及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广州当地也长期琢磨市容市貌整治和给走鬼们开绿灯、盘活底层经济之间的拿捏尺度。到了2007年，广州市为了准备2010年的亚运会，严打路边摊贩，走鬼们的谋生空间一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仁科和茂涛也只好转而租房，继续贩售打口碟。

如果说五条人歌里的海丰，更多的是一种对上世纪90年代县城风光和草根文化的记录，那么他们作品中的城中村浮世绘，则充满了对进入新世纪以来，高速发展的大都市的另类写照，这里不仅有拔地而起的高楼，不止有石牌村外繁华的天河，还有闲时驻扎在“影响市容”的城中村、忙时奔走在大街小巷和城管堵截之间的走鬼，以及他们所代表草根阶层。另一方面，五条人从事的打口碟生意所折射出的，也是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这段时间的另一种时代印迹：县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为了生计来到发展日新月异的省城，接触到了大量洋垃圾打口碟，也得到了多元文化的熏陶，因为改革开放他们得以过上可能性更多的人生，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强势步伐，则让他们栖居的城市边缘地带和谋生手段均饱受冲击。《倒港纸》里的港币贩子，从最初的换港币，到后来的换美金，自然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而五条人写下的“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也道出了多数草根阶层，在城乡之际的徘徊与惆怅。只不过曾经的可能性，或许不久之后就将被“小镇青年”的无奈和对“小镇做题家”的冷嘲热讽所覆盖。

参考资料：

陈炯明研究中心：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112024442/http://www.chen-jiongming.com/

Fernando Galbiati, Pʻeng Pʻ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沈洛羊：《戎马倥偬记伟业—— 周恩来两次东征在海陆丰的足迹》，《汕尾日报》，2020年3月1日

张晓舟：《民谣走鬼五条人》，《南都周刊》http://mcms.nbweekly.com/iphone/article.php?id=98125738&ref=iphoneshare

朱晓佳，姜弘：《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南方周末》2012年2月2日

程东升，郭锐湛：《汕尾现象：不应落后的最落后沿海城市》，新浪财经，2012年03月19日

王琼楠：《打口碟一代》，歌德学院（中国）2018年4月

叶三：《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正午故事，2016年8月15日

蓝宇蕴：《对改制公司“办”社区的思考——广州城中村撤村改制个案研究》，《社会》2005年第2期：78-92页

黄佩君：《“误入歧途”的城市：广州城中村素描》，《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第9期，2008年1月：62-64页

巴桥：《因为粗糙，所以真实》，《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5日

《政策缝隙里，走鬼的50年飘摇史》，金角财经，2020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