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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海大鲨鱼：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020-08-30 11: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04 年，建筑系学生付菡给同学曹璞打电话，要组一乐队。曹璞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个会弹吉他的人。几年之后乐队巡演，图书编辑兼贝斯手王静涵还带着稿子沿途校对。这个乐队一出来就备受瞩目，这个乐队就是后海大鲨鱼。

热播综艺《乐队的夏天》的第二季在这个夏天的尾巴上开始了，节目开始时，后海大鲨鱼的呼声特别高。比赛到第二轮，他们被淘汰了。主唱付菡回答得干脆响亮：把歌留下来挺重要的，在自己好看的时候有一些视频留下来就满意了。还有“不合适那我就回去了”。

乐队组建至今已经过了 16 年，他们做了三张风格不一样的专辑，够特别、也够炸，揽获了一大批乐迷。如果你也听过他们的歌，知道他们的名字，那请你跟我们一起，听听几位成员自己讲述的故事。

我觉得摇滚是一种不断去推翻，去创新的东西，或者它是某种你很坚持的信仰。我对摇滚是有信仰的，但是大家都拿它去定义东西之后我就不太在意了。我所希望的摇滚乐是指真实，自由，和能写出可以留下来的音乐的自我表达。

我们是一个比较没有规划的乐队，是不是听起来不太上进啊？但是我们对音乐有野心，要做不断超越自己的音乐。从小以为自己会从事视觉艺术。我妈是钢琴老师，教我弹钢琴我坐不住。直到现在，比如刚才让我做个头发花上 30 分钟，可能我有 20 分钟都想站起来干会儿别的，但我能坐到那儿画画，一画画一天。

一开始玩乐队时我还不会弹吉他，唯一拥有的是想象力，很多歌都是会从画面出发。最开始听摇滚是初中英文课，每个同学从家里带一盘磁带，我妈给了我一盘磁带是六十年代摇滚。后来我有一个哥哥帮唱片公司做宣传，送给我一盘唐朝一盘黑豹。

我上大学学建筑，和曹璞是同学，他介绍我听的音乐都特别难，后来网上认识的朋友带我去 LiveHouse，那个时候是去无名高地、豪运，Joyside 已经很有名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世界上还有一帮人这么生活，我觉得他们都好酷啊。

看了乐队演出，我发现他们其实没有距离我们太远。一天晚上在无名高地，台上那个歌手真帅，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 I can do it。我给曹璞打电话说我们组乐队吧，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会弹吉他的人。我就说我来唱，我也不觉得我唱的好，在我的概念里这就不是一个需要会唱歌的事。我和曹璞一边写 demo 一边找人，我们现在的贝斯手王静涵跟曹璞是玩唱片认识的，网上有人给了我一个 QQ 号，我又认识了鼓手小武，就把他给加进来了。其实我们之前还有一个鼓手，他们家住得特别高，演完出回家没电梯了，他不想背着镲片爬十几层楼，就不一起玩儿了。

第一次在 LiveHouse 演出时我挺激动的，排了几个月，去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酒吧演。那天我们来晚了，观众都往外走了，我跑台上对着麦克风说你们别走，还有乐队呢。人就都回来了。第一场巡演我们跟 Carsick Cars 一起，坐卧铺火车，路上还买了一袋德州扒鸡，感觉跟春游似的就去了。

十几年，我们一共就发了 3 张唱片。其实是因为我不想做纯粹类型的音乐，所以很难被定义。大学毕业我考美院的研究生，学视觉传达，研究生毕业左右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都喜欢朋克喜欢很猛的音乐，第一张专辑接近车库，听着就觉得特别有劲，我想其实这就是年轻的荷尔蒙。我现在听交响乐和爵士乐还有一些新的音乐，我会定期看音乐平台推出的新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一个在家里听交响乐安安静静的美妇女？

第一张专辑出来反响挺好的，还得了 2008 年音乐风云榜的三个大奖。第二张专辑概念有点超前，评论呈两极化。那时候我喝最烈的酒，蹦最猛的迪，办最时髦的派对，头发天天染。第二张专辑我们就选了电子和摇滚结合，做得更科技、更凶狠一点，探讨人与互联网的关系。然后酒喝完了，早上在大街上醒来，被呕吐物里飞出的马踢了脑袋，然后骑着马去看大山大河，回来做了张自由的专辑。

也有过很迷茫的时候，也没有很严肃地说我们要解散，乐队自由散漫。我过了 Party 那劲就觉得这是在浪费人生。乐队的人都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就我还在傻玩儿。第三张专辑之前，我们出了《猛犸》和《Bling Bling Bling》，两首歌都挺受欢迎的，迷茫是在这里扭转的。我写了《猛犸》的 demo，曹璞加了很标识性的旋律。《Bling Bling Bling》是他先出了副歌旋律，我去写其他的部分。一开始对音乐没有那么多掌控，听英文歌就写英文，自己写的中文歌就觉得特土。这两首歌都是中文，这很重要。但排练的时候我第一次唱“满天的星光啊，哪里是我的家”，曹璞还是觉得有点尴尬。他是一个很酷的人，开始有点不习惯。我们也经常吵架，吵得时候也很凶，一起工作的人吵架很正常，但对乐队而言这也是很大的内耗。

第三张专辑我开始写了更多的中文歌，创作了主要的词曲部分和专辑设计还有演出策划这些事。有些人认为这张唱片不时髦，但那些表面上看着时髦的形式也不是我追求的了。我们追求的是灵魂，我以前想在 club 里跳舞，后来想在大自然里跳舞，原始人的那种舞，生个篝火，多酷啊，你能说它不时髦吗。2016 年第三张唱片之前，我们去西藏巡演完，开车到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很近的地方，远远的看到珠峰，可以拴一个小小的东西留在那儿，我们写了三个字，就是“心要野”。也不是什么洗涤心灵，就是你看大山大河会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无所谓了。

对于我们来说，乐队的不确定性是一直都在的。2018 到 2019 这两年到了大家又去做各自的事情的阶段。我去纽约找一些乐手做了一个艺术项目，包含摄影、绘画以及视频。但我觉得乐队对于我就像家庭，所以我又回到北京，我们继续开始新的创作。

为什么乐队要成为人生的枷锁呢？它是因为我们热爱所以在一起的，如果不开心、不热爱就不在一起了。我不是一个坚信摇滚不死的人，我觉得坚信一个事情永远存在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回到“热爱”这个状态里，不想太多。也许 60 岁后，我可以去做漫画家，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乐队的夏天》对我而言是个契机，去年我们还在自己做很多事情，精力有限。我们 2007 年签摩登天空，在做完《心要野》之后又离开，自己做了两三年。去年年底我们在做老板和做音乐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如果选择做公司，我就该放弃音乐，专心做个商人。我觉得沈黎晖（摩登天空 CEO）就是做了一个选择，他不可能又做清醒乐队又做自己的公司，他选了摩登天空。

我上这个节目其实压力还挺大的，期望值太高了。现在曹璞在国外回不来，小武去做自己的录音棚了，乐队加了吉他王梓和鼓手晓东，我们重新出发。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乐队扛起来，新成员进入之后我们更多的时候靠的是互相理解和体谅，跟谈恋爱一样，而乐夏就像西游记里我们几个人经历的又一个故事，我们变得更默契团结了。

对我而言，去了个综艺节目把歌留下来挺重要的，另外我觉得在自己好看的时候有一些视频留下来不是挺好的？我不认为我能有很好的综艺感，如果不合适，那我们就回去继续在大自然里唱我们的歌，也没什么。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想当摄影师，没想过玩乐队能当成职业。现在一下子二十年过来了，我成了个吉他手。

弹吉他我妈比较支持，我爸不太支持。我接触音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岁多。我是八七年的，八九年九零年那会儿我妈就抱着我去看崔健演出了，在外交人员夜总会，现在的渔阳饭店。我上小学以后有了才有了 club，五六年级看花儿乐队演出，我觉得这帮人真厉害，我也想这样生活。我爸觉得我喜欢照相机是好兴趣，给我买了好多照相机，我妈把一个照相机给卖了，拿钱带我去新街口琴行。我一坐那儿就会打鼓，琴行老板惊了，我也惊了，我妈更惊了。

我其实没学过弹琴，教我吉他和教我英语的都是 Beatles（披头士乐队）。我把他们所有歌词背下来了，照着歌儿拨楞琴弦，这么学着学着，吉他英语全会了。有一段时间我考试考不好我爸就把我琴收起来，我等夜里两三点再弹，在一个放衣服的房间，电吉他不插电，冬天天气特别干燥，我又不敢开灯，就拿个塑料拨片弹，有静电火光。

我初三组建了 Gala 乐队，心情有点像野人刚看见火的感觉，就是我要玩乐队了。有一个网站叫吉他中国，我发帖拍了我屋子照片，有我妈给我买的琴啊、鼓啊、音箱啊。一人跟我发短信说：你好，看了你那个想玩乐队的帖子，照片里东西是你爸的还是你的？我说是我的。这人就是 Gala 乐队的主唱，那时候我十五岁他二十岁。他见着我就给我放他的 demo，我一听哎哟这有点像朴树，我一弹琴他眼睛一亮，一拍即合。他在大学认识一贝斯手，我们仨就变成 Gala 乐队了。如果当年主唱说缺鼓手我就打鼓了，我键盘贝斯全会，只不过后来就专注吉他了。

我那时每天就想弹琴听歌，同学也不理，除了英语全不学。我爱敲桌洞，戴一个耳机躺桌子上假装打鼓，座位坐过讲台边上。老师都烦死我了，开家长会请家长，我妈也挺酷，还跟老师说，就我们家这种孩子你还生不出来呢，老师也惊了。我爸给我设定的人生目标特别宏大，是希望他儿子以后读清华大学研究原子弹，看我搞乐队他一直着急，直到有一个杂志采访 Gala 乐队，他读完之后才有点改观。

那会儿感觉我这辈子就跟 Gala 乐队的另外俩人一起玩了，没想过以后。Gala 第一次演出是 04 年，在无名高地；出专辑录音是我管我爸要了一千块钱，去中关村一张一张刻盘。赶上乐队巡演，我就周五走周日回家，第一次是去⻓沙，觉得这不跟那个 VCD 里边的外国的一样，背着琴上火⻋站。2004 年底我已经做了赌⻤乐队，后来我就离开了 Gala。

2005 年我认识了后海大鲨鱼，是全世界最纯洁的那种认识。那晚故宫西门的老 what 酒吧演出，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个后海大鲨⻥，我觉得看这名字肯定是一帮二次元的小女孩。没想到人家一上来就特带感，我印象特深。他们第一张专辑比现在更生猛。几个乐队演完一块儿在⻔口呆着，拿一瓶⻘岛啤酒，互相瞎聊天，问对方喜欢什么乐队，这就算认识了。

我这人晚熟，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有点儿正形儿，之前就是瞎玩想干嘛干嘛。我高考报考过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过了但考试分不够，我一拍大腿，觉得上大学这事跟我没关系了，没退路了，那就干乐队干到死就完了。后来去美国上学学摄影，就觉得玩摇滚玩腻了，想干点儿更高雅的。我走了以后赌⻤乐队就停滞了，我回国又把这个乐队重组了起来。

乐手离开乐队分为几种，我去上学了大家都祝福我。还有的离开是因为我烦你你烦我没意思，要么就是没钱大家一拍两散都不用做了。

我 2018 年加入的后海大鲨鱼，我一进来变成了一瓶胶水。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加入乐队就是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觉得他们音乐好，甭管你们变成明星还是解散了，但是我在历史上我融入过他们，参与了新歌传统工作。后海大鲨鱼的制作周期比较慢，18 年到现在就做了一首歌，也挺好。大家没事儿也一起排练，一起玩，不是每次见面都是为了创作那种，就是高兴。

我倒不怕上电视，但曹璞跟我说，他很怕那种出去吃个饭谁都认识他的感觉。我就说这也没什么啊，让别人听听你做的音乐，又能上个电视何乐不为呢？我这人就不爱紧张，但上《乐队的夏天》我是真有点紧张，录节目的印象是一天采访你八个小时，“大家好，我们是后海大鲨鱼”这话一天要说二十遍，平均我去录一期回来能瘦六斤。

我本科是英语专业，毕业后一直边玩乐队边做兼职翻译，翻译欧美音乐杂志乐评、瑜伽、电脑游戏和心理学相关的书籍等等，只要感兴趣的都会去做。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巡演路上时，很多翻译活就去网吧完成。

2009 年开始，我上了两年班，做图书编辑。顶头上司是我高中同学的大学同学，她罩着我，说玩乐队不影响工作进度就行，那时的我，出门书包里就总装着一摞稿子，火车上、飞机上看。

之所以去上班也是为了让家里父母放心。爸妈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是英文翻译，他年纪很大（60 岁）才有了我，对我期望挺高。但后来我还是把生活重心逐渐放在了做乐队上。父母见我用心并且快乐地做着这件事，也就很支持我。后海大鲨鱼有一次在朝阳公园的音乐节演出，我爸还去看了，我演完收拾东西满处找不着他，发现他在电子舞台那儿看，特逗。

第一次开始练吉他的时候是邻居发小教给我，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是初中同学借我的两盘磁带：《梦回唐朝》和《黑梦》，也是这位同学带我去的打口店，我买的第一张打口是 Dio 的《Strange Highways》。特别喜欢他，虽然完全做不成他那种音乐，但磁带我一直留着。

花儿乐队吉他手石醒雨，当时还没加入花儿乐队，我们同一个初中，他在我隔壁班，他和我班上三个同学组了乐队。我老去看他们排练。觉得电吉他的声音太好听了，就一个学期没吃中午饭，攒了零花钱买了一电吉他，还有 zoom505 效果器。就开始听歌扒带，下意识地参与到摇滚乐当中了，继续也买了很多打口磁带。

在这个打口店，我结识了未来乐队的吉他手曹璞。

组乐队必须所有人都劲儿往一块使，这乐队才能成。

我大二参与组建后鲨，开始是我跟付菡、曹璞，还有我一个高中同学曹轩，他打鼓。曹璞把我跟曹轩叫过去的，因为我们仨都是在打口店认识的，曹轩和曹璞又是邻居。当时乐队没有贝斯手，所以我就换了个乐器试试。

之后小武加入了，大家就是心无杂念地玩乐队，乐队排在生活第一位，比上班，搞对象都重要。

印象中有一次和曹璞一起骑车，从垂杨柳去酒仙桥看便利商店演出。当时觉得太远了，回来时候都迷路了，越骑越黑，路边没有了路灯，只有大铲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反正那时候特认真地看别的乐队演出、学习，小武那时候还会用DV录乐队现场，拿回家一遍遍仔细研究。现在网络太发达，一切都太方便，得到的太容易了。

刚开始排练一排就排六七个小时，排完回来宿舍同学都刷牙洗脸了，我自己刚开始上自习写作业。

2009 年我们去美国巡演挺难忘的，我们跟王梓（他当时在的赌鬼乐队），还有刺猬，从洛杉矶出发北到西雅图，最后到纽约。“美式金杯”，车上坐了三个乐队，11 个人。后备厢里乐器多到得拍张照片，每次演完出，必须按照片的顺序拼装后备箱才能盖得上。

乐队经历过各种吵架，我一般都是劝架的那个，付菡跟曹璞有矛盾的时候，她会让我跟曹璞说“你让他把吉他声关小点儿”，他们俩因为一个和弦掰过面呢还（笑）。

做摇滚乐最吸引我的就是可以有丰富的想象力，不受限制。做音乐永远能有让你惊喜的、新的声音出来，感觉永远没有尽头。第三张专辑有一个特别怪的歌《88 奥林匹克》，歌里我们用嘴模拟一个地鼓的声音，大家一块“嘀”，这种玩法特别有意思。

第二张专辑之后，乐队经历了挺难的一段，大家都有点迷失方向了。我特别喜欢第二张专辑，崇尚形式感，有好多电子乐成分。但付菡反思自己是不是需要跟听众有更多的交流，但又要求歌的艺术性、呈现形式。最后第三张《心要野》，我觉得做到了两者兼顾。

17 年以后，我经常去国外看大型音乐节，听不同的乐队，新的音乐，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

这两年我们可能又要再去经历这个过程了。包括人员变动，但我知道，想太多这些都没用。我喜欢不断迎接挑战。

我在后海大鲨鱼的第一场演出是 2018 年 12 月，我们去哈尔滨。后海大鲨鱼的舞台全是人，我没演过台下全是人的，感觉那个爽啊。

我之前没听过后海大鲨鱼，2018 年中后鲨招鼓手，我是旅行团乐队的彪子介绍过来的。来后海大鲨鱼之前我上过班，当了 5 年行政管理。我是喜欢打鼓，并不代表我一定喜欢乐队的形式，那时的想法是我只要能继续打鼓就行。

我是辽宁人，东北人处理学习不好的孩子一般都是要么送去当兵好好磨练磨练，要么直接送去工作。我学鼓是因为小时候学习不太好，家里想让我去当文艺兵。我舅老爷是艺术馆的，觉得架子鼓这活儿比较冷门，竞争小，建议我学学试试。正赶上我妈去商场买东西兑奖券中了个冰箱，她直接给退了，添钱买了一台国产的二手鼓，让我学。

我真正喜欢上摇滚乐是在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做文艺兵的事已经黄了。舅老爷就在家教我打鼓教我乐理，但他没跟我讲过鼓跟音乐的关系。我 93 年开始学鼓，五年级才在音乐里听出来里头有鼓。初一在中国金曲合辑里听到了窦唯的歌，只有一首《噢，乖》，歌手名字还被印成了宝唯。听完感觉太奇妙了，没法用语言形容，我特意去音像店问，老板也没看懂。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哥们儿告诉我这是黑豹的主唱，我就去买了一张《艳阳天》，稀里糊涂地听了。

好多人说音乐可以拯救一个人，对我而言，它确实像一种精神支撑。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背吉他的男的，我长那么大从来不主动跟陌生人说话，那天我就冲上去就跟他聊。他说他是什么中专艺术班的，我跟我妈说要去那学校，你帮我报个名。结果一去，发现班里有七个吉他手。

我是 2000 年 12 月份来的北京，不到 20 岁，其实也是因为巧合。那时候我在中专组了个乐队叫“自由人”，最后这个自由人换了无数人，所有人都不是原班人马了，后来我又做过别的乐队。来北京是一个同学打电话找我过来当鼓手，但后来我俩因为一些事儿就不在一起玩儿了。又有人介绍我去别的乐队当鼓手，那个乐队偏英式，新浪潮，他们是 99 年新成立的，但 2000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成熟作品了，签了公司准备发专辑。

来北京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要出唱片了，跟我在外面飘了几年一回学校看见七个吉他手的感觉有点像。夸张点讲，过马路我都加倍小心点，感觉自己真的梦想成真。但这事儿的结局也不太好，2001 年本来我们准备要录四首歌的 EP，正踌躇满志呢，结果 2003 年 2 月非典来了，大家都得歇着，过后就面临着音乐环境变化对唱片的冲击。乐队专辑也没发，一直这么耗着，偶尔演出。最惨的时候，二十多块钱就出去演一场。

2007 年乐队不做了，我去旅行团面过试，失败了。后来我去了一家台湾人开的公司，做了两年多企划宣传。那个公司倒闭之后我就又回东北了。一开始想去音乐学校做个老师，后来正赶上一个朋友开了个音乐教室，我就去那了。那时候觉得自己青春期全都浪费了，但那两年有一个好处，我能特别专注地练鼓。